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侦探”何志森

  这些中国未来的设计师们,给黏在人行道上的蜗牛设计了逃生通道;他们咒骂盲道,学习盲人靠街角气味浓重的小吃店寻找方向;他们给卖糖葫芦的阿姨设计了躲避城管的逃跑路线,和一辆能够上厕所的小贩卖车……

作者:本刊记者 何焰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3-23
  如果“红了”就算出道的话,到2019年3月11日,何志森出道整一年。
  这一年里,各行各业都有人跑来要当他的学生,经济学家、党校校长、社区大妈、明星、作家、保安、心理医生、酒店经理……如果正好有工作坊,何志森就把人收下,和大学生放在一起教,教他们“阅读”。一期大概2周,和过去4年里只教大学生的时候一样,只要是学术性的工作坊,就不收钱。
但不是阅读书籍,而是阅读城市,阅读人。
  因为何志森是一位建筑设计师。他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老师,也是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同时还是广州扉美术馆的馆长。
2014年,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博士毕业以后,何志森放弃了去康奈尔大学任教的机会,回到中国,在各大高校开展Mapping工作坊,一直“背包”行走,流浪任教。他声称自己有一种“叛逆”的建筑主张,想走遍全国高校,“留下火种”,却意外在2018年3月11日的“一席”演讲中,将“星星之火”洒向了全国。
 
  上海尿壶
  何志森“阅读”的方式听起来很简单,但也有些不寻常—跟踪,而且不止跟踪人类。
  比如,何志森曾经住进上海的弄堂里,好奇过为什么这里那么多尿壶,他跟踪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发现照片里很多人都提着尿壶在聊天。他想阅读这条弄堂,选择从尿壶入手。
  原来,这条弄堂老旧,没有家庭有卫生间,所以每家每户都使用尿壶,但由于尿壶的容量限制,居民必须按时清倒。倒尿壶就要出门,出门就会与人相逢,而一天相逢数次,不可能不聊天。于是尿壶成为弄堂里一个游动的因素,它促使这一块空间变得熟络热闹。
  即使尿壶激活了一块社区,即使何志森阅读了它,那又怎么样呢?这里马上要拆迁,尿壶是一定要被淘汰的,难道要提倡以后的房子都不建卫生间了吗?
  “但以后的设计师们是不是可以想一下—‘新的尿壶’是什么呢?”何志森说。也许,这个在今天看似无用的信息,可以在明天转化为一个有趣的设计,关乎社区营造,建筑与人的关系。
  像侦探一样,发现城市建筑与人之间的隐秘关系,这就是何志森阅读城市的方式,他把这种方法叫作Mapping。
  所谓Mapping,即是在一个固定的城市或场域里,选择一些“小”而常被忽略的对象,不仅是上述的尿壶,还可以是各种特征的人、动物、器具,甚至是气味。长时间跟着它,观察它,把自己“变成”它。以其目光,去重绘一幅城市地图,发现一些“近在眼前”却很少“被看见”的关系,并将这些隐秘的关系考虑到后期设计中去。
  在过去5年的近60次Mapping工作坊里,何志森带着学生跟踪过几百个对象,比如湿地公园的蜗牛、城中村的盲人、广场上卖冰糖葫芦的阿姨,还有公共厕所里的黄色小卡片。
  当建筑系的学生们变身“蜗牛”“盲人”“小贩”和“黄色小卡片”时,一些事情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
  这些中国未来的设计师们,给黏在人行道上的蜗牛设计了逃生通道;他们咒骂盲道,学习盲人靠街角气味浓重的小吃店寻找方向;他们给卖糖葫芦的阿姨设计了躲避城管的逃跑路线,和一辆能够上厕所的小贩卖车;他们拨通了黄色小卡片上的电话,去观察站街女的一天,在感到悲苦却无能为力时,一个高个子男孩没忍住,在夜晚崩溃大哭。
  何志森清楚地知道,Mapping是一种国外普遍应用,国内仍不被关注的建筑训练方法,它很简单,却很重要。它逼着学生去现场体验,而且要敏感,拥有一份同理心。
  “不变成卖糖葫芦的阿姨,学生们永远不知道厕所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要考虑他们
  “我们为什么要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小贩这个群体?”
  “给小贩设计逃跑路线,真的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吗?”
  非常多的质问,来自媒体,来自社会,来自工作坊的学生。他们不懂:城市难道不是把人装进去就好吗?我们为什么要考虑每一个人,而且是那些随时可能被城市管理“取缔”的人,比如小贩?
  尤舒蓉是何志森在中国第一个Mapping工作坊的学生,如今早已毕业,是厦门市规划委员会的副主任科员。她向《南风窗》记者回忆一个场景,2010年的自己趴在学校的围墙上,一根竹竿上从围墙外捅进来,上面挂着盒饭。她熟练地把盒饭取下来,把钱装回袋子里,递给围墙下的外卖小哥。一次买卖完成了。
  尤舒蓉嘿嘿一笑,有些害羞,但又看起来很快乐,她说:“因为我们需要小贩,而小贩也需要我们。”
  李媛说,“因为Mapping不‘取缔’最平凡的具体的人的需求。”即使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某些建筑师也许那样做过。李媛是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的副教授。该系曾在2016年邀请何志森开展过一次Mapping工作坊,李媛是何志森的助课教师。当初何志森只在西安待了2周,后来李媛却把Mapping工作坊在西安坚持做了几年,“还会继续做下去”。
  这些人和何志森,大抵是相通的。他们用行动帮助何志森,回答外界的质疑。
  何志森说,Mapping工作坊的最大作用,不在于给小摊贩做一辆车、设计一条逃跑路线,而在于让建筑系的学生们拥有一颗敏感的同理心,唤醒学生在设计时关注“人的需求”。学生们是未来的建筑设计师,懂得如何“张开眼睛看,竖起耳朵听”每一个城市使用者的需求,有利于他们设计出“更有爱”的设计。
“好的设计一定是抚慰人心的。”小贩的命运,不归建筑设计师来改变,但他们的城市使用感,建筑设计师们一定可以改善。
  但问的人实在太多了,“一席”演讲结束之后的三天里,何志森接到了一百多个采访电话,有人说感动,有人来猎奇,也夹杂着一些质疑。“怎么没有实体建筑作品啊?”“你的结论是什么?”“你的情怀,谁来买单?”他拒绝了绝大部分的采访,发了一封公开信,“希望粉红,不是网红”,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打趣说:“行不行啊,不行我就回澳洲了。”
  何志森当时很困惑自己为什么会“红”,难道是自己在“一席”的演讲时展现了过人的口才和黑色幽默吗?显然不是。在那短暂的36分47秒中,他的站姿僵硬,只有一只控制翻页笔的手在动,普通话的口音很重,前几分钟一直在害羞,低着头。
  但这一年时间里,何志森逐渐明白了,他一直在Mapping,所以一直有故事,即使他笑着说,但这些故事里对于当今城市建筑缺乏同理心的批判,仍旧有如尖刀一般。
  他可能是戳到了当今中国城市和建筑的公共痛点。
  社会太大了,生命太渺小,尤其在中国的建筑设计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简单粗暴。大家有多关注何志森,就有多需要一个温情的建筑。
  而各行各业赶来跟何志森学习的人,告诉何志森,要学习同理心,不仅仅是建筑行业的事情。
 
  直到遇到了Jason
  何志森的英文名叫Jason。
  他在澳洲待了20年,普通话疏于练习,英文却很好。回国之后,“志森”只有家人在叫,学生们和同事、朋友一样,叫他Jason。
  《南风窗》记者在采访期间,发现了一个高频出现的句式,叫作“直到遇到了Jason……”
  “我在国内做民间自发的城市演变的研究,一直很迷茫。直到遇到了Jason,我就知道,有希望了。”
  “我从来不知道学习建筑可以那么地快乐,直到遇到了Jason。”
  “我以前是个瞎子,有眼睛不会看,有耳朵不会听,直到……”
  “我也是老师,我们不是看不到另外的世界的人,也可以看到。但Jason一来,就好像都不一样了。”
  这是一种真诚而热烈的表白,何志森自己也在讲座中调侃过,“大家不要这样,搞得我像在洗脑”。
  有学生看不懂这份热烈的由来,怀疑他真的给建筑系的学生洗脑,毕竟何志森几乎不讲商业案例,只讲一些虚头巴脑。
  一个“如何评价何志森博士”的知乎提问,答案千奇百怪,热爱与批评都十分激烈,后续惊动了国内许多建筑院校的老师参与讨论,包括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他为此事第一次注册知乎、发帖,标题是“善良的人需要被正直地对待—和质疑何志森的朋友商榷”。
  在这个知乎提问下,还有一条简短的回答。如何评价何志森博士?—“一位少有的好老师,一个在我建筑启蒙道路上真正影响过我的老师。他洗我的脑洗得很深,也因为这样,我最后没有放弃建筑这条道路。”
  何志森不知道这位知乎网友是谁,是在哪座城市的大学里与自己相遇的,但知道他一定是自己的学生之一。他认为,这是教育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个人得到认可的欣慰,而是他可以跟自己确认,把Mapping带回国是“值得”的,有人因为他,而真正地爱上真正的建筑了。
  什么是真正的建筑呢?何志森认为,一定不是拍张卫星图就开始画图,“插蜡烛”似的设计,一定不是“安上轮子就能跑”,放哪都行的大楼,一定不是速度胜过一切,把旧的生活方式全部扫荡掉的建筑,也一定不是爷爷奶奶永远也不想住进来的新房子。
  何志森描述自己心目中的设计,“微乎微乎,至于无形”,不必大拆大建,尽量通过小的改动来营造空间,设计人与人之间、人与场所之间、人与建筑之间的关系。
  如果考虑到建筑和人一样具有“寿命”,不得不推倒重建的话,何志森也可以设计出一座实体的建筑。他心目中的理想,叫作“未完成”。
  “如果以后我做一项设计,将永远不会把建筑做完,永远保留使用者能够多次再设计的可能性。”这样的建筑才是能够和人一起生长的。
  李媛见过何志森在工作坊里给学生上课。他的言语并不多,但李媛总觉得激动,好像看到火苗,让人相信城市不总是冷冰冰的。
  “就像那句老话,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我想成为他
  常常有人问何志森的作品在哪里,他们跟何志森伸手要看,有没有什么“看起来像座建筑”的作品。
  “大误!”学生陈灼说。“Jason过去用牛奶箱改造街区,小小的改动就能营造社区关系,就是一件很棒的作品。”建筑作品不一定要推倒旧的,再建起一座新的。这是30年兴城运动之后,国人认为建筑就必须要大兴土木的偏见。
  陈灼所说的,是何志森的想法之一。但何志森还觉得,学生也是他的作品,比如陈灼。这些被何志森点燃过的学生,如果未来去当建筑设计师,能够做出具有同理心的美妙作品的话,那何志森认为自己也是间接的参与者。对于何志森来说,教书就是实践。
  但陈灼偷偷告诉《南风窗》记者,自己以后想去当老师,像Jason一样。
  这是一个类似于鲁迅东渡学医,却弃医从文的故事,如果有什么不一样,那加一个前缀:“遇到Jason之后……”
  陈灼本来是2013级武汉大学建筑学系的学生,遇到Jason之后,他的人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2016年,他从武汉大学休学,思考自己为什么设计,最后决定重新申请世界上最好的建筑院校,英国建筑联盟AA学院。他在2018年入学,重新从大二读起。求学路充满磨难,前途却正光明。可陈灼如今又萌生念头,毕业后想去当老师。
  陈灼是个内向的男孩子,他的新主张,何志森并不知情。反而是对于陈灼的辍学,何志森一度充满愧疚。
  起因是陈灼把何志森的“那一套”运用到了课堂上,在一次大作业中,陈灼“不想一拿到任务书就平面、立面、剖面开始画,想去当地看看,我在为谁设计房子”。陈灼去了,但回来后老师批评他,前期调研花费的时间太长了。因为大部分同学都是从网上搜集资料,就开始画图了的。
  陈灼已经知道自己在为谁设计房子了,他没有办法再在幻想里画图,“学校让我感到困惑,到底什么是设计”,于是他休学了。
  陈灼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的时候,已经开始新的求学。“原来Mapping在国外真的是很基础的建筑训练方法”,而且AA学院要求学生用1年做1个设计,在国内的高校,类似的设计普遍是1年做4个。
  陈灼不确定哪一种速度和方法更适合中国,也说不清当初老师批评自己对不对,但对于休学,陈灼如今认为是对的。当初并不是很有底气,但还是那样做了,就像何志森常说的一句话:“叛逆才有新的可能性。”
  陈灼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科班”,而且内向的人,“但Jason不同,Jason完全地浪漫、自由。”
  陈灼把当初何志森去武汉大学做Mapping工作坊时的海报找出来,他告诉记者这张海报的故事。因为何志森的鼓励、启发,他探索了一种之前完全没尝试过的制作方式,所以它很好看,陈灼很喜欢。海报的主题叫做“规划的混乱”。
  记者向何志森说起此事。却和何志森的印象完全错位,他只记得彼时自己刚当老师,“粗暴”地打断过陈灼的海报设想。
  他在此后的几年里,一直在为此愧疚。
  我也在学习当好一个老师。”
  何志森说,“向学生学习,去观察学生,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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