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章

预言者梁漱溟

  国文化这个“老小孩”,被卷入现代化潮流之中,起落浮沉,甚至灰头土脸,但在梁漱溟看来,它最终还是担负着制约人类欲望、重建道德理性的天下之重。

作者:本刊记者 李少威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7-24
  1988年6月23日,“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逝世,至今整整30周年。
  去世前一个月,梁漱溟对来访的台湾记者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期望,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
  梁漱溟是中国文化独特价值的坚定守护者。他从来“师古而不泥古”,一生撰述,都在中西比较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重生之机,也为此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建构。重生机会,埋藏于中西文化的协调、融合、互补之中,实现之途上,人力诚然可贵,天时却无法左右,这大约便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深意所在。
  今天的中国,文化重生的天时渐现。
  无法设想如果梁漱溟能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饱含传统价值的国际表达,以及“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是建立中国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这样明确的方向宣示,当作何想。
  今日观之,这一切应该都在这位“文化先知”的预料之中罢。
 
  中国不是落后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自那以后中国开始山河变色。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后代史家,往往把这一年作为500年中国史的分界。因为它明确界定了完整意义上的“传统中国”的终结,以及以受西方冲击为特点的“现代中国”的开端。
  文明的苦难也正由此开启。在现代化过程中,内心最痛的一批人,就是王国维、辜鸿铭、梁漱溟这样的决不在文化上投机的知识分子。
  比照西方的科技、制度和文化,人皆说中国落后,梁漱溟独不以为然。
  “当近世的西洋人在森林中度其野蛮生活之时,中国已有高明的学术、美盛的文化开出来千余年了。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与其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条老命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
  比较的科学性值得怀疑。梁漱溟认为,如果中国不与西方接触,那么再走三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它将永此终古”。这一切都是西方在摆脱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之后发明出来的,而中国早在公元前200多年秦朝建立开始,就已消灭了封建制度,但“迄今二千多年亦不见中国产业发达起来”。
  从语境上说,这里的“产业”应指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的结束,资本主义的诞生,是不是一种必然的进化方向?梁漱溟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人们犯了历史发展是单线进化的假定性错误。社会形态之划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但梁漱溟多次强调,即便是马克思,对中国也是特殊看待的。
  “中国特殊论”是梁漱溟所主张的。这一点一直有许多不同意见,但到今天为止,中国社会总是在诸多领域例外于西方理论,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不是落后,这一观点是反对人类社会的单线进化论的逻辑结果。
  不是落后是什么呢?
  “是停滞。”
 
  文化早熟
  中国社会发展停滞,是因它在文化上早熟。
  在1931年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梁漱溟打了一个比方。
  “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应和身体发育相应,但中国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因其智慧早开,转而抑阻身体发育,身体发育不健全,智慧最后也不能发育得圆满良好。”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智慧早熟,是因为中国跳过了宗教而直接进入道德,无异于“一步登天”。跳过宗教直接进入道德,以之作为社会运转的法则,这是他认为中国文化“早熟”的主要原因。
  宗教对社会的规范,是一种“外力假借”,“而外力实在就是自己”。所以,人借助宗教这种外力来寻求道德力量,就比道德多了一道弯。
  “在人类文化历史上,道德比之宗教,远为后出。”在梁漱溟看来,道德比宗教更为理性,但理性原是渐次开发的,社会生命上,须有社会经济文化之进步为基础。“不料古代中国竟要提早一步,而实现此至难之事。”
  西方自罗马时代到宗教改革,一千多年里都笼罩在宗教控制之下,而中国从孔孟以降便开启了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时间上一直在等待西方的脚步,而精神上则等待外部的理解。不过最后等来的不是比肩和理解,而是新的突变线索出现,是凌厉的工业文明的介入,并彼此冲突。
  此时的中国文化,就欲停滞而不可得了。
  宗教讲利害,而道德重是非。宗教以祸福关系、末日警告、天国诱惑等内容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其本质还是利害权衡;而道德伦理则来自人们对是非对错的直觉感受,彼此并非利益关系。
  在社会文化上,这其实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分野,故而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完全无法在“同一频道”上理解问题。
  譬如,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欧美政治思想的“元要素”,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关系,对于习惯了伦理规范的中国人而言,一开始根本无法接受。梁启超先生在《先秦政治思想》一书中就指出:“最简单最亲密者如父子夫妇相互之关系,皆以此观念行之。此种观念入到吾侪中国人脑中,直是无从理解。父子夫妇间何故有彼我权利之可言?吾侪真不能领略此中妙谛。”
 
  现代化“没那么简单”
  跳过宗教,尚不会造成物质力量上的强弱之判。梁漱溟所说的早熟,还包括另一层意思:中国文化还跳过了科学思维。
  学术的发展是为了应付人类生活的需要,因此人生有什么问题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学术。在《东方学术概观》一书中,梁漱溟把人类生活的问题分解为三个阶段。
  第一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就是通过科学研究改造客观世界,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这一点中西皆然,不过在知行关系上,中国人重实用,为行而求知,而西洋则另有为知而求知的传统,“不必为其有何用处”。“西洋科学发达正在此,反之,中国人务实用,科学就萎枯了。”
  第二问题,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一问题让“人脱离动物界而成为自然界真正自觉的主宰”(恩格斯),主要问题就转入“人与人如何得以和衷共济,彼此无忤”。“一向多为对外物的认识利用的学术,却疏忽于认识人类自己者,将不能不反躬以求体认此身此心而得其善自调理涵养之道。”
  梁漱溟认为,这第二问题是在阶级社会消亡之后出现的,而在他看来,孔孟以后,中国的阶级社会即已消亡。
  而第三问题,有些类似于“共产主义实现之后人的存在方式”这样的终极问题了。“客观条件无任何问题存在,人们乃始于烦恼在自身,初不在外,大有觉悟认识,而求解脱此生来不自由之生命焉。”他认为,这时“出世之学将为人所讲求”。
  把中西文化(学术)装进这三阶段里去,科学是第一期,儒学是第二期,中国道家之学和印度瑜伽学(禅定)介于第二期和第三期之间,佛家之学则属于第三期。
  梁漱溟判断,当今世界学术文化还在第一期的末期向第二期转进期间,但属于第二期、第三期的学术文化却远在古中国和古印度就已出现。
  “往昔中国文化造就过早倾向于第二期生活,乃大大缺略于第一期之所应有。”这一句话,已经表明梁漱溟的“文化早熟论”并不是出于自矜自伐,而是他思考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原点。
  被“大大缺略”的怎么补上来,不正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考吗?
  他承认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西洋科学家有冷静地专于求知之精神,而中国人夙缺乏之。”他说,墨子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但科学精神在古中国“萌茁而后来丧失不传”。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告诫:“今日新中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在科学方面追赶西洋,仍急求现实效用而视理论研究为后图,似乎古风尚未见改。”
  他反对的是从整体上否定中国文化,“乃至道德都不对的”。
  中国文化外形上幼稚、骨子里深沉,但自洋务运动以来,“流俗认病不真”,简单地以为中国幼稚落后。梁漱溟反问:“中国若单纯是一尚未进步的社会,那问题不早简单容易解决,没有今天这么麻烦了吗?”
 
  中国文化的天命
  这位自信背负“天命”的思想者,时刻不忘文化复兴。“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
  但他并不是一位一头扎在故纸堆里的老夫子。相反,他是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是“实干派”,而这一角色要求他对中国文化的短板有深刻认知。
  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公认的价值,也是中国传统所阙如的。梁漱溟并不否认中国对这二者的需要。
  对科学他是鲜明主张的,“近代西洋人最伟大的成功即在科学技术之进步,为古人所无,亦为他方人所无”;而对民主的达致,他则有自己的认识前提—民主精神并非西方人独有。
  对民主精神,梁漱溟有一个精彩的“五步推理”。
  1,每个人都承认自己的需求,同时承认他人的需求。
  2,承认他人的需求,因而有“平等”这一精神出现,不能“唯我独尊”。
  3,彼此平等,就要讲理,不可以力服人。
  4,讲理的办法,是少数服从多数。
  5,民主只用于公共事务决策,私域的事情由个人自主,这就是“尊重个人自由”。
  梁漱溟认为,民主精神的根本就在第一点,即“承认自己也承认他人”,而这一点中国并不缺乏。先贤主张的“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承认旁人,何等明白。既然有了这一根本点,后面四点就是相随而来,并不存在硬性障碍。
  那么,为什么“民主”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为了新鲜事物呢?梁漱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的经验。
  最早的人类并不是卢梭所谓的“孤独的野蛮人”,而是天生过着集团生活或家庭生活,只是西方人偏趋前者,中国人偏趋后者。由于缺乏进步的团体组织,所以中国之病,一在散漫,二在被动。
  这一认识前提确立之后,他对主流的倡导就无法认同了。
  西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自我中心、权利观念,都是对中世纪严厉的封建控制的抗争手段和最后结果,是对过度的集团生活的反动,但中国非但不存在这种严密的集团生活控制,反而正好缺乏它。所以,这些所谓普世之价值,“在他们是对症下药,而在我们缺乏团体生活者恰好药不对症,更且加重其散漫之病。”
  未来的中国文化该怎么走?他的观点是在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五伦之上增加一伦,即“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的相互关系,两者彼此尊重,由此养成民主的氛围。
  “伦”,是人与人的关系。
  梁漱溟认为中国所长是“人对人”,而西方所长是“人对物”,这正是两者文化殊途的根本所在。
  人对物是“对外用力”,考虑利害权衡,用来制胜自然,是非常成功的,结果就是科技发达。但用这种态度处理社会关系,除了势力均衡的民主制度外,大体上是失败的。运用在民族之间、国际之间,就会酿成大战,毁灭人类和文化。
  就这一判断而言,可以说他和马克思最终走到了一起。“近二百多年,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工业互为因果。资本主义是个人赢利,自由竞争。科学发明有助于赢利,赢利奖励了科学发明。一切新技术发明,掌握在资本家私人手里,而未曾掌握在社会公共手里。大利既在资本家之手,而大权亦随之在其手。国家虽有进步,亦不免为其所左右,内则演为阶级斗争,外则演为民族斗争,整个世界为之扰乱不安。”
  因此他预言,“最近未来之世界文化,将为中国文化之复兴”,即以伦理本位取代自我中心,以是非取代利害。“人与人之间,原是只该讲理,不该讲力的”。
中国文化这个“老小孩”,被卷入现代化潮流之中,起落浮沉,甚至灰头土脸,但在梁漱溟看来,它最终还是担负着制约人类欲望、重建道德理性的天下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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