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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激活中国“新农民”

农民遇上了金融,被最具前端意义的互联网金融所接纳。此时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袭”小农,而是经过现代知识和生产方式改造的“新农民”。

作者:文∣本刊记者 李少威 发自海南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10-13

   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现代化的掉队者”的代名词。
   这在因果关系上很好理解。直观层面上,现代化表现为“去三农化”,即产业结构上的工业化,地理空间上的城市化,社会身份上的市民化。于是,共和国初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变异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作为边缘的农村服从于作为中心的城市,被长期抽取劳动力、智力和原材料等资源。结果就是,农村慢慢地只剩下“老幼病残”,农民日渐被现代化的舞台所抛弃。
   萎缩的农村,弱势的农民,是中国社会不时发作的隐痛。2000年,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将这一隐痛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形式展示了出来。
   16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农村成为新的创业天地,资源从城市向农村逆向回流,农民不再“掉队”,而是以“新农民”的身份慢慢向舞台中央靠近。
   “新农民”这一身份,需要一个激活的过程。9月下旬,《南风窗》记者跟随宜信普惠前往海南考察“互联网+农业”的发展状况,实地体认了这一过程发生的条件和逻辑。
 
   农产品里的“化学变化”
   农民地位的边缘化,有各种宏观和微观原因,但这些原因最终都导向一个直接原因—收入太低。收入低,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低,绝大部分农产品都无法获得高附加值。
   消费者的购买是为了获得满足,而现代消费行为所指向的满足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使用价值上的,二是心理价值上的。心理价值,是消费品内含的信息。比如名牌包包,在使用价值上并没有显著增大,但其提供的信息支持了拥有相应的经济地位者的心理结构。
   心理价值对价格的贡献,往往数倍乃至数十、数百倍于使用价值,是产品附加值的主要来源。
   往产品上附加文化、心理信息,工业品轻车熟路,但农产品因为消费过程太短暂,长时间里不得其门而入。
   直到最近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在基础设施上最大的变化出现:互联网的普及。这种新式的、自由的信息传播渠道,同时具有时尚、社交、娱乐,以及心理集结功能,更方便于“讲故事”。
   此次的考察对象之一是“洪安蜜柚”种植基地,一个三四斤重的柚子,价格可卖到150元左右。其创立者安烁宇、黄晓玲夫妇,讲了一个“柚子夫妇”的故事,从他们大学时代的恋爱,说到种植柚子遭遇台风的困境,运营初期的困难,致使经济拮据到男方亏欠女方一个像样的婚礼。最终,他们终于培育出质量上乘的柚子,并给它冠以“洪安蜜柚”的名字。这个故事通过互联网传遍大江南北,并被成功地附加到柚子的价值上去。
   在这个故事作用下,作为农产品的柚子,其价值结构发生了悄然的“化学变化”。“柚子夫妇”种出的柚子当然非常好吃,汁多味甜,而且有一股独特的香味,但10倍于普通柚子的价格,显然并不完全来自于味道。
   任何关于商品的故事,都是一种宣传,对此,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消费者是清楚的。然而人们还是乐于为这种宣传埋单,这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不无关系。与从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介获得信息不同,人们接触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时,有一种“主动选择”的感觉,因而在互联网上讲故事就更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振。
   所以进一步说,互联网是便于小人物“讲故事”。褚时健种褚橙,也是依托于自身的故事,但其成功主要取决于他本身的社会影响力(他早就是一个大人物),而对互联网本身的特点依赖较小。
   这是柚子夫妇与褚时健的故事的区别,这一区别提醒我们,互联网有一种权利平等化的功能。
 
   农业与普惠金融
   在互联网上讲关于情怀与理想的故事的创业者,一般都是为了吸引资本的垂青,而这些创业者,大多分布在工业或服务业领域。
   农业创业者和工业、服务业创业者讲故事的逻辑是截然相反的。后者是告诉掌握资金的人,你给我钱去干,我就可能生产出一个卓越的产品;而前者则是在已经可以生产出一个卓越的产品之后,通过故事来弱弱地试探“能不能给我钱去干”。
   农业创业者的故事往往乏人接招。一方面是因为往农产品上注射情怀难度更大,另一方面是则缘于农民长期游离于金融服务之外,其信用更难把控。
   宜信公司总经理助理薛大广这样概括农户难以获取金融服务的原因:“他们所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小,从几千元到几万元,而且他们又没有抵押,没有担保。”
   这意味着,向农户以及其他地位相似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大,回报小。即便有金融企业愿意做,也必须正视其半公益性质,弱化资本生利功能,而将提供服务本身作为重要目标。
   让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平等化这一动机,在中国催生了普惠金融,此次考察的组织方之一—宜信普惠,在该领域已有10年实践经验。普惠金融服务得以持续地开展,同样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拓展了服务的可达性,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创造性地建立了针对信用记录薄弱者的评估手段,降低了评估成本。
   于是,“普惠金融”前面又多了一个定语:数字。
   宜信在普惠金融方面,既有公益金融宜农贷,主要面向“绝对贫困”地区,如中国西北的一些偏远乡村。同时也要走商业可持续道路,注重对客群能力建设的培养,此次在海南的实践,更是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海南优质农产品品类丰富,农民生活条件较好,对于他们而言,更急迫的需求是如何利用好资源优势,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展销路,实现更富裕的生活。
   宜信从中看到的是农民的另一重心愿,即进行现代化的补课。他们希望在一种外力扶持下,将农民边缘化时代失去的时光抢回来,快速融入现代社会生产体系,不再“掉队”。
   对应这一需求,普惠金融产生了另一种实现形式。2014年12月28日,宜信与海南省大型国企海南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海南股权交易中心揭牌运营,旨在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规范化运作、权益类资产交易、融资等需求,帮助其在市场上立足及持续发展。
   “柚子夫妇”就是股交中心成立之后的客户,受益于依托宜信的P2P龙头地位而搭建的众筹平台。他们拿出一部分柚子,在宜信“指旺理财”上发布众筹信息,提前将未来收益变现,众筹7天,金额达到六万余元。夫妻二人,负责销售的妻子黄晓玲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心里踏实,而负责生产的丈夫安烁宇则侃侃而谈他数倍扩大生产的雄心。
   大青枣、蜜柚、牛奶莲雾……在“指旺理财”上实现众筹的海南特色农产品已有一长串名单。
   牛奶莲雾的创业者邢军对众筹这种金融形式的出现非常感慨:“农产品销售是个大问题,此前我真没想到还有这种销售模式,没想到搞金融的也能卖水果。这种‘互联网+金融+农业’的模式,应该是我们海南农业未来的春天。”
 
   “ 新农民”
   通过互联网,农民遇上了金融,被最具前端意义的互联网金融所接纳,这个过程本身,反映的正是农民地位的变化。
   不过,此时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袭”小农,而是经过现代知识和生产方式改造的“新农民”。“柚子夫妇”是农业专业的大学生,邢军则曾是银行的支行行长,无论是个人知识储备,还是他们对外界的了解与判断,以及社会话语能力,都与小农不可同日而语。
   这意味着农民开始“换人”,换上了一批城市人的同类,能够与城市进行没有隐形距离的沟通和融合。原本专属于城市的现代生产组织方式,开始了往农村的嫁接。
   随着这一趋势的进展,“城乡二元结构”可能在局部地区开始被瓦解,而城乡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也会难以维持。农村从“老幼病残”的留守所,日益转变为智力和资本的富集地。
   在众筹发生之后,谁才是“农民”其实也已变得模糊。农场被划分为一块一块,各自对应着城市里的某个产权意义上的主人,邢军说,这块地挂着你的牌子,它是真实的,它是你的。这意味着,市民和农民,已经在同一个地理空间里共存。
   数据显示,“指旺理财”所推出的农业众筹项目非常受欢迎,以1000%的结果超额完成预期目标的案例并不鲜见,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城市居民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与向往,过去农民身上的价值底层标签已被悄然揭去。这一变化在心理上的发生机制是,在企业家占据价值高位的社会里,人们对农民的认知正在向“农业企业家”过渡。
   传统小农依然大比例存在,但他们也正被这种趋势所改造。
   即将参与众筹的海口市的云龙凤梨基地使用国有农垦地,种植凤梨数千亩,该基地作业机械化,产品包装工业化,所聘用的工作人员,大都是来自周边村落的农民。企业负责人称,将来规模继续扩大,农民可以以地入股,也可以在经过直接的技术培训之后仿效企业模式自主生产,企业会把技术和管理规范进行标准化,便于向农民普及。意欲自主生产而又存在资金难题的农民,照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求助于数字普惠金融。
   传统金融与农民之间的连接很微弱,或许并不仅仅由于前者对后者的单向排斥,而是相互的不信任所致。安烁宇一语道破其中的奥妙:一般的投资人有他的想法,会干涉生产,但宜信不会干涉,还是我们说了算。
   今天的农民,在主体意识上已非“吴下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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