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再出发

  半个多世纪以来,“枫桥经验”的底色始终不变,但外延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化解社会矛盾,拓展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作者:本刊记者 郑嘉璐 发自浙江诸暨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12-20
  灰褂子中年男人猛一拍桌子,纸杯里的水飞震起来,几滴落在桌上。他脖子上青筋暴起,两眼瞪得浑圆,嗓门一声大过一声。坐对面的短发女人毫不示弱,她腾地站起来,指着那男人的鼻子尖声叫嚷。眼看两边就要动起手来,毛仲木赶紧上前,把他们分开。灰褂子被两三个人劝出去了,女人双手抱肩,呼呼喘着粗气。
  这一幕发生在浙江诸暨市枫桥镇联合调解中心。67岁的毛仲木是这里的调解员,过去六年里,他调解了700多起矛盾纠纷,类似的激烈争吵他已见过不少。把两人分开后,毛仲木和同事便分头去做他们的工作了。
  化解矛盾是枫桥镇的传统。20世纪60年代,枫桥镇探索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55年前,毛泽东作出批示,要“各地效仿,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5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枫桥经验”,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2013年10月,习近平作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半个多世纪以来,“枫桥经验”的底色始终不变,但外延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化解社会矛盾,拓展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剧烈的社会变革生发出棘手的社会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剖析诸暨市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一系列探索,能够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
 
  “矛盾不上交”
  调解纠纷是毛仲木的第二份工作。在这之前,他是枫桥镇的干部。2012年,镇领导找到临近退休的老毛,劝他留在镇里,利用几十年积累的基层经验,调解枫桥镇的矛盾纠纷。
  今天这起由工伤引发的纠纷有些棘手。伤者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他在工厂上班时受了重伤,丧失了劳动能力。伤者家属不满赔偿金额,所以找到毛仲木调解纠纷。那个灰褂子男人是机械厂的经理,而短发女人则是伤者的妻子。因为双方主张的赔偿金额差距悬殊,这起纠纷从今年4月处理到现在,历经5次调解,仍然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调解,工厂拿出了新的赔偿方案,但伤者家属仍不认可。两边越说越急,这才有了前面剑拔弩张的场面。
  其实,大多数纠纷并没有这么复杂。基层的很多矛盾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双方都在气头上,就越吵越凶。这些日常的小纠纷,只要一两次调解,当事人消了气便能很快和解。枫桥镇每个村都成立了调解委员会,所以大多数日常的矛盾在村一级就被消化了。找到毛仲木的纠纷往往是村一级不好调解的,乡镇调解中心的目标就是处理掉这些复杂的纠纷,做到“矛盾不上交”。
  毛仲木已经总结出了一套调解方法。比如先把纠纷双方隔离开,分头做工作,等两边都冷静下来,诉求接近时再叫到一起商量。调解这起工伤纠纷时,毛仲木的话并不多,他更多的是让家属和企业直接交流。只有当一边的要求明显不合理,或者双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沟通不再有效时,毛仲木才会打断他们,说说自己的看法。
  老毛的这一套很有效果。双方的意见都能得到表达,不留误会;对一些过火的表述,毛仲木在理解了意图后,可以用更容易接受的说法复述一遍,这其实是在给矛盾降温,让两边的沟通更冷静。
  化解矛盾是“枫桥经验”的核心问题。诸暨政法委委员、“枫桥经验”研究会会长陈善平说,调解的意义就在于及早化解矛盾,避免矛盾激化为恶性事件。不难理解,在村一级,小矛盾早早解决了,村民之间不容易有积压的情绪,暴力冲突就少了。
  镇一级的调解就更重要。在这些复杂纠纷中,当事人的生活往往受到了很大影响,他们在感情脆弱时,很容易走极端。像这起工伤纠纷,在找到毛仲木前,伤者的妻子不仅数次到各级政府上访,还曾以自杀相威胁。即便在调解中,她也多次说出“大不了鱼死网破”这样的话。调解为这个群体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也给了他们希望,不至于做出冲动的决定。一些潜在的恶性事件就在这个过程中被避免了。
  调解中心的档案夹里,有过去几年的调解记录。纠纷的类型有很多,包括交通事故、劳务纠纷、民间借贷、感情纠纷等。2018年前11个月,联合调解中心已经成功调解了270多起纠纷,这其中就有不少是毛仲木参与的。
  点着了一根烟,老毛说他打算再干两年,等到70岁了就正式退休。
 
  “枫桥经验是个筐”
  “老齐,有两个河南人喝酒打架,打破头了,你过来看看!”
  采访被一位民警打断,齐克刚匆匆起身,跟着那位民警去了。河南人齐克刚来到店口镇17年了,如今,他已经从一个年轻的打工者变成了一家企业的老板。最近,他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新店口人先锋队”的会长。
  这一切还要从十几年前说起。
店口是诸暨市的工业强镇。在店口镇14万常住人口中,有近8万外来人口,他们主要是从河南、江西、安徽等省份来店口打工的农民工。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外来人口很难融入本地社会,他们往往与老乡们抱团取暖,对本地人和其他省份的打工者则多有防备。
  外来工大量聚集给店口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店口镇派出所副所长王钢回忆,在2004年以前,外来人口聚集闹事的情况很常见。他们不信任当地政府,遇到矛盾纠纷时,第一反应不是寻求警察的帮助,而是召集老乡,以人多取胜。2004年,400多位贵州打工者因为工资发放的问题聚众闹事,甚至掀翻了警车。镇派出所只有20多名民警,遇到这样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很难作出反应。那时,怎样化解外来务工人员的矛盾成了店口镇最大的困扰。
  借鉴枫桥的做法,店口从2004年开始探索“以外治外”。“枫桥经验”是让村民信任的身边人来调解纠纷,那外来人口的矛盾也要由他们信任的老乡来化解。最初,店口从外来务工人员的家乡请来“外籍警察”,对口调解老乡们的矛盾。外警在做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外来工内部的领头人,他们大多是党员,在老乡们遇到纠纷时愿意出来说句公道话,是外来务工群体中的热心人。
  外警离开后,这些人被组织起来,成为店口镇化解矛盾的主力。2015年,店口镇成立了“新店口人党支部”,2018年又成立了“新店口人先锋队”,吸收了200多个会员,齐克刚就是其中之一。
  不管是外警,还是先锋队,最核心的都是外来人口自治。打工者初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举目无亲,老乡是身边最可依靠的人。在他们眼中,当地政府是偏向本地人的,而老乡的胳膊肘不会往外拐,说话才公道。像齐克刚这样的热心人在同乡们心中很有威望,他操着河南话调解河南人的矛盾,效率也更高。那起酒后打架的纠纷,齐克刚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弄清了原委,两位老乡也很快达成了和解。
  实现外来工自治以后,店口镇的治安有了明显改观。老乡有了矛盾,很快就被先锋队化解了,像过去那种几百人聚集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很多年没再出现了。
  除了外来人口治理,“枫桥经验”还被用到了企业管理上。
  富润集团是诸暨第一家上市公司,1996年,这家制造业企业提出了60条关爱职工的规章制度,涉及职工的生产劳动、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等方面,初衷就是化解职工矛盾,让企业更安稳。
  在富润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看来,这些做法显然帮助了企业。最直观的体现是在富润遇到危机的时候。2018年,中国股市遭遇重创,富润的股票也未能幸免,股价近乎腰斩。因为有大量股权质押在银行,富润面临银行爆仓的危机,需要筹集大量资金偿还贷款。赵林中选择求助于职工—以比银行贷款稍高的利息向职工借钱。半个月里,富润借到了7000多万元,顺利平仓。
  “枫桥经验是个筐,一切社会治理的方法都能往里装。”诸暨市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说。仔细琢磨这句话,它其实传递出了一个信息:有了先发优势,诸暨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探索会更主动,“枫桥经验”囊括的内容也就越来越多了。
  店口镇和富润集团的做法就是“枫桥经验”在不同地点、不同行业的延伸。一个显著特点是,不管形式上发生哪些变化,“枫桥经验”的本质还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减少冲突。
 
  社会组织的力量
  72岁的陈信龙满头白发,他颤颤巍巍地打开一个文件夹,拿出一摞档案,摊开在桌面上。陈信龙是浣东街道盛兆坞三村红白理事会的会长,他刚刚拿出来的是村民们签的承诺书,承诺未来的红白喜事将按照村里的标准操办,不再盲目攀比。
  以前,婚丧嫁娶的大操大办是诸暨民间的习惯。就算是一般的农民家庭,也会花上十几万元操办。比如每桌酒席的标准一般在1500~2000元,饭菜中必然包含龙虾等高档海鲜;再比如参加酒席的宾客都可收到一包中华烟,小孩子还能领到红包。三年前,陈信龙的小儿子讨媳妇,花了30万元来办酒席。他们办了75桌酒,用了两箱中华烟,光礼炮就放了几万块。
  大操大办苦的是村民自己。许多人请一次酒席,要把一两年的积蓄都搭进去,甚至要欠下几万元的外债。但不这么做又怕被人笑话,面子上过不去。结果就是人人都比排场,酒席的标准也节节攀升。
  2018年6月,诸暨市鼓励各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倡导移风易俗。陈信龙曾做过多年的村干部,在村里辈分、威望都高,村里认为他来做工作阻力最小。可实际上,这项工作没什么阻力。陈信龙直言,红白理事会给了村民一个台阶下,有正当理由减少开支了,村民们都很支持。承诺书对宴请的规模、标准都有明确规定,比如每桌酒菜的标准不超过800元,不使用高档烟酒等。一次红白事办下来,就能节省下三四万元。
  办酒席省下了钱,许多村民会捐一部分来做公益。直埠镇紫草坞村的“小布衫”是一个挂靠在村里的公益组织,他们向村民募捐,再用这些钱关心村里的困难村民。比如他们会定期为孤寡老人剪指甲、打扫卫生,探望生病住院的贫困村民等。
  “枫桥经验”近几年的探索主要是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不管是“新店口人先锋队”,还是“小布衫”、红白理事会,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性质—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如果说纠纷调解是在化解矛盾,那么号召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就是在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的产生。
  从密度来看,诸暨市社会组织的发展要领先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陈善平回忆,是2014年前后,诸暨市的社会组织出现了“井喷”。随着市民参与公益的意愿越来越强,民间自发的公益组织接连涌现,几乎覆盖到了每个社区。目前,诸暨市共有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728家,备案的社会组织2232家,参与人数占到常住人口的18.8%。当中国许多县市的公益组织刚刚萌芽时,诸暨的公益活动已经搞得如火如荼了。
  相对政府,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更容易获得认同。诸暨市手拉手爱心服务社组织了一个关爱失独家庭的公益项目,每个月都安排志愿者到大唐镇的15户失独家庭中家访,陪失独老人聊天。负责人王海江说,许多失独老人一身都是病,非常需要他人的陪伴,他就曾在深夜接到过一位老人的电话求助,匆匆赶去把这位老人送到医院。“这些事就得由社会组织来做,政府不好介入。”
  2018年11月,“枫桥经验”纪念大会在绍兴举行,大会传递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正是:要打破基层社会治理“自上而下”的线型模式,充分释放社会力量微主体的大能量。“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让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只不过现在要更多地依托社会组织的力量。
 
  公益是件专业的事
  宣学军靠在白色椅背上,叹了口气,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十年前,宣学军创立了公益组织“一米阳光”,关注自闭症儿童、问题青少年的成长。但从去年开始,他就想要把“一米阳光”放弃掉,因为“太累了,一直在亏钱”。
  宣学军头疼的问题,很多公益组织都会遇到。刚开始的那几年,“一米阳光”运转得很顺利,因为觉得新鲜,志愿者参加完一次活动,还会追着问有没有别的项目。但只靠一腔热情,公益组织并不能长久,这几年,宣学军明显感受到志愿者的积极性在下降。活动参与度不高,募集的资金就少了。起初,项目经费和员工工资还能通过企业的赞助来维持,但随着今年经济形势下滑,几家企业都中断了资助,宣学军扛不住了。
  管理公益组织其实是件专业的事。什么样的募资模式能支持公益组织长期运转、怎样组织活动能吸引志愿者持续参加,这些都需要专业的社工知识做背景。而草根公益组织多由普通老百姓发起、运营,比如“小布衫”的前身是村里的文艺团体,王海江是一家宾馆的老板,宣学军则是名医生,他们很少有人系统学习过社会组织的运营。宣学军就感慨,之所以遇到这么多困难,就是“因为团队的专业性实在太差了”。
  引导公益组织的发展,政府必须发挥作用。公益组织专业性不足,运转和募资都会受阻;没有稳定的资金支持,公益组织就没钱聘用专业的社工。怎样才能打破专业性不足和资金困难的恶性循环?2017年,诸暨开始用公益创投的方式扶持社会组织。第一年财政投入65万元,扶持了15个公益项目。2018年力度加大到300万元,92个项目。宣学军就申请到了8万元的公益创投资金和社会组织扶持基金,至少“一米阳光”明年的运营能够维持了。
  公益创投不仅为了提供资金扶持,更是要提升公益组织的专业性。这几万元的创投资金并不是轻松拿走的,公益组织要通过前期答辩来介绍项目,还要接受第三方的考核评估。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社工老师会提供资金使用、人员配备、项目设计方面的指导。诸暨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翁晨芳说,这相当于逼着社会组织接受专业培训,改掉一些不好的习惯,并把专业的社工知识应用到实际项目里。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社会组织所做的事恰恰是政府不擅长做的,对此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另一方面,野火般生长的社会组织又迫切需要政府的规范才能健康的运转下去。这对政府就是个不小的考验了,放任不管和过度干涉都很糟糕。重要的是,政府要搞清楚社会组织到底需要什么,用正确的方法把事情做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才能有效。这也是今天“枫桥经验”所要进一步回答的时代之问。
  公益创投之外,诸暨市又通过政府采购、定向委托的方式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担。从2017年算起,诸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资金超过了2000万元。
  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治理社会的能量很大,但要把这股能量释放出来,政府必须将资源下沉到基层,让更多的社会组织规范化、可持续。这是诸暨摸索出的经验,也是中国其他县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必经之路。
  离开诸暨前,《南风窗》记者专门询问了枫桥镇那起工伤纠纷的进展。毛仲木说,现在双方的心理预期还是有差距,近几次调解都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他也说,几次调解下来,两边的诉求正在慢慢靠拢,他相信这起纠纷最终能被化解。
  社会治理不是件容易的事,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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