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一个“新的共同体”

作者:李少威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3-20
  桃花放,黄鹂鸣,鹰伏鸠出,正是惊蛰时节。2019年的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我便在此时回了一趟故乡—粤北的一个县。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故乡都是生命力衰退的代名词。我的故乡也没有例外。故乡是农村,而且是山区,向来贫瘠闭塞,望不见多少变化,尤其缺乏积极的变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新中国前两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成年的时代。人口大量冗积在农村,资源明显过载,过不好日子的同时,生态环境也急剧恶化。而正在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从沿海向内陆纵深扩展,工业发展,城市壮大,职业迅速分化,给人口提供了出路。于是人们纷纷离开农村,去寻求更好的生活—现代化的生活。而现代化是城市的,是工业的,是市场的,这一切在当时都与农村无关。
  随着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的迁离,农村日显凋败。在同一乡土根系里发生的城乡身份分化,决定了心理上的两极移动,进入城市的人们比留在农村的人们,明显具有心理优势。城市里的现代化越进阶,农村里的活力就越削弱。
  至少到十年前,我们还以为,这个局面已经无法扭转,中国的城市化必然以农村的残颓萧疏为代价,并且呈现负相关。作为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做农民,否则现代文明将永远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考虑到我的故乡所在的是一个“省级山区贫困县”,这种无望感自然就更加强烈。
  情怀无法唤回离开的人们,甚至无法让他们在故乡长久地逗留,因为那里没有现代生活所必需的条件。处处是鸡屎、牛粪、烂泥、污水,令人难以忍受;一到夜晚就黑灯瞎火,生活停止;简陋污秽的茅厕,可谓令人作呕。无论多么先进的手机,回到山区农村基本上都会变成一块废物。
  而这一次重回故土,眼前的景象着实令人惊讶。
  花红柳绿,莺飞草长,“新农村建设”带来了基础设施的根本性改观。从来不会想到,在这样山岭多、平地少的农村地区,会出现公共绿化、规范的停车场、艺术栏杆环绕的观鱼池、百米一盏直达深山的太阳能路灯,以及明亮洁净并且能照顾老人和残疾人的公共卫生间。通信信号已经不成问题,开阔地方的村子,网络流畅,即便是高山深处的村子,也总能在某个角落找到足够的带宽。华南乡村,本来就草木深秀,环境宜人,基础设施跟上来以后,舒适度呈几何级数增长。
  更为根本性的变化,是人。停车场车位不足,挡住他人出路的车主,会在车头留下电话号码;村里的公共区域,很少看到随手丢弃的垃圾,人们已经形成习惯,把废弃物扔入垃圾桶。后者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景象,要知道,20年前一些城市的墙壁上还刷着“不准随地大小便”的标语。
  一些事实常常提醒我们,不要高估中国人,但也有另一些事实同时在告诫,不要低估中国人。前者常常让我们感到赧然,最典型的是“国门外丢人”。后者又让我们看到希望,外国人经常提及的是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以及“举国体制”带来的社会事业进步,但这只是现象,真正的希望在于,中国人始终保持着对现代化生活的一片赤诚。
  这一不变的集体向往,就是中国社会的“势”,它让这个社会40多年来呈现某种确定的前行方向,而不是让各种力量在内部互相抵消。“势”是一种倾向,常常难以发现,只有在极其宏观的视野下才略为清晰。普罗大众对现代化的由衷追寻,体现在持续旺盛的物质和精神欲求当中,欲求的集合,就是中国社会前行的内在动力,它不时会产生奇迹。
  故乡的现况,就是一个奇迹。曾经,和许多“返乡笔记”的描写一样,它只剩下一个奄奄一息无可救药的躯体,短短数年间,它又站起来了,并且开始活动臂膀。一些离开的人们又回来了,而那些不曾离开的人们,眼神也变得灵动。
  马克思认为,以公共水利设施为前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天然的共同体”。由这一理论命题出发,北大教授韩毓海推导说,现代中国的命运或使命,就是为了维护这个古老的共同体,中国人民必须创造一个新的共同体。
  诚哉斯言也。回眸180年,回到鸦片战争前,这一路的坎坷波折里,始终埋伏着对一个新的共同体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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