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歌,谁来接着唱下去?

和都市中的群体大致相似,媒介也成了孩子和年轻人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者:孙信茹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1-09

   云南大理,村里的古乐队由老人组成,几乎没有年轻人参与,在继承上后继乏人。
   里面的人急着要出来,外面的人急着要进去。这话,用在石龙这个满是原汁原味民族传统文化的村落,似乎也是贴切的。

 



   断层
   石龙村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坐落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石宝山之畔。近年来,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千年古镇,成为旅行者最为推崇的目的地之一,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石龙也成为人们常常驻足的地方。
   作为从祖籍鹤庆松桂迁居至此的白族人,石龙人不仅保留了白族传统中原汁原味的习俗、节日,更称得上是白族民间歌舞之乡,这里的白族调、霸王鞭、本子曲以及每年春节必唱的滇戏都颇负盛名,且具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
   村里年纪稍大的人对于白族调、霸王鞭都可以信手拈来,每年初二至初六在村中本主庙举行的滇戏表演都由村民自发组织和参与。村民们耳濡目染,文化名人自是辈出。大理州白族调“歌后”李宝妹,CCTV青年歌手大赛原生态组优秀奖得主姜续昌(小阿鹏),白族调歌手李根繁、姜武发、李繁昌、李元吉等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目前,石龙村共有16位非物质遗产传承人,其中1位省级非遗传承人,2位州级非遗传承人,13位县级非遗传承人。村里的李定鸿老人还因掌握传统霸王鞭表演路数最多而被云南省文化厅授予“云南省民族民间舞蹈师”称号,成为云南省唯一获得此项殊荣的人。在石龙,被收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艺术形态有白族调、霸王鞭、乡戏等。
   过去,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石龙村白族文化的承传大多依靠心口相传,这也形塑了白族人特有的天分。一代代,父传子,爷传孙。村里公认唱歌最好的李宝妹,从小就和哥哥一起跟着父亲学白族调。二哥又把白族调传给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姜伍发十二岁开始学习白族调,十六岁参加石宝山歌会。用歌手李根繁的话来说,他从会说话起就从妈妈那里学会了唱白族调。而他的学生李繁昌更是有趣:“三弦就是我的爱情冲锋枪”,可以想象,在过去,弹着三弦,唱着白族调的年轻小伙,也必定是容易让姑娘青睐的。
   过往的岁月里,乡村这个特定的空间就是民族民间文化生成和延续的天然场所。今天,这个空间被打破,乡村的文化逻辑被改写,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似乎成了一个难题。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对于很多人来说逐渐变得隔膜疏远,尽管有一些村民自发展开的民间艺术表演活动,但这些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做法较为单一,甚至村民的文化实践也并非完全出于文化发展的自觉意识。
   剑川县城一家音像店的老板,抓住每年石宝山歌会(当地白族以对歌、赛歌为特色的民族传统节会)的机会,将石龙人即兴演唱的歌声录制下来,制成磁带售卖。这个方式一度吸引了当地人,最兴盛时,这些磁带竟出现了众人哄抢的盛况。
   VCD、DVD出现以后,这位老板又将人们对歌的画面拍摄下来,制作成光碟。其中销量最好的一盘碟片仅在剑川这个小县城就卖出了上万张。
   被拍摄的次数多了,石龙白族调歌手们的经验也越来越多,从最初面对摄像机的紧张、手足无措到后来的应对自如,甚至开始对着镜头自由发挥,加入新的表演元素。明星歌手小阿鹏将传统的曲调与时下流行的摇滚、朋克等元素结合起来,给白族调增添了新鲜的血液。有了微信以后,他们甚至借用这种新媒体,开始了“传统的发明”:建个微信群,一人吆喝,另一人就应和对歌。对歌一般是男女对唱,“以歌唠嗑”,既开怀对唱,又做情感交流。
   尽管传承方式变了,表达形式也增多了,可面对这些本该是魅力十足的传统文化,年轻人更多是冷漠的。近些年,在乡村文化活动的参与者中,很难看到年轻人的身影。村里霸王鞭队中年龄最小的也已经27岁。洞经古乐的演奏者们平均年龄在65岁,文艺队里的指导师傅、化妆、题词等是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代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在年轻人这里似乎出现了“断裂代”。

   媒介“社会化”的诱惑
   石龙的年轻人几类最多:留村务农、初中毕业外出打工和读过大学的年轻人。虽然知识水平和社会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漠视的态度基本一致。外出打工或求学的年轻人增多,和外界交往的扩大使他们不断接受来自外部世界和各类信息的冲击,促使他们不断产生新的观念,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信念也在不断改写。加之这些民族民间艺术的掌握往往需要人们专门的学习和大量精力、成本的投入。过去只由男性表演的霸王鞭,它的动作、伴奏、套路较为复杂,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掌握,年轻的小伙子几乎没有人去学习。表演队一改过去传统,演员全部由女性组成,每队6个人,均为未婚的女孩,年龄在17、18岁左右,她们常常在二月八、八月会、石宝山歌会等场合去表演。表演队也曾红火了一段时间,但现在也早已名存实亡。演员流失,表演也不再继续。
   村长的女儿姜淑珍,初中毕业后就没有继续念书,留在家中务农,顺便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做做饭。她的爸爸和弟弟都是远近闻名的白族调歌手,三弦、霸王鞭、本子曲等也都拿手,参加过大大小小各种演出,还出了几张个人专辑。姜妈妈是传统的白族妇女,喜欢文艺,有事没事嘴里总哼着白族调的曲子。
   在这样的家庭中,对民族民间艺术可谓是耳濡目染了,而淑珍本人的嗓音很好,乐感也不错。但是她只喜欢流行歌曲,从来不唱白族调。“我不喜欢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我爸和我弟唱的都很好,他们唱的时候我也会听,我们白族有这个东西我还是很骄傲的。但是我自己就是不喜欢。”“平时村里有活动我就是去看看,不参加,年轻人都不参加。”她对QQ的兴趣显然是更浓的:“我的QQ空间养了很多动物,我觉得喂他们比喂真实的动物好玩。”看电视也是她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娱乐方式:“我最喜欢看电视了,平时没事就看。虽然很多东西看不懂,不过看看大城市的生活还是挺有意思的。”
   25岁的李香菊前两年都在外打工,最近因为有了小孩需要照顾才留在家里和公公婆婆一起生活,丈夫则在深圳继续打工。“村里的年轻人这几年都喜欢往外跑了,去深圳,挣的钱多又能见世面,在家里只能种地。”因为带孩子,李香菊看电视的时间大大缩减了,这让她有些懊恼,“不过还好有手机。”她说。“我平时用手机听歌、上网、看视频和娱乐消息,现在他(刚满九个月的儿子)都要用手机放着歌听才吃饭。”
   她告诉我,“虽然我会上网,网上也能下载到我们白族的白族调、三弦之类的曲子,但是都听不懂。”每逢火把节、石宝山歌会、春节等节日,当地多有传统民间艺术的演出,李香菊也是很喜欢去看的,“人多,热闹嘛。但我自己不会,上去表演就更不好意思了,看看就行了。”
   张鸿毅是云南农业大学的学生,对于初中开始在镇上住校,高中就读于下关市,大学进入省会的他来说,离家多年,和城里人几无两样。家乡对于他,依然是亲切的,只不过,这熟悉和温暖已经远远没有城市那么有吸引力了。“在家只能看看电视,用手机上网了解外面的事情,娱乐也只是上网、听歌、看电子书。”
   说起NBA、《天天向上》,他显得十分健谈,但是提到传统文化就沉默了。“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我们白族特有的,非常有价值,家里爸妈也经常听经常唱,但是自己就是不太感兴趣。”
   对民族文化,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平常讲的白语到了白族调中就听不懂了,这应该跟汉族很多人也听不懂京剧是一样的。(民族文化)确实是精华,可是因为接触的少,加上其他有诱惑力的东西又太多,我们才没太注意的。如果他们(村里人)弹的不是龙头三弦而是吉他,我肯定跟他们学。”
   多年外出求学的日子里,他的娱乐活动一般都是上网、唱卡拉OK,回到家除了看电视就是用手机上QQ、微信和同学联系。人在石龙村,他的心却是向外飞奔的。他说,“过年除了去本主庙拜一下本主,这个是必须的习俗,没办法的,春戏已经好几年没听过了。”
   媒介带给人们对外部世界更多的信息,也在塑造着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想象。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流动的频繁,提供给少数民族农村年轻人各方面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他们不再像父辈们一样,固守“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格局。“家里什么也没有,感觉回到家就封闭了”,小伙子张鸿毅的话是最他们最真实的感受。
   对于大部分回到家乡的年轻人来说,家乡的风俗传统也可能已经淡忘。在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那些在昔日能够用于缓解劳动压力,日常闲暇时让人开心愉悦的传统民间娱乐和艺术活动,在今天,明显势微了。

   未来?
   此外,传统社区和家庭教育在今天也受到挑战。村里各家各户还有普遍讲白语的习惯,孩子们虽然都能说,但对于民族的起源、历史,一些基本 的生活习俗和年节仪式都知之甚少。提到白族文化,大部分年轻人会跟你说“听不懂”、“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意思”。
   社区教育同样如此,尽管逢年过节村民们的传统仪式和庆典活动异常丰富,火把节搭火把杆、蒸彩色馒头,庆丰收跳霸王鞭,春节滇戏表演各不相同,但“看个热闹”是很多年轻人的基本态度。
   石龙村有个小学,它和普通的汉族小学并无不同,只不过,在音乐课上老师常常教一些霸王鞭的姿势和动作。大概从10年前开始,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在这里筹建了“白语文”项目,开始在课堂上教授孩子们学习说白语、写白族字。学校里的老师也配合村文艺队成立了幼儿队,带领孩子们跳霸王鞭。可是,这些努力的成效也是微乎其微,它们所形成的影响远远比不上传媒世界中带来的诱惑。和都市中的群体大致相似,媒介也成了孩子和年轻人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近年来,由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和主流强势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被忽视和不断边缘化。对于乡村生活中的年轻人来说,这种边缘化的影响显得更为显著。现代意识和多样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媒体、信息、人员的快速流动,将乡村年轻人迅速裹挟进这股巨变的潮流之中,也在不断加速传统村落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的改变。
   巨变本身并不可怕,文化当然也总在流变中不断前行。但问题是,无论文化如何巨变、以哪种具体方式呈现,人们仍然有对共同信念和价值系统的追求。如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提出的,全球化的进程使得两种文化形象同时呈现出来,第一种形象是某一种文化向外扩展至它的极限而达致全球,异质的文化被吸纳和整合进这种最终遍及全世界的主导文化之中,世界由此变为一个单一而驯服的空间,每个人都被纳入到一种共同文化之中。第二种形象则是很多不同的文化彼此接触并共存一处,但这些不同的文化缺乏清晰的组织原则而层层叠加,以至于文化变得过于庞杂繁复而无法处置和组织,人们难以形成统一的信仰原则和指引方向。
   显然,后一种文化“形象”,对于石龙的年轻人来说影响更巨。年轻人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中社会成员的重要“接力者”,是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然而,今天人们面对的文化类型变得越来越复杂,相距遥远的异域文化也可以比肩而存。不仅共同存在,而且不同的文化之间不断碰撞以致发出更加嘈杂的声音。这种嘈杂,也可能使得文化进一步破碎化,甚而传统意义的象征体系坍塌。年轻人的迷茫,无所适从,缺乏统一的价值指引,他们对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冷漠和忽视就是一个集中的表现。
   今天石龙白族人的歌,谁将接着唱下去,当这个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之后,人们更需要一种理解文化复杂性的“指引”,问题是,这本身就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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