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希望有大危机,但危机不见得是坏事

  我们还没有真正经历过大危机,所以不知道哪些早已做错了,很多不好的做法就是改不掉。
 
作者:本刊记者 杨露 发自上海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8-27
  90年前,世界经历了一场最为严重的大萧条。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大行其道。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与当年的大萧条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比如都有资产泡沫,都有信贷紧缩风险,也都爆发过贸易战。2013年,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曾主编《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专门对两次危机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目前,全球经济并未完全从2008年的危机中走出,而贸易保护主义又开始盛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也在放缓,在这种背景下重新认识两次大危机的成因与对策,以及其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等,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显然有着非凡的意义。
  就此,《南风窗》日前在上海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张军为“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核心经济学期刊《世界经济文汇》主编。他是当今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转型和增长等研究领域享有广泛声誉。
 
  危机亟需流动性注入
  南风窗:几年前,你曾与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复旦大学对话,他回忆了运用货币政策应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经过。对比1929年的大萧条,他认为危机期间货币政策收紧,是导致大萧条和经济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怎么看?
  张军:货币政策相当重要,伯南克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大萧条的,并反思了为什么大危机演变成了大萧条。其实,伯南克也好,弗里德曼也好,他们研究的结论都认为,当时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有很大失误。
  因为,危机发生以后,通常经济会出现流动性的收缩。很简单,危机来了以后,没有人愿意把钱借给其他人。你想一下,你是企业家,在你最需要流动性渡过难关的时候却借不到钱,那会怎么样?
  在任何经济体,要想让整个经济尽快从危机当中复苏,首先需要解决的一般都是流动性短缺的问题。但恰好危机发生的时候,金融机构变得保守了,那么很多遇到困难的企业将无法通过融入亟需的资金,来避免本可避免的自身危机。
  所以,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要从外部注入流动性。我跟伯南克对话的时候,专门问了这些问题。在美国2008年发生次贷危机的时候,他从他研究当中得到了这个教训。那时他作为美联储主席,坚定地用了所谓量化宽松的办法,向经济注入了流动性。
 
  货币当局为何刺破泡沫?
  南风窗:能通过印钞票的方式来增加流动性吗?
  张军:早期我们学习凯恩斯,大家都认为可以印钞票来增加流动性,西方把这个行为称作“helicopter money”,直升机撒钱。但在正常情况下,大家不太可能用这种原始办法。当然,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现在金融市场发达,不需要直接这么干。2008年危机后,为了向危机中的经济注入流动性,伯南克用了量化宽松的办法。量化宽松其实就是央行从金融市场上大量购入金融机构的债券,以此释放流动性。等到经济复苏后,央行再把手上持有这些债券卖出去,从而收回过多的流动性。所以,伯南克是借助于金融市场向经济提供流动性。
  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刘鹤团队也做了类似的分析。大危机的出现,跟之前的央行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从而刺激需求亢奋和资产价格泡沫有关。用他们的话说,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
  其实,在美国2008年大危机之前,美联储极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的放松和次级贷款膨胀都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泡沫膨胀,经济看起来繁荣。
  此外,这种局面还会进一步影响市场和家庭的预期,对于繁荣的经济没有人认为会出问题。但是货币当局不一样,他们会更注意通货膨胀,一旦通胀超出预期,货币当局便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泡沫。
 
  量化宽松要及时退出
  南风窗: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不会造成利率过低,扭曲资源配置信号?
  张军:当然会,但一开始不会。危机之后,资源开始闲置,得不到充分利用。货币扩张有助于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率,尽管这可能是一个次优的办法。你必须知道,在需求已经严重收缩的情况下,如果你不用最低利率去刺激经济总需求,经济就很难恢复。
  所以,凯恩斯在1936年的《通论》中,对宏观经济做了这样一种研究和理解。之后,他认为经济的萧条,在短期里面的需求变化,远远大于供给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想办法把融资的成本降低,实行比较低的利率,来刺激需求的复苏。你要用这个接近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手段,2008年之后的日本、欧洲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个思路。
  在经济复苏之后,就需要考虑调整货币政策,更要控制通货膨胀。我们看到,美联储后来就开始考虑退出量化宽松的时间表,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中国在“稳杠杆”?
  南风窗:中国目前财政政策已受到财政收入下滑与政府债务高企的约束,货币政策有效性也在不断下降。中国是否拥有足够政策空间阻止美国式“大萧条”发生?
  张军:你说的对,中国会有这个情况,但情况比较复杂,经济处在一个调整和转型期。2013年以后,新一届领导人把重点放到了提高效率和提高增长质量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个概念。
  因此,从宏观政策上,调低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现在基本上接近于名义GDP的增长。在2013年之前,投资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名义GDP。比如说,如果名义GDP增长10%,那么投资要增长20%,甚至更高。今年上半年,我们投资的增长率大概在7.8%,过去是20%。
  经济放慢以后,信贷不会马上同步放缓。对信贷的需求,很大程度与两个东西有关。一个就是债务的存量,如果之前债务规模很大,债务关系要靠滚动来维持,借新还旧。
  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前的信贷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向了非实体,在金融系统内部的空转。我们不能说房地产是虚拟经济,但它是资产,它的价格要比它的实物量变动大得多。所以,资产交易规模越来越大,那么就需要更多的信贷来完成交易。但另一方面,而资产的交易规模大,不一定能增加GDP。
  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现在信贷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长之间的差距不会很快缩小。现在缩小了不少,那么可能是去杠杆的力度很大。
  可是,一旦过度去杠杆,GDP的6.8%的增长目标就会守不住了。所以,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表明了态度,去杠杆的同时也得把握好力度和节奏。7月23日的常务会议和31日的政治局会议,给货币政策的性质也做了一个定调,实施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
 
  拯救危机要先拯救预期
  南风窗: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大行其道,各国都在慌乱中出台各式各样的救市政策,例如大幅降低贷款利率,大规模扩大银行信贷。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
  张军:凯恩斯的思想本身没有错。因为按照之前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市场是万能的,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供求。按照这个逻辑,把每一个个体的供求加总到整个国家的层面,就变成宏观的供求,那宏观的供求,靠市场也是可以达到平衡。但为什么会产生萧条?
  凯恩斯的《通论》让大家明白,其实每一个个体,无论是企业投资者还是家庭,都是按照市场来行事,可是他们加总起来,在宏观层面上不见得能够达到一种均衡。
  《通论》对这个部分的解释,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预期”。做交易不仅仅看现在,还得想到明年会怎么样。当每个人都有预期的时候,预期就受很多因素的干扰。
  人有个特点就是跟风,比如说一个消息发出来,大家会相信,所以它会影响预期。而凯恩斯认为经济在短期来讲,情绪非常重要。一旦大家悲观,那这个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得好。一旦大家比较亢奋,经济就会产生过度的繁荣。 
  所以,凯恩斯的经济学是典型的针对萧条的经济学。克鲁格曼在很多年以后写了一本书叫《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不仅仅在理论上说清楚了这一点,而且给出了治理大萧条的应急办法,也就是让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称之为凯恩斯革命。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旦大家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治理大萧条,就可能会被滥用。一旦被滥用,国家就会不断干预经济。
 
  长期发展不问凯恩斯
  南风窗:凯恩斯从大萧条中得出了“自由市场已宣告失败”的结论,而弗里德曼则认定失败的是美联储。
  张军:凯恩斯主义它是研究短期的,所以政府不能把这个理论长期化。而弗里德曼他一直坚持市场经济在长期运行,短期会受到干扰。我相信弗里德曼从来没有说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错的,他只不过是说不能把短期的东西给它长期化。
  凯恩斯的那句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就是说它只关心短期。而弗里德曼关心的是长期,如果把短期的东西长期化,政府不断干预市场,一定会伤害长期的经济。
  南风窗: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需求经济学能提供给中国解决问题的答案吗?
  张军:我希望我们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是长期的,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短期的手段。过去供给侧结构改革实际上做的更多的是去杠杆,去产能,这些东西其实也是短期。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它还是没有摆脱凯恩斯主义的思想。
  中国当下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资源错配。这个问题跟国有经济过大有关,要把国有经济彻底地压缩,不能让它独占金融资源。我们的投资过热和回报恶化,都是这个问题造成的。这些央企虽然规模很大,其实效益很差,我们的银行信贷绝大部分都流向这些大企业,所以债务也主要是它们。但现在去杠杆去了半天,大企业的杠杆没有下来,很多中小企业却因为去杠杆都垮掉了。
 
  危机才能让人彻底清醒
  南风窗:对于中国的经济,您觉得长期的趋势是什么?
  张军:中国40年没有发生大危机,但是我们小危机不断,只是我们没有允许小危机真正爆发出来。现在,我们可能又处于小危机频发的时候,当前的高债务就是小危机,两年前的股灾也是小危机。
  危机也有好处。允许有小危机不断出现,或许我们就能避免大危机的到来。小危机就像你感冒发烧一样,给了你很多善意的提醒,提醒你要正视之前的问题,而不是去掩盖那些问题。我说的掩盖,说的是一旦出了问题,总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去处理。比如,发生了一些新金融领域的乱象和诈骗案子,我们就倾向于用政府力量关掉它,不让它存在,而不是引导它、分流它、监管它。
  在中国,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不承认和面对小危机的发生,而是希望用行政命令一关了之,这就是掩盖危机。
  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一场大的危机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还没有真正经历过大危机,所以不知道哪些早已做错了,很多不好的做法就是改不掉。被危机打击一下,会让我们头脑更加清醒。当然,没有人希望有大危机来临,尤其是我们中国。
  有了小危机,我们的改革就能进步。但现在我们有点釜底抽薪的感觉,仿佛现在最好就是全部都关掉。P2P不让做了,商业银行表外业也被看作洪水猛兽。用“堵”的方法而不是“疏”,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就像都江堰,古人是用疏,而非堵的办法。
  所以,你看美国的大小危机产生以后,复苏还是比较快的。很多问题直接暴露,暴露出来以后,它也能很快复苏,因为长远来说,市场经济它有自我修复和纠偏的能力。
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也加强了。但金融创新没有停止,华尔街慢慢又开始呼吁放松金融管制了。不过,吃一堑长一智,希望这一次大危机的教训没有被华尔街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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