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共识”落地,需要企业家精神

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为了推动“杭州共识”的落地,中国政府也会一如既往的提倡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作者:文∣本刊记者 赵义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9-30

   2016年9月3日,前来杭州参加G20领导人杭州峰会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访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并与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共同开启“天猫国际——加拿大馆”。
   作为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G20杭州峰会最终形成了“杭州共识”。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孤立主义、排外、民粹主义等情绪上升的背景下,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注重结构改革、注重协调行动、注重扩展经济新边界和包容性增长的共识,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次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形成共识不容易,转化为落地的行动更不容易。正如与会的各界人士普遍谈到的,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尤其是企业界形成合力,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重视和付诸实践的共识。

   变革的柔性力量
   为什么这么说?翻翻历史我们就知道,不论一国还是世界,当社会矛盾和冲突积累到一定时刻,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就变得迫在眉睫,所谓“有产者”往往就会成为问题的焦点。最激烈的变革形式,人们都熟悉,就是充满暴力色彩的革命或者以广泛动员出现的社会运动为基本特点的暴力色彩较低的社会运动。其次就是各种改革行动。比如美国大萧条时出现的新政,开启了美国的“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政府通过税收、政府开支、社会福利,“压缩”财富两极分化,让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并培育了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些改革行动虽然不如革命那么“暴力”,但博弈和斗争过程其实也是非常激烈的,极大的考验着政治家和社会的神经。
   在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时刻,人们当然会期望能够通过较为和平的变革行动走出一片新天地。各国政府如何“变法”,暂不在我们此次讨论之列。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必须把发挥企业家精神也列入关键时刻的重要选项。无论是哪种方式的“变法”,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强大支撑,这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杭州共识”,同样也是如此。
   在过往的讨论中,人们已经把企业家和我们习惯称之为老板、土豪和有钱人的那些群体区别开来。关键区别就在于有无企业家精神。并且,企业家精神与有钱多少并不画等号,很多时候在广大的普通人身上都会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我们还要注意到,哪怕是一个后来的富可敌国者,他身上企业家精神最为蓬勃的时候正是当年开始打拼的时候,正是企业家精神让他取得了后来的成功。也许他成功后会用各种所谓“成功学”来解释、美化甚至神话自己,但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当初他默默无闻之际,那种带来巨大变革效应的企业家精神才是真正可贵的。
   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为了推动“杭州共识”的落地,中国政府也会一如既往的提倡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原因如果从大的方面说,主要取决于两点:
   一个是中国现有对国际体系的基本看法。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这决定了,中国推动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将是充满软性力量,注重共赢,以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等为主要形式。这种柔性的变革,不仅仅体现在首脑们共同办公的会议桌上,更体现在包括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力量的“日常”运作的细节之中。变革的理念的实现,也就需要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企业家精神虽然被称之为创造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且不说本身带有建设性,就其变革的温和程度而言,也不是其他变革形式能比的。当然,这不包括那种竭泽而渔式的财富掠夺,这根本就不是企业家精神。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国内的改革和发展议程。对中国经济来说,新常态下,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方式已不可持续。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化解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改革的要义是,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协调发展。为此,中国政府积极推广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创新,力图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要实现这个根本性转变,同样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破坏”。

   金字塔底层的财富
   除了上述宏观层面的背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更体现在挖掘新的有效需求,扩展经济的新边界上。值得注意的是,G20峰会不仅关注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对新技术、新业态、新形态对社会的冲击的一面,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也是政府和企业形成合力的一个生动体现:政府和企业虽有合力,大方向一致,但各有侧重点,尤其是政府,必须更加留意和纠正新旧增长动能转换之际,减少对社会的冲击。
   在G20工商峰会上,有嘉宾就提到,过去7年来贸易的增长只有2%到3%,而在此之前是7%的增速,短期措施并没有真正解决长远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强调自由贸易,但却未能从精神高度(如不平等的问题)去考虑。在这样的背景下,滋生出大量的民粹主义思潮,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如果没有平等的分配和包容性体制性的安排,那么它的好处只能被少数人获得。”
   以互联网为例。谈新旧增长动能转化,已经离不开互联网这个关键的技术变革。这次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是中国的工商界最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一次。在B20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接受了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递交的《2016年B20政策建议报告》。担任B20各议题组主席、联合主席的15名中国企业家中,人们看到了马云和李彦宏的身影,中国“BAT”三巨头中有两位。
   根据工商峰会透露的数字,中国有6000万中小微企业,其中有将近1000万的企业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创业和创新的。中国在2015年通过电子商务带来的直接就业有1500多万人,间接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此时,互联网巨头企业不仅是一个盈利性的经济组织,更是一个社会基础设施的准公共平台。作为一个社会基础设施运营商,其社会发展的最大功能其实就是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让人们的创业和消费变得更加便捷有效。这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本质。
   但这个本质和互联网巨头作为一个企业的所有作为并不能画等号。不然也就无法解释有的互联网巨头对于有益于社会的创新的扼杀行为,无法解释本来是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互联网金融何以会出现那么多的非法集资和诈骗犯罪。发扬企业家精神,对互联网企业来说,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功能,缩小而不是扩大一国之内和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并通过加大降低交易成本,为中小企业这个就业的最大稳定器提供强大平台。
   中小企业创造了G20国家50%的GDP,也创造了近3/4的就业机会。如何让中小企业能够深度参与全球贸易和价值链,是这次工商峰会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在提交给习近平主席的政策建议报告中,有一块很重要的内容是孵化跨境电子商务规则,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等方式,促进跨境电商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帮助中小企业乃至个人利用互联网参与全球经济。
   危机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正如互联网经济的本质以及帮助中小企业的实践所昭示的,新旧增长动能转换,不是人为培育几个所谓的巨头,而是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参与到经济的增长中来,实现包容性发展。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正是通过创新,为之打造出在商业上可持续的模式。通过挖掘新的更丰富的有效需求,企业家也会为“金字塔底层的财富”的涌流打开“方便之门”。
   管理学者C.K.普拉哈拉德在《金字塔底层的财富—在40多亿穷人的市场中发觉商机并根除贫困》一书中,曾经提出了一个概念:“金字塔底层”(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BOP)。他认为,很多企业长期受到20/80商业原则的影响,从来都是嫌贫爱富,不会把穷人当成自己的客户,仿佛占总人口80%的金字塔底层不存在商机。其实,从BOP发掘商机,不仅能从一个相对空白的新兴市场中获得丰厚利润,同时又能帮助BOP真正摆脱贫困,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
   中小企业在很多人比如大银行眼里,兴许也是“穷人”。但李克强总理曾经在一次视察的时候,专门向一位银行负责人推荐看加拿大作家阿瑟·黑利的《钱商》。阿瑟·黑利花两年时间深入银行采访得出一个结论,即银行服务小微客户能获得更长久稳定的回报。
   不仅普通人的命运会得到改变,企业家自身更是会获得一次真正改变世界,让自身价值得到最大发挥的机会,这可能是“杭州共识”所预示的一个新时代到来之际,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髓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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