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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那些韩国青年

对他们来说,中国是这个格局中的一部分。又因为离韩国最近,所以特别关注。

作者:罗小茗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7-27

  我的外国朋友中,韩国青年最多。和漫长拖沓的韩剧不同,生活中的他们,敏锐而直接。对于亲密接触、持续打量中的中国,更是直言不讳。于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冷不丁地,就能让你撞上一个中国人熟视无睹的中国。
  今天,便要写一写这样的韩国青年。
 
  不一样的观念
  第一位,是还在北京上大学的女生。我们偶遇在去巨石阵的旅游大巴上。巨石阵是英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来往大巴很多,每辆车上都没多少人,坐得很是松散。大多数游客,拖家带口,结伴而行。只有我,是一个人旅行。
  至今记得,她看到我时,那一脸惊喜的样子。随后,便用极标准的中文,问我是不是中国人,能不能帮她向导游要一个中文导览器。她的中文实在太好,样子又和中国青年没什么两样。以至于,我直接把她归类为被爸妈送来留学,又不肯好好学英语的小朋友,借完导览器,便匆匆离开;心想,接下来的,你总可以应付吧。
  忽晴忽雨中,慢悠悠地逛完巨石阵。一路走回旅游大巴站,转脸又遇到了她。她依旧是一脸天真的欢喜,说:“我们好有缘分啊。”对这样没来由的搭讪,我几乎要有躲着的念头了。谁知她又感叹,在这里可以遇到中国朋友真好!这才发现,原来不是中国人!中文不过是她学了两三年的外语。
  她的父母忙于自己的事业,没人管她,就听凭她自己的兴趣,跳级到了北京读大学。她还有个弟弟,也想和她一样,毕业后来中国上大学。虽然知道,今天的中国大学以国际化为目标,持续壮大外国留学生的队伍,但一直不清楚,作为过去了的神话,来自“亚洲四小龙”的青年们,会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进入和理解中国。于是,接下来的旅程,我们结伴而行,一路攀谈下去。
  不一会儿,她的故事,我便知道了大半。家境优越,全球旅行,支持当时仍然在位的朴槿惠一派,大学毕业之后想去美国,所有学费和旅费都是向父母借的,以后要还……对她的定位,也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个韩国的“官二代”和“资二代”。不过,有意思的正是这位韩版“二代”,对她的那些同样富裕优越的中国小伙伴们的观察。
  一方面,她显然非常喜欢她们。之所以来英国,便是看望她的中国朋友。谁知那家伙突然有事,没法陪她,这才开启了形单影只的英国小镇之旅。但另一方面,她对这些中国同龄人的描述,又不可谓不犀利。喝着啤酒,吃着披萨,她开始举例说明:
  “你知道,如果我约其他国家的朋友看电影,一般只需要说,出来看电影吧,对方就说好。他们不会问看什么电影,也不会问几点。也许磨蹭一个下午,我们也决定不了到底去看什么电影,也不知道去哪里看,但不觉得有关系。因为朋友在一起,就是消磨时光。可是,我的中国朋友不一样。如果你约他们看电影,他们一定会问,什么电影?什么时候?然后就会讨论,电影好看不好看,要不要去看……可是,我约他们,不是为了真的看电影,而是想和他们待在一起。所以,什么电影不重要。他们,似乎就是为了看电影,是不是和我一起看,不重要。”
  “你知道,我的中国朋友,总是问他们的父母要这要那,父母不给就不高兴。他们可以不上课,坐飞机来英国看望自己的女朋友。”
  “你知道,他们一见面,总是问我,你的父母有几辆车,赚多少钱?可是,和他们做朋友的人是我,不是我的父母啊。”
  “你知道,我这次来看我最好的中国朋友。可她永远在买东西。一看到商店,她就激动。我的中国朋友们在一起,不讨论什么有意思的话题,除了买东西。”
  ……
  也许是在中国憋得太久,也许是英国的小镇之旅实在寂寞,她竹筒倒豆子一般数落着那些她既喜爱又无法真正适应的中国朋友。而我,每听一段,都感觉有沮丧尴尬的二次元乌鸦,集结飞过。看得出,她的确喜欢她的中国朋友,但同时,作为一个国际化了的韩国“二代”,她对中国“二代”的不解和不屑,如果不是鄙夷的话,却也显露无疑。
 
  信心来自哪里
  另一位韩国青年,和我相熟多年。他的中文很好,对中国历史尤感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担任一场大型活动的助理,从南到北,在中国走了一大圈。最后一站是上海。我们便约在城隍庙的小饭馆里,一边喝酒,一边听他这一路的见闻和感想。
  听得出,这次长时间地和中国的亲密接触,并不让他愉快,甚至于颇有些失望。在过去,中国对他而言,是书本上的密集的文字和思想,是想象中的革命中国;而现在,中国变成了扑面而来的,必须随时随地处理的人事与关系,利害与平衡。他的遭遇,自然有着各种具体的原因,但从中得出的整体评价,让人心里一沉:
  “你们啊,是大国小器。”他如是总结。
  放眼望去,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却也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在重新变为大国的过程中,中国人付出了格局越来越小的代价。也许,在日常生活中,中国老百姓也会觉得,偏狭之人正越来越多。但这样的闪念,常常因为习惯性地将自己排除在外,而不被当做对中国人的整体评价。于是,每一个中国人偷偷藏在心底,不愿意面对的话,最终被一个韩国青年,喝着青岛啤酒,说了出来。
  还有一位,是完全不懂中文的女孩子,嫁了个外籍老公,生活在南半球,离开韩国已经很长一段日子了。我们见面时,是北半球的冬季,首尔的人们正在寒风中静坐游行,要求朴槿惠下台。话题便由此开始。
  我问她,“你觉得这次有希望吗?我所认识的韩国朋友,每次都会说,这一回是老百姓选错了人。但下一次选出来的结果,还是一样。”
  她认真地想想了,看着我说,“有希望,只要去做,就一定有希望。”
  “你说的这种希望,从哪里来呢?难道不觉得韩国的政局周而复始吗?”
  “因为过去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斗争是有用的。”
  “可是,你生活在澳洲,隔这么远,怎么参与呢?”
  “我们海外的韩国人,有各种网络论坛,定期聚会,支持国内正在发生的事。”
  转眼间,朴槿惠已锒铛入狱,新一轮的政治斗争仍在持续。之后一直没有机会问她,是否这一次,让她更加相信,斗争是管用的。只是,她那充满自信的语气和神色,让我一直记得:原来,一个社会中,人们长久的信心,并不来源于知识或情感,而只可能从自身历史和社会经验中顽强地生长出来。
 
  如何去感受
  最后一位,是在我的班上选课的韩国学生。自大学国际化以来,一个班上一百多号人,其中总有那么三四个韩国学生。平日里他们坐在教室的后排,默不作声,让你一不小心就会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我的这门课,是一门讨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的通识课。期末作业需要回答这样一道题:重读鲁迅的“热风三十六”,如果有机会和有着“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的鲁迅展开交流的话,你会说些什么?
  一直以来,我都偏爱这个问题,因为自以为从学生们的回答里可以了解他们对当代的基本感受。然而,时间久了,也会觉得有点闷。学生要么认为中国已经强大,我们不再需要什么大恐惧,要么提出各种社会现实问题,认为大恐惧仍然存在。
  在诸多回答中,最让我意外的,倒是一位韩国学生的回答。他的中文并不算好,写得磕磕绊绊,意思却很清楚。那就是,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发展速度当今无人能及,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仍毫不留情地写道:“我觉得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你们仍然应该需要感到大恐惧,因为中国的当代文化没有民族性。”
  至今我都不太知道,他到底在我的课上学到了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让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只是觉得,在“大恐惧”的意义上,比那些企图用经济、用技术、用文化来安慰/分担鲁迅先生的忧心的中国学生来说,他的理解更加平实,不虚妄。
  如果一路写下来去的话,还有很多这样的韩国青年。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所属阶层有别,生活状态各异,却都神奇地拥有了一种观察、打量进而批评现实的能力。也因为有这样一种能力,他们得以要求自己、思考别人,进而形成属于这一代独特的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新格局。对他们来说,中国是这个格局中的一部分。又因为离韩国最近,所以特别关注。
  我常常感叹于他们的这种能力。一边感叹,一边担心,这一次,看似越来越国际化和充斥了优越感的中国青年,是需要有一些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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