“课改局长”郝金伦

郝金伦所憧憬的课程改革,是要达到一种状态:孩子们对学习乐此不疲,不是为了考上好大学,而是出于对真理的迷恋。这是一种充满浪漫主义味道的愿景。

作者:文∣本刊记者 李少威 发自内蒙古乌兰察布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8-29

   8月10日晚上9时,内蒙古集宁一中,四周寂静,弯月如钩。这是一所著名的中学,校长李一飞是教育界耳熟能详的改革者。
   郝金伦坐在操场旁的台阶上,良久无语。“徒有羡鱼情”了,在他当了3年教科局长的河北涿鹿县,同样的改革已经在上一个月以覆没告终。同时结束的,是他20年的官场生涯。
   音乐突然响彻校园—下课了,郝金伦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说:“我对当官,不再留恋。”

   改革的原点
   7月5日开始,涿鹿县委叫停了全县教学改革,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只有郝金伦一个人回不去了,他说,明知其错而为之,这个局长是不能干的,“我不去领导这项工作”。7月12日,他以一篇满怀孤愤的辞职演说,告别从政。
   那么,“原点”是什么?
   2013年8月,郝金伦被任命为涿鹿县教育和科技局局长,他开始深入学校走访和观察。从政17年,郝金伦早已听过许多关于基础教育问题的言论,只是不在其位,一直没有亲身体会。“深入考察之后才发现,问题之大,触目惊心。”
   在心头造成最大震动的是,他看到了孩子们对读书的恨意。
   “孩子们学得非常苦,不是艰苦奋斗那种苦中有乐的苦,而是在内心里就充满厌倦和厌恶,拿着课本,味同嚼蜡,目光呆滞。很多学生在高考完了会撕书,撕碎的书从楼上往下扔,下雪一样,因为他们恨那本书。”
   教育是被异化了的教育,一切价值都被歪曲成了考试。“教育是应该成就一个人的一生的,要让孩子的心智、道德、成绩、思维全面发展,但现实则是,考试是唯一目的,其他一概不论,读书是为了考高分,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对象,让你爹妈高兴。”
   他认为,“这个事情非常罪恶”。
   尴尬的是,即便是异化的教育,逻辑上也无法自我实现。“学得苦也好,功利也好,如果最终结果能考个高分,也算一码事,问题是成绩还很差。”郝金伦说,“2014年高考,涿鹿中学800多学生,只有3名应届考生达到一本分数线。”
   因为本县学校高考成绩不好,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了外地上学。衡水中学、张家口市一中、石家庄二中、武邑中学等郝金伦眼里的“超级中学”,吸走了涿鹿县的优质生源。家长对好学校的寻觅和外地学校对好生源的需求,互相加强,年复一年地累积着涿鹿的基础教育困境。
   教育的问题还直接加剧了民生艰难。涿鹿县,8成人口为农民,经济不发达,但许多家庭却把孩子送到外地上学。“学生外流意味着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在我们当地念高中,3年只要不到3000元学费,到外地最少需要3万元。”
   郝金伦在想,从逻辑关系上说,学得苦就注定不可能学得好。“天天愁眉苦脸,看到书本就像看到仇人,能学得好吗?”
   上任不久,他就下了决心:非改不可。
   2014年春天,河南西峡的“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进入了郝金伦的视野。反复考察、研究、权衡之后,他认为这是一个趋于成熟的模式,可以引导孩子们独立思考,享受学习的乐趣,形成对真理自觉热爱和探索的精神。同年,引入“三疑三探”的课改大幕拉开。
   为了显示对改革的决心和信心,郝金伦还把自己在正定中学念书的女儿转到了涿鹿。

   郝氏愿景
   起步是艰难的,郝金伦对参与课改的干部、校长及教师说,要做好思想准备,迎着骂声干,干到掌声起。
   “但凡改革,都充满争议。一开始不被理解是所有改革的共性;所有人都说非常棒,好得很,你就弄去吧,这不叫改革。”
   我和郝金伦见面,是在集宁一中的大礼堂外一处僻静的角落。礼堂内正举行着“第六届中国学习与发展大会”的开幕式,2000多名全国基础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聚首于此,分享教育的理念与技术。
   在这样的场合里,他的思考和实践都能得到共鸣。事实上,他关于教育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教育的价值认知,在主张改革的教育界人士当中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然而,有一个悖论也不得不正视:按照郝金伦们的观点,应试教育在结果上只能是“毁人不倦”的,然而,指出问题者几乎全部脱胎于所批评的体制,自身似乎并没有被毁掉。
   “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想说,有这么严重吗?”郝金伦显然已经思考过这一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动态恶化的过程。
   “2010年以后,应试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比起我们20年前,教育对孩子的伤害倍数增加。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虽然考上大学比现在更难,但应试氛围也没有今天这样极端。现在各个地方,都是学校大楼盖得越来越威武雄壮、豪华气派,而教育手段却在变得越来越原始,就是简单的大水漫灌。”
   这个农民出身的基层改革者,打了一个农民式的比方:种庄稼,玉米、小麦、稻子,你要根据它们的特性适时浇水、施肥和管理,如果只知道浇水、施肥、浇水、施肥,就把庄稼都弄死了。
   “学习也是这样,要符合科学发展观,不能提前透支孩子未来的潜力。”他说,“你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幼儿园的孩子听妈妈讲书本里的故事,眼睛是放光的,如饥似渴。到了小学,低年级还能保持兴趣,高年级就开始眼神迷离。初中已经完全不在状态,高中阶段则已对学习没有兴趣,只不过为了高考不得不学。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幼儿园小学化,小学中学化,中学拼命化,大学幼儿园化。到了大学,学生就不学习了,像孩子一样玩游戏、看剧、逛淘宝。原因就在于,基础教育阶段过度的灌输和应试,提前透支了他对学习的热爱。”
   他坚信,教育是要让不同的人变得更加不同,而不是越来越趋同。“发挥孩子们的天赋,让他们各得其所,就是教育的理想境界。而现在一张卷子评价几百万人,这肯定是不对的。”
   郝金伦所憧憬的改革,是要达到一种状态:孩子们对学习乐此不疲,不是为了报答父母,不是为了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对象,而是出于对真理的迷恋。
   这是一种充满浪漫主义味道的愿景。

   戛然而止
   两年时间里,郝金伦处于一种激情充沛的状态。他认为,正因为教育存在问题,他的存在才有价值。
   这个过程很折磨人,舆论压力、矛盾调节、利益平衡、政治适应,每一步都让人心力交瘁。他说,改革就像推着一辆车上一个陡坡,把这个坡爬完,就来到一条水平线,车就不会再滑下去。
   就在即将到达坡顶的时候,车却翻覆了,一夜之间掉回山脚下。7月5日,200多名学生家长到县委聚集,要求罢免郝金伦,县委随即决定全面停止课改。
   “三疑三探”课堂模式的大力推广者、北京师范大学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坚说,郝局长本来是基层教育改革中的让人充满期待的官员,这个结果实在让人惋惜。
   “三疑三探”课堂模式分为四个环节—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拓展运用,在此过程中,老师的课堂权威角色被弱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彰显,不同成绩层次的学生在合作学习中发挥不同的功能,互相启发和深化。
   部分家长激烈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老师讲课太少,不能体现高考导向,无法增强孩子们的高考竞争力。
   在此之前,在涿鹿的街头巷尾,骂课改和骂郝金伦,“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他继续毫不退缩地推进,并以王安石的“三不足论”自勉:“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至今他仍然认为,课改被停止不是因为课改失败,相反,课改的成效已经显现,社会上“掌声渐起”。在他看来,课改不但让孩子们学得快乐,而且同时提高了应试能力,两全其美。
   涿鹿县2016年的高考成绩可谓“辉煌”,这从新闻报道以及政府文件中都能得到明确的印证。以涿鹿中学为例,2016年高考一本上线的学生数量增加到93人,其中应届58人,这是建校以来的最好成绩。为此,张家口市教育局还在6月24日向涿鹿中学发出了贺信,该校在转发贺信的行文中称,“成绩诠释一切,奇迹证明实力:三年前我们以最弱生源,实现三年后的强势崛起,涿中人有能力化普通为优秀,低进优出,璞玉成器……”
   未能形成共识的是,成绩的取得究竟是否应归功于“三疑三探”,对此人们众口纷纭,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回答。一项改革推行,所改革的领域迅速取得被各方承认的成绩,但这项改革同时被激烈否定,结局呈现出来的矛盾,比改革所要解决的矛盾还要复杂。
   郝金伦这边,显得有些形单影只,因此他有一种被抛弃的孤愤感。“我为涿鹿所有家庭的孩子捧出我滚烫的心脏,有些人却视为狼心狗肺。”
   他认为自己推动的改革是得人心的,不满意的只是少数人,然而人们惯有的看客心理,决定了那些占据大多数的受益者都不会站出来说话,于是,极少数人所制造的“沸反盈天”局面,摧毁了一切苦心孤诣的努力。
   这个只带着一本《红楼梦》入仕、三句话里一句诗的43岁男人,如今听到Beyond的摇滚乐曲还会“热血沸腾”,骨子里,他并不是一名官员。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N-南风窗
   H-郝金伦

   N:改革过程中,你感觉最孤独的是什么时候?
   H:就是课改被叫停那个晚上,从睡梦中惊醒,坐了起来,心里很悲凉,感觉自己一片赤诚,但别人不珍惜。
   N:你流过泪吗?
   H:没有,一直都是兴致盎然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虽然难,但它是对的,这样一想,所有压力都能得到平衡。唯一一次落泪就是辞职演讲那天,说到我和同志们共同浴血奋战的情景,看到下面的老师校长们热泪盈眶,我也有大约两分钟左右泪光闪闪,哈哈。其他时候,被冤枉被指责或者有困难,都没有流泪。
   N:对于你的改革,涿鹿以外也有不同的声音。
   H:有,比如熊丙奇说我这是行政干预。我只能说,在书斋里坐而论道很容易,但他不明白基层情况的错综复杂。一个局长如果对改革立场不坚定、态度不鲜明,暧昧模糊,摇摆不定,(改革)一下子就会死掉。事实上,我的改革是专家们和骨干老师们引领的,我就是负责给他们提供好的舆论环境,排除困难,给予资金保障,做一个后勤部长。
   N:也有人说,你是外行领导内行。
   H: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我没有教过书,所以才得以在一个密切的旁观者的角度发现很多问题。我当了这么多年乡镇书记和团委书记,练就的一点就是犀利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这决定了我可以办好这件事情。你让我去上一堂物理课、数学课,我上不了,但我知道模式的问题在哪里。
   N:“三疑三探”起源于南阳西峡,你怎么认定它是一种好的模式?
   H: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全面了解和评估。我说一个简单的事实,西峡县的学生,有600多项国家科技发明创造专利,我们涿鹿是多少呢?没有。
   N:课程改革涉及的相关方,学生、家长和老师,你认为他们对改革的态度如何?认同改革的能占到多大比例?
   H:多大比例没有统计,从少到多,不断在增加。
   N:那么到了后期,能占多数吗?
   H:能,绝对能,而且是压倒性多数。
   N:那为什么最后却是这样的结局?
   H:主要原因是基层政治生态里的利益纠缠,但我不便多说。至于老百姓方面,你觉得200多个家长能代表涿鹿县的民意吗?举个例子,在我这个局机关,100来人,他们年底有一次绩效工资的发放。100个人中有5个人觉得不公平,你就会发现机关那段时间非常乱,这5个人就能把房顶弄翻。另外那95个人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会站出来为领导说句话,说领导是对的,你们别闹了。没有这样的人,只有领导自己去面对这5个人的指责和谩骂。这个例子适用于“三疑三探”改革。有记者去采访家长,有的家长号啕大哭,说这件事很可惜,哭完之后又说,你不要写我的名字。有人落水被救,救人的被淹死,被救的上岸就回家了,警都不报,这种事还少吗?
   N:这种状况是不是让你很失望,有没有一种不值得的感觉?
   H:我对普通百姓都是很耐心的,民智待开,但需要时间。我辞职原因主要就是对改革叫停的失望,不是对老百姓。
   N:你已经在官场工作20年,不应该现在才认识到这个问题。
   H:这种感觉是慢慢加深的。起初在乡镇,在团委,都没有激烈的改革,当你做一件事对他们而言是无关痛痒的,他们就不会管你,只有真正危及利益才会爆发出来。
   N:改革被叫停之后,相关的官员有这类表现吗?
   H:我的两个同事,原来都是我推行改革的左臂右膀,并肩作战的,在改革被叫停之后马上倒戈,加入了对我的批判。我说你们怎么能这样见风使舵,他们说我们能怎么办。我说你们应该和真相保持一致。我能理解他们,但我的性格是,看不惯的事情,总要拍案而起。
   N:我很好奇,你这样的性格却在大学毕业后从政,当时是一种自主选择还是被动分配的结果?
   H:有个工作就干了,没想那么多。事实证明我不适合仕途。很多人说我政治不成熟,我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N:但还是坚持了20年。
   H:坚持到现在,是因为党的干部中大部分还是忠厚而有党性的,有很多领导做出了让人非常感动的事情,代表了共产党员的风骨。
   N:出来以后去哪里?20年从未离开体制,还能适应外界的工作吗?
   H:去哪里还没有想好,面对社会,我能驾轻就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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