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和更好的世界

诗歌是释放生命的一个梦想,让普惠金融在中国开花结果是唐宁的梦想,这样的梦想促成了宜信在普惠金融探索中的一个个创新实践。
 

作者:文∣本刊记者 李少威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9-30

   9月初召开的杭州G20峰会,是中国第一次以全球经济治理主导者的角色登上世界舞台。作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峰会审议通过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国际公约”——《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
   局部地看,这是中国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以先行一步的经验,为世界普惠金融发展提供行动指引;而在宏观上的意义,则是中国所代表的一批国际秩序的被动适应国,正日益深入地对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提出参与要求。
   国际秩序的基础没有改变,“一切靠实力说话”仍是心照不宣的法则,中国在普惠金融领域的话语权,来自于国内相关机构长期的创造性实践。

   今日世界与普惠金融
   G20峰会与金融关系密切,首届G20峰会2008年在华盛顿举行,目的就是为了应对2007年始于美国、次年弥漫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
   从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G7,到90年代俄罗斯加入后的G8,再到2014年俄罗斯被踢出去之后恢复为G7,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其它国家被排除在外。
   直到2008年,西方才第一次承认继续使用一种小圈子内的排斥性规则安排,已经无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存在了9年的G20才从一个各国财长的清谈场所变成一个集体行动组织。当年,第一届G20峰会召开,西方发达国家终于放下身段和发展中大国坐下来一起商量。
   杭州峰会出现了更大的变化,作为主席国的中国邀请了更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参与,进一步冲淡G20的“寡头俱乐部”形象,设身处地为发展中国家着想。
   发生在全球经济权利格局上的变化,和金融行业的格局嬗变逻辑上非常相似。
   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金融行业更加青睐在社会上处于经济优势地位的企业或个人,就商业法则而言,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而传统金融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服务对象,是因为他们有更清楚的信用资料,更强的财富增值能力,这也就决定了作为传统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其他金融企业承担了服务另一部分人群的责任。
   然而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理想,都不是丛林性质的。既然商业本身也是一种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手段,那么它除了专业规则,还应该有伦理规则,除了追求效率最大化,也应该有一种机制来回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渴望。
   于是在中国,“普惠”和“金融”这两个原本矛盾的词汇,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日渐普及后连结在了一起。唐宁在2006年创立宜信,率先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既把“让未被覆盖的人更好地获得金融服务”的所有努力统一起来,又赋予金融以人文价值。
   一开始,人们对这一概念“云里雾里”,有宜信员工甚至表示“没法向家人解释清楚自己是做什么的”。仅仅数年之后,普惠金融在实践层面取得了系统性的经验,被国家纳入金融发展战略。“宜信数字普惠金融案例”(“CreditEase: Taking Inclusive Finance Online”)被哈佛商学院收录。由此成为了第一家两次被哈佛商学院案例库收录的中国金融科技企业。
   在过去10年里,中国对普惠金融的探索是丰富而立体的。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曾表示: “对普惠金融的界定就是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要让这一部分人群能够获得这些金融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和产品是多样化的。”产品的创新,离不开对风险的把控。作为普惠金融早期成功模式的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过去数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风控模型的属地化和非标准化特点,基本上将其适用性限制在了本土范围内。而中国的普惠金融使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建立的信用评估和风控体系,符合了国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共同规律。随着世界各国的重视度与日俱增,普惠金融顺理成章走进了G20的议事日程,《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应运而生,宜信公司首席战略官陈欢作为业内专家也参与到制定过程中。

   “高级原则”的宜信解读
   “高级原则”包含8项原则,66条行动建议。其中的8项原则高度概括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要义,呈现了包括宜信在内的中国金融科技公司的实践成果。
   这8项原则分别是:一、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二、平衡创新和风险;三、为数字普惠金融提供恰当的法律和监管环境;四、扩展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五、采取尽责的数字金融措施保护消费者;六、重视消费者数字技术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普及;七、促进数字金融服务的客户身份识别;八、监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纵观8项原则,人们可以发现,其中既有心无旁骛的实践者的艰苦探索,也有起步阶段难以避免的道德风险教训总结,还有监管者在力度拿捏上的心得体会。原本分散在民间的普惠金融创新,最终被组织成了全世界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的共识和愿景。
   唐宁用4个英文单词,对“高级原则”给出了实践层面的解读。
   Digital,数字化的。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与利用技术实现普惠金融一脉相承。
   Sustainable,可持续的。重点强调风险、创新的平衡,机构的可持续。
   Responsible,负责任的。机构创新过程中对消费者、社会的责任担当。
   Smart,大智慧的。在监管方面,既要有宽容型,又要坚持底线、避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在创新文化方面,需要给予金融创新、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相应的空间。
   这4个关键词,体现着普惠金融从业者对于行业的理性认知。普惠金融,从诞生之初就浸透着人文情怀,但多年的探索也为践行者提出要求:只有高度理性的商业可持续运行,才能最大程度地靠近理想。
   “普惠金融,一个‘普’,一个‘惠’,都指的是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捷性,对普惠金融理解为照顾、优惠,甚至白给是错误的。”在宜信看来,普惠金融在国内、国际上都得到热烈响应的当下,对基本概念的清晰认知显得更加必要,金融的覆盖率和可获得性,而不是慈善属性,才是“普惠”最核心的含义。
   “商业可持续”也是宜信一直以来探索和坚持的路径。陈欢表示:“2005年,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奖,这给金融行业带来很多触动。我当时也在考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商业性的可持续的手段,去做一些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 事实上,早在数十年前,中国已经有过一些由知识精英主导的对广义上的普惠金融的零星尝试,但最终收效甚微,技术条件所限固然是重要原因,未能在理想情怀与理性手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更是问题所在。

   一个更好的社会
   普惠金融仍然是金融的一部分,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没有发生变化,但要有所成就,仍然则需要超越常规的金融商业思维。
   7月26日的宜信十周年诗歌音乐会上,被问及一家金融企业为什么偏爱诗歌时,唐宁给了提问者一个令人动容的回答:“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像一首诗。”
   诗歌是释放生命的一个梦想,让普惠金融在中国开花结果是唐宁的梦想,这样的梦想促成了宜信在普惠金融探索中的一个个创新实践。宜信普惠高级副总裁王威举了2个例子:宜信从个人分散于社交媒体、电商企业的大数据中找到信用痕迹,用来建立高效的信用模型;把拖拉机、收割机、烘干塔等农机具租给农户,在机械上安装传感器,拖拉机开到哪里、烘干塔烘干了多少粮食都可以远程掌握,并以此辅助风险控制。
   通过模式创新,宜信普惠甚至还推出了“活体租赁”业务,突破传统金融机构“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的信用评价惯例。如果农户想要养奶牛又买不起奶牛,他可以从宜信租用。
   科技的应用推动了金融创新,普惠金融也因此发生了一些积极的改变。陈欢指出,传统的方式对申请借款人无法做准确的信用评估与判断,但是通过金融科技的手段、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可以获取客户数字化的信息,比如个人情况、社交数据、过往交易记录、过往使用行为等等,通过综合分析做评估与判断,使得以往没有办法服务的人群有机会获得服务。“所以,从覆盖性和可得性来说,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可以有很大帮助。”陈欢说。
   中国普惠金融在社会信用、技术工具、风控手段、能力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基建”工作,以及在业务模式上的不断创新,一个客观效果是让社会发展成果得到了更公平的阶层配置,让一些在旧有金融秩序下没有机会改变生活的人获得机会。通过一种良性的机制让社会上的“有钱人”越来越多,符合全社会的利益。更多的“有钱人”出现,会让商业机会的范围和深度都不断得到扩展。
   这样的国内金融权利格局的变化,事实上也映射着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资本主义建立的世界体系,将被囊括其中的各国划分为发达国家占据的中心地带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边缘地带,“中心”通过先行优势不断向“边缘”抽取超额利润,而没有推动“边缘”发展的主动意愿。现在这种二元利益格局已经开始扭转,G20杭州峰会所释放的信号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对所有国家都能体现最大限度的公平、各国从共同繁荣中分享红利的全球经济秩序。
   发展局面上和发展逻辑上的契合,或许就是普惠金融能在本届G20峰会上得到重点关注的因由。参与者从中憧憬一个更好的国际社会,也期待一个更好的国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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