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李云龙式”干部

  表面的背后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在推动的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与旧有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矛盾。

作者:本刊记者 赵义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3-11
  十多年前,电视剧 《亮剑》火遍大江南北,“李云龙”可谓妇孺皆知。如今,社会各界都强烈呼唤更多的“李云龙式”干部的出现,呼唤他们在攻坚克难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善于作为。
  与之相对应的,从党的十九大到现在,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越泛滥,越反衬出“李云龙式”干部的可贵。破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为“李云龙式”干部的涌现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可以说,在全面深化改革任务日益繁重的时候,如何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如何避免“李云龙式”干部被逆淘汰,已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种种表现
  2018年,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中纪委曾经下发了一份工作意见,明确了重点整治的四个方面和12个问题。这四个方面是:
  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方面,重点整治严重影响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影响中央政令畅通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突出问题;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方面,重点整治群众身边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重点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严重影响改革发展高质量的突出问题;在学风会风文风及检查调研方面,重点整治频次过多过滥、浮于表面等突出问题。
  从12个问题可以看出,社会各界强烈反映的突出问题几乎都有涉及,比如地方和部门利益至上,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新官不理旧事”;回避矛盾和问题,上推下卸责任;编造假经验、假典型、假数据;检查考核过多过滥,给基层带来沉重负担。这些都是从中央到治理体系基层、普通民众、广大企业所面临的“痛点”。
  在不久前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现,并且用“五个有的”概括了当前需要着力破解的突出问题: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工作事事留痕、把“痕迹”当“政绩”;工作拖沓敷衍,遇事推诿扯皮、回避矛盾和问题,不担当不负责;拍脑袋决策,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问责泛化滥用,把问责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以及基层反映强烈的会议多、文件多、要材料多、检查考核多等。
  如果深入分析,就能发现“五个有的”的精准所在。首先,是从政治高度来看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尤其是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的错误表现,这是涉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大问题。这一点是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挑战的是中央权威,损害的是中央权威。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危害。其次,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种种表现最终是落在政绩、决策、问责等要害问题上。对一个治理体系来说,尤其是对治理层次众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又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治理体系来说,有什么样的政绩观、权力观、责任观,就有什么样的干部。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最终也就是要落到在政绩考核、决策机制、问责制度等的持续改进上面。
  所以,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在部署2019年工作任务时,除了严查突出问题,还提出要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防止问责不力或问责泛化、简单化。2月2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深刻剖析成因
  把问题精准界定,剖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成因也就有了更清晰的方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是新事物,现列举的种种表现,很多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不仅能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即使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也是屡见不鲜的。
  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金字塔式的科层管理组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像摆脱不掉的影子一样存在着。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语境下,有不同的表述。在古代皇权帝国体制下,表现为皇室和“政府”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官僚病和大政府病。在社会主义国家,表现为革命语境下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意志的衰退。
  这样,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我们就不能泛泛而谈,否则就把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变成了一种纯学术的讨论,无法做到问题导向。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更精准地解释这些年出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新动向新表现的现实原因。从表面上看,有两个基本背景,一个是改革和发展的任务日益繁重,尤其是自上而下部署的任务日益繁重,另一个是管党治党的全面从严,要做的事情多了,做事的约束也多了。这是表面上的一个矛盾,很多人也是拿这个当作借口,对此不必讳言。
  那么,表面的背后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在推动的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与旧有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个矛盾的存在,才导致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种种新动向新表现的出现。正视这个矛盾,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改革举措密集出台,而某些领域的人们的改革获得感的提高还不够的现象。正如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最近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说的那样,社会上对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评价并不一致,还有一些人表示一些改革的实际获得感并不强。这是需要我们仔细审视的一个问题。
  并且,随着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深入,这个矛盾只会越来越突出。对此也不必讳言,因为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过程本身就是矛盾和问题不断暴露、不断获得解决的过程。40年改革开放历史,不正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也就是说,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是笼统地去反对,而是聚焦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当中,那些不适应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地方。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如何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目标。
  因此,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就要区别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特点,具体分析、找准突出问题,否则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自身也要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毛病。
  这就要分门别类,把真正的问题搞清楚,对症下药。这里面涉及很多亟待解决的课题。可以肯定的一点,如果不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改革着手,只搞运动式的作风整治,很大的可能是只会带来更多花样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让“李云龙式”干部脱颖而出
  再回到“李云龙式”干部。
  用人导向是风向标。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熟悉党史的人们也知道,每一次政治路线的重大调整都会伴随着组织上的重大调整。今天,全面深化改革要动真格,就需要重用一大批改革“闯将”,重用一大批“李云龙式”干部。从这个意义上说,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的整顿作风,也是要在用人上来一次大的调整,体现出鲜明的导向。
  李云龙有什么特点?看过电视剧的都知道,他的个性很突出。说起来,“个性”其实是各种官僚病的天敌。但个性不是说简单的浑身带刺、混不吝,有时候还口吐脏字,那都是表面。它是相对于做事善于循规蹈矩、明哲保身、不得罪人而言的。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不少干部工作很勤奋,对自己要求也严格,但一旦大风大浪来了就没主见了,总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工作思路也就是这个思路,求稳心态有余,斗争精神不足。
  “总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 求稳心态有余”,这也正是大多数习惯于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干部们的普遍心理。在日益深化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面前,这样的心理更会加重。
  而用山东省2019年开年工作动员大会上的概括,所谓“李云龙式”干部是这样的, 他们政治可靠、对党忠诚、能打胜仗,但不见得受个别领导“待见”;敢抓敢管、敢于碰硬,但容易“得罪人”;直来直去、个性鲜明,可能会被认为“不灵活”“不成熟”。
  不受领导待见、容易得罪人等等,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尤其是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但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积累的时候,这样的干部会打破所谓的“平衡”、冲击所谓的“惯例”、带来所谓的“风险”,跌跤出错的可能性自然也就越大。如果碰到泛化的或者简单化的问责,被误伤的概率就大大增加;如果“以票取人”,既不受个别领导待见、又得罪人的李云龙们,当然也更容易被埋没。
  需要注意的是,过去这些年落马的官员,也有很多曾经被认为是能力强、有铁腕、敢碰硬的干部。如何鉴别和区分哪些是“李云龙式”干部?换句话说,严管和干事如何统一起来,在严管的条件下,如何能够涌现出更多的 “李云龙式”干部?这是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考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管不是把干部管死,不是把干部队伍搞成一潭死水、暮气沉沉,而是要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严管和干事创业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把一些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归咎于从严管理,这是不对的。
  权力是最大的腐蚀剂。可以断言,从政治运行规律而非艺术创作角度上说,如果没有监督,李云龙最终也会走到初心的反面上去。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在有监督的条件下如何勇于作为、善于作为,是今天的李云龙们所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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