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嬗变,一切都在好起来

他们的言说欲望和行动,恰恰说明他们对媒体人、对我们社会还保留有信任,这种信任也给了我力量,让我在遇到困难时,可以迅速调整,继续投入采写报道,坚守记者的责任。

作者:文∣本刊记者 韦星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12-21

   车站里,返乡的人,多了起来。他们的行李,比往常多了一些:除了行李箱,水桶、电风扇、席子、被子等,也一并被带走。
所有的一切,都悄悄昭示着:2016年即将结束。
   和往年一样,年末,我习惯到车站走走看看。即将过去的2016年里,我曾一次次从这里出发,直接或转乘前往江西、广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以及广东省内各地……
   我对车站有特殊的感情,这不是因为我常年出差,时常和车站打交道的缘故,而是因为无论他是谁,也无论他属于哪个阶层和群体,他都得依托车站出行—即便坐飞机、高铁,也通过车站来转乘。因此,在我看来,车站是观察群体和阶层的好地方。
   于我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车站能让我看到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在春运时都不得不“平等”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拥挤排队进站、买票、上车;焦急排队进入人满为患的厕所;排队购买昂贵的快餐……
   这些画面的出现,让一贯苛刻的我,懂得宽容各阶层里那些并不完美的个体。
   因为在车站,我们看到扶老携幼的他们,看到肩挑背杠的他们,看到亲昵不舍或相互偎依的他们……从中也看到我们自己,看到了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飘零和不易。这时候,我们收回平日那个苛刻的自我,学会给周边的人多点关爱,温暖彼此。我相信,这一刻的观察是冷静而客观的。
   回望曾一次次出发和回归的车站,从一张张黝黑而粗糙的脸上,我读出2016年里,他们曾有的艰辛与坚持—因为全都写在了脸上。但我也看到更多的他们,脸上是轻松惬意和久违的笑容,因为那是一颗颗期盼归途的心,那也是对自身日渐隆起的荷包的宽慰。
   此刻,说起2016年的中国表情,“艰难与希望”我想应该是在全国每个车站里,都可以捕捉到的画面。



   人 心
  撇开因感观而触动内心的画面,接下来,我从2016年的走读、采访、接触和认知,谈谈这一年里,一些具体而微的社会和人心变迁。
   2016年元旦,我在江西余干县调查“重金求子”选题。那时,我来到那两个被称为“诈骗村”的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驱车进入这两村庄,我看到这两村子的房子比其他村庄的房子建得要高、装修得要豪华漂亮很多,这是第一个感观认知。
   第二个感观认知是,村里的车子很多。第三个感观认知是,村里的生活配套很齐全,有夜宵摊、麻将馆、农贸市场—我们知道,在内地,除了集市,一个普通的村子里,是少有夜宵摊和饭馆的,村民宁可自己买东西回家煮着吃,也不会上饭馆吃饭。
   当然,这里也并非所有村民的财富都是靠诈骗起家的。起高楼、建豪宅、买豪车中,也有诚实守法、依靠双手努力挣来的。但我们知道,在农村,致富的生态如果是有人靠歪门邪道起家,它所带来的群仿效应非常巨大,几乎对这个地方的人伦道德带来致命的摧毁,能坚守内心本分的,只有少数。
   余干很多本地人对此深恶痛绝。但也有一些没有诈骗机会的人,甚至羡慕那些懂得通过诈骗发家致富的人,价值观的破坏远比因诈骗给他人带来的财富损失大得多。
   在这两个村庄走访,眼看他们起朱楼,眼看他们宴宾客,也眼看他们和他们的“产业”,在警方的重拳打击后,“分崩离析”、四处逃散……也眼看昔日挥金如土的土豪骗子,被张贴在余干县城的大街小巷进行通缉,接受全县人民的鄙视。
   骗子被抓了,但如果因此认为骗子就绝迹,问题就解决,那是天真的。因为,远没有结束。
   2016年年底,广西警方也对宾阳县的互联网诈骗行为发起总攻、重拳出击。多年来,广西宾阳县也因QQ等互联网诈骗行为盛行而名扬全国。当地人对此也十分厌恶,认为骗子坏了整个宾阳的名声。一些宾阳的朋友说,在外面,他们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自己是宾阳的。

   还是人心
   而在年头与年末之间,因被骗也发生过很多惨烈的故事。比如今年上半年,甘肃乡村教师范银贵,在被骗光23万元的购房款后自杀。
   3个月后,山东女孩徐玉玉,因9900元学费被骗而郁结于心,最终心脏骤停离世。公安部为此发出A级通缉令,来自福建等地的骗子,悉数落马,随之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整治行动。
   同样,在广东揭阳市惠来县,19岁的大学生蔡淑妍,因被短信骗走1万多元学费,选择跳海自杀。
   我们知道,在警方强有力的打击下,很多骗子在潜伏,但一些骗子还在活跃。有时,我们没法理解:为何就不能脚踏实地做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为何非得让自己的富有、挥霍、不劳而获,建立在一帮更弱小、更善良的底层人身上?
   当然,对骗子不能靠说教来解决,打击,唯有重重打击,同时让他们的相貌贴上街头,拉上横幅,让他们的信用破产、身败名裂,才有可能收到一点点的效果。这时,我们欣喜看到官方强有力的回应—这是官方对民生问题的关切与回应。
   这时,面对警方的强有力打击,请不要强调骗子的尊严,请不要说“考虑骗子家人感受”之类的话,不要否认严打的必要性,因为你在强调善待骗子的时候,拿什么来慰藉那些含苞未放就已逝去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拿什么慰藉那位省吃俭用一辈子的乡村教师的亡灵?
   打击罪恶就是善待与维护我们这个社会共同生活的秩序,维护我们社会稀缺的诚信。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是一个让善良的人、让讲诚信的人都活不去的社会。他们应该活得很好,这才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

   理 性
   2016年,无论是徐玉玉、蔡淑妍,还是范银贵,他们的死,都和骗子有关,但也和自身有关—这样说,多少有些冷漠,但不正视这点,我们无法面对真实的自我,也无法解决“被骗致死”之谜。
   剧烈变动的社会里,除需要一颗不害人的善良心,还需要具备一种意识,就是:社会没我想的那么坏,但也不一定有我认为的那么好—因为总有那些利用人性善良作恶的人存在。
   客观说,被骗致死,首先和其家庭贫困有关,因为贫穷,所以抗风险、抗挫折的能力更弱。因此就出现了,在很多人看来,一些“不太大的损失”也可以导致他们首先在心理上活下去,无法原谅和放过自己,这就是经济能力弱“连累”到抗挫折能力的问题。
   其次,他们死于在见识上的自我否定。过去,他们过于相信社会和他人,并在心理上认可了自身对社会和他人的认识能力,但是当这种认识能力遭到现实否定和打击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原来自己对这个社会和人性的认识是错误的,甚至是一无所知。这时他们极度否定自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因为“竟然看不透”、“太笨了”的自责,助推着他们往绝路上走。
   现实是这样的:这个社会没有他们被骗前想的那么美好,但也没有他们被骗后认为的那么坏。如果看不到这点,被骗前、后所带来的极端看法,会在短时内对冲、颠覆,并产生巨大落差,这让自己生活在不断的纠结、矛盾和自责中,似乎唯有结束生命,才能结束自我内心的煎熬,所以他们选择一条令人遗憾的不归路。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个人的内心都足够强大。但他们的死去,给活着的人提了醒:很可能,我们一个不大友好的处理问题方式,或是一次偶发的欺骗他人行为,都足以毁掉一个人,一个家庭。比如前不久,我们的一位同行,因为男友出轨、冷漠,她选择了在婚房外自杀身亡。人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是:父母养育、陪伴了30年的恩情,为什么就比不上一段和陌生人相恋才一年多的情感?

   希 望
   逝者已矣,生者当如斯:行善,关注生命,在乎他人的生死、冷暖,让对方—哪怕是个陌生人,都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或听到我们的关心、祝福和在乎。
   我的走读体验也是如此,2016年,我足迹主要遍及中、西部地区,采访中,我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与波折,但随着采访推进,在我几乎失望的同时,还发现有突破的机会,这无关我个人的能力,而是因为受访者还有对不平事件的言说愿望与行动。
   他们的言说欲望和行动,恰恰说明他们对媒体人、对我们社会还保留有信任,这种信任也给了我力量,让我在遇到困难时,可以迅速调整,继续投入采写报道,坚守记者的责任。
   现实就是这样,它不以个体的喜怒哀乐而改变,幸运的是,面对这个常常让人无奈的世界,更多人选择了宽容与信任。人们还是愿意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在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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