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梅尼革命40年后,伊朗还好吗?

  风雨飘摇的40年中,伊朗虽然实现了中东军事强国的目标,但伊朗人民等来的却是满目疮痍的社会,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作者:韩静仪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3-13
  刚刚庆祝完革命胜利40周年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月13日就遭遇了一次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导致边防军士兵死伤约40人。事后,一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名为“正义军”的逊尼派武装认领袭击。但伊朗官方称,沙特和阿联酋在幕后支持这一匿藏在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并说伊朗将会采取报复行动。
  2017年和2018年,伊朗首都和西南部胡齐斯坦省首府先后遭到重大恐袭。之后,伊朗都向叙利亚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据信制造袭击的武装组织。这次有伊朗官员威胁对巴基斯坦境内目标进行越境打击,也并非空穴来风。2月17日,伊朗通过电视直播展示了一款刚列装的装备巡航导弹的国产潜艇。
  让人有点意外的是,伊朗目前的海军装备多为美国造,这些装备可追溯至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40年过去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两伊战争、“绿色革命”和经济制裁等重重困苦下挺了过来。不过,除了军事能力,它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距离“强国”甚远。
 
  走上革命之路
  “‘打倒美国’意味着打倒特朗普、博尔顿、蓬佩奥……我们不与美国人民斗争。”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近日在会见伊朗空军军官时,间接回应了特朗普在推特上称伊朗革命是“40年的失败”的说法。
  2月11日,伊朗外长扎里夫称:“40年来,美国始终未能通过流血和金钱的手段来动摇伊朗的稳定。经过40年的错误选择,美国是时候反思失败的政策了。”
  美国为什么会和伊朗结仇?伊朗为什么要闹革命?一切还要从40年前伊斯兰革命所推翻的巴列维王朝说起。
  伊朗的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掌权后对伊朗社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改革,同时强调伊朗的“雅利安”民族特性和古波斯帝国开创的君主制传统。可是,现代化和君主专制并不能很好地兼容,何况巴列维王朝系1925年通过军事政变建立,在伊朗的根基并不深。
  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白色革命”(“白色”是针对红色,表示“不流血”)中,诸如“打土豪分田地”、赋予女性选举权等举措,虽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却触碰到了贵族阶级和宗教保守派的红线,遭遇了强烈的联合抵制。伊斯兰社会主义者和巴扎商人,也同样不满于改革导致的不公及利益损失。
  20世纪70年代后期,伊朗经济在短期空前繁荣后的突然下滑、国王的独断专行、官僚的极度腐败,加上人口爆炸、城市化和教育的普及,使伊朗社会动荡的系数猛增。此时,新上台的美国卡特政府以人权的名义,要求身患癌症的巴列维国王放松对社会的控制。结果,民间积压的不满情绪接连发泄,最终引发了洪水般的伊斯兰革命。
  1979年2月11日,兴奋的德黑兰市民,欢呼雀跃地拥向Azadi(自由)广场。在那里,早早便有一位身着黑袍、头戴黑色缠头的老人等候着。他便是新政权的奠基人、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10天前,他才从流亡地巴黎西郊归国。此刻,他抚着花白的胡须,望着高举其画像奔跑而来的人群,构思着一个政教合一、宪法与伊斯兰教法相融合的崭新国家。
  革命胜利两个月后,伊朗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98.2%的投票支持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以代替长达2500多年的君主政体。
 
  双轨制政体的优缺点
  在霍梅尼带领下,伊朗仿照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建立了半总统半宗教双轨制政体:由一位民选的总统担任政府首脑,但在民选政府之上,另有一套伊朗特殊的宗教机制全方位监管、掌控政府的工作。由专家委员会、宪法监护委员会和最高领袖组成的宗教政治机制,在筛选总统候选人、审查立法等方面,都拥有绝对权力。
  自双轨制政体实施以来,伊朗政坛逐渐分化为两大派别。其中,强硬保守派主要以伊斯兰教士和既得利益者为主;而温和改革派的主要代表,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实业家和新型贵族。
  经过长达40年的政治实践,伊朗式双轨制政体的优缺点也逐渐显露出来,这集中体现在政府行政效率和权力制衡上。
  如果民选政府为保守派政府,则其行政方针和外交选择有很大概率与宗教系统不谋而合,因此政府在推行各项政策时的阻力大幅减小,行政效率能显著提升。在保守派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当政时期,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其第一任期的统治给予了高度支持。
  相反,如果民选政府为温和派政府,对内推行改良政策,对外希望缓和与西方关系,其与宗教系统的诉求极有可能出现偏差。届时两套系统互相掣肘,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甚至会面临停摆危机。譬如,现任伊朗总统鲁哈尼被认为是温和派,他上任以来力求经济改革、向美国示好的行为,在伊朗国内惹来诸多非议。2017年底至2018年初,伊朗各地出现的大规模示威,就与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有关。
  政教合一的政体,也奠定了这40年来伊朗国家的曲折发展基调。新诞生的伊斯兰共和国,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令整个西方世界惴惴不安。在美国和苏联的授意与支持下,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与伊朗在两国边境开展了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重创了伊朗在两伊边境的油气设施。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被伊朗人称为“神圣保卫战”。
  这场战争使刚建国不久的伊朗,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伊朗方面宣称死亡人数超过30万。伊朗和伊拉克两国的战时军费开支,接近2000亿美元。巨额军费耗尽了伊朗的外汇储备,使伊朗不得不举借外债。
 
  战后的经济复苏
  两伊战争留下的烂摊子,都交到了伊朗的第四任总统—拉夫桑贾尼手里。临危受命的他提出了“经济优先”的政策,大力支持国内自由市场的发展,支持国企私有化,并在保持政治权威的前提下,试图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在其改革下,伊朗经济逐渐增长,摆脱了1990-1993年因战后经济失调导致的负增长。
  到了21世纪初,西方民主和法治思潮缓慢影响着伊朗。年轻人对西方文化心生向往,女权意识也在伊斯兰教的框架下缓慢觉醒。思想前卫又有过德国留学经历的政客哈塔米,一度成为年轻一代的偶像。这个“身着巧克力长袍”的政治家,在总统选举中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尤其是女性选民)的支持票。
  哈塔米在位期间前卫的改革措施,不仅令保守派感到不安,也触动了诸如革命卫队等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这导致哈塔米执政期间,伊朗政坛内争不断。他曾向议会提出一份选举法的修正案,其中明确授予总统防止国家机构违宪的权力。这项修正案虽被伊朗议会投票通过,却被宪法监护委员会拦在门外。
  在外交层面,哈塔米倡导“文明间对话”,希望与世界各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他的温和外交策略,一度使得伊朗与西方的关系从“敌对”变成“协商”状态。然而,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并未因哈塔米的好意而有所回暖。2002年,时任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明确将伊朗划为“邪恶轴心”,并指责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
  哈塔米虽有雄心壮志,但其倡导的消费模式和借贷模式,在当时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难以为继,伊朗经济很快陷入发展瓶颈。大众所期待的飞黄腾达的时代没有到来,人们渐渐对改革派失去信心。就在伊朗人徘徊于改革与保守的十字路口时,一个留着黑色干练短发的中年男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就是自伊朗革命以来最富有争议的强硬派领导人—艾哈迈迪-内贾德。
 
  围绕核问题的外交困局
  内贾德是伊朗首位非教士出身的总统,但他却比教士更加极端、保守。或许正是因为平民出身,内贾德才会把强硬的政策当作投名状,来换取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认可。
  在经济上,内贾德大力推行民生改革,降低公众账户和私人银行的利息,施行汽油配给制,给穷人发放多重生活补贴。内贾德贴近穷人的政策,创造了革命以来最高的政府财政赤字,被批评为“花政府的钱,买穷人的选票”。
  在外交上,内贾德坚持发展伊朗核计划,为伊朗树敌无数。他与美国的不懈斗争,不仅让伊朗受到国际孤立,更为国家接连招致包括核能、金融、军事在内的多方面国际制裁。
  当然,最令伊朗人不满的,还是2009年的伊朗总统选举。虽然内贾德成功连任,但选举中的种种舞弊事件却引发社会的剧烈反弹,最终以“绿色革命”(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的竞选运动以绿色为主调)这种大规模街头抗议的形式爆发。这是1979年革命之后最大规模的群众性事件。虽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面表达了对内贾德当选的支持,但许多年轻人仍然在心里埋下了对保守派的不满。
  之后的伊朗,因坚持发展核计划受到国际制裁,几乎喘不过气来。2013年新上任的温和派总统鲁哈尼意识到,必须迅速达成伊朗核协议,让国际社会解除制裁。由于曾作为核计划代表出席国际谈判活动,鲁哈尼最终促成伊朗与“P5+1”(安理会五常以及德国)于2015年成功签订核协议。美国和欧盟随后履约,解除了一部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然而,特朗普的上台成为了鲁哈尼政府博得人心的最大变数。2018年5月,特朗普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并在6个月后重启了对伊朗的部分制裁,令伊朗再次陷入经济危机。事实上,由于鲁哈尼政府未能兑现经济增长的承诺,未能遏制国内的恶性通胀,在2017年底,伊朗多个地区都爆发了对政府不满的游行示威。
  直线上升的通胀率,令伊朗中产阶级的资产大幅缩水。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也让整个伊朗社会愈加不稳定。年轻人的茫然、中产的愤怒、穷人的哀嚎,共同谱写成了一首激昂的变奏曲,让鲁哈尼的后半任期变得扑朔迷离。风雨飘摇的40年中,伊朗虽然实现了中东军事强国的目标,但伊朗人民等来的却是满目疮痍的社会,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革命后的每年2月11日,伊朗各大城市都会举行壮观的游行集会。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高声呐喊,表达对伊斯兰政体的拥护,同时向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示威。2019年也不例外,总统鲁哈尼参加了庆祝游行,并在自由广场上发表演讲。而自由广场上那座收录了数千年波斯帝国荣耀、昭示着伊斯兰革命胜利的白色高塔也依然耸立着,默默注视着这群期待着复兴与辉煌的伊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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