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

  事务性的事情太多,反而和理想越拉越远。但是,理想也许就建立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小事上。“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要和这些材料、数据打交道。”
 
作者:本刊记者 荣智慧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4-12
  北京的玉兰花开了。
  赵慧文打算睡在办公室里。她的家在昌平,从单位回家接近两个半小时。每当下班后有什么活动,她都会在办公室里搭张床,节省出往返近五个小时的时间。充足的睡眠对她来说,是个奢侈品。
  林震也要回单位过夜。他的家不算太远,在天坛附近。但是他单身一人,回家和在办公室的区别不大。接受完采访,他走在灯火辉煌的街头,仔细地辨认着方向。单位门口的武警认出了他,朝他笑了一下。
  单位和“家”常常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对于中央公务员来说,以单位为家,有时不仅仅是“过夜”,更象征着他们始终要在一个紧密的环境下生存。很多时候,他们在反思自身的处境之外,更关注理想的实现、社会的进步,他们身上的进取/反思精神,也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
 
  提 级
  林震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令不少同龄人羡慕。他常常代表单位去人民大会堂听报告,去国家博物馆看大型历史展览,去部委参加各种会议。活动范围以紫禁城为圆心。不过,他心里还是觉得不稳当。
  五年后,他考上了国家公务员,起点是很多基层公务员一生也未必够得上的职级,主任科员。这在他的家乡刮起了一阵舆论旋风,人人都说他越来越有出息,“一日看尽长安花”。
  林震有自己的理想。这份理想不限于坐坐办公室、写写材料,他希望自己可以真正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把“正义”这个词落在每一个实处。
  不过,真正投入工作后,他也发现理想实现之前,先有千头万绪的事要处理。有时候事情十分琐碎,有时候事情缺乏线索,这让他担心自己是不是真正理解了“理想”。
  领导召集新来的同志们“聊一聊”,鼓励大家敞开心胸提意见。这也是“走群众路线”。林震准备了一份2000字的发言稿,他希望结合工作中的实际,好好反映一下自己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里,有的是个人的困惑,有的是单位里存在的难题。
  听着听着,他觉得自己的发言稿太尖锐了。他紧张地涂涂改改,一边参考着其他人的发言。一位男同事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他投诉单位的图书馆午休时间关闭,而他很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充电。林震觉得这个建议还算合理,听起来不那么空洞。最后,他把发言稿删去了四分之三,把那些大道理都删掉了。
  投诉图书馆的同事遭到了反对。图书馆管理员们认为这样不对,单位每个人都享有午休时间,图书管理员也要有。这又让林震陷入了困惑。机关鼓励大家民主讨论,自由争鸣,但是也有一些难以打破的障碍。很多时候,两面都有道理,林震也会觉得难以抉择。这让他更加慎重地对待发表意见的时刻。
  不过,更多时候,大家都以领导的意见为准。机关是按照科层制的方式运转的。在现代科层制下,下级对上级命令的习惯性服从,成为很多人心照不宣的规则。因而,如何“提级”也是很多年轻公务员的努力目标。因为更高的级别,意味着更高的自由。
  过去的升迁,“优中选优”,隐藏着一定的“操纵空间”。为了杜绝人为因素,如今的“提级”严格了很多,要求也多了很多。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对提级的企盼也许一直延续到退休,但他们也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表露。
 
  感 情
  赵慧文是个性情中人。她性格直率,常常把感情表达出来。
  一开始,她收到快递包裹,还喜欢拉着办公室的人一同“品鉴”,聊聊新买的“宝贝”如何。这份简单的喜悦被其他同事看在眼里,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别看你现在买这买那还挺开心,等以后有了孩子,有你发愁的时候。”
  赵慧文发现那个同事并不喜欢自己。冷嘲热讽常有,针对性是明确的,但内涵是含混的。这让她很难受。一年过去了,她渐渐想开了。这个环境过于压缩,这么多性情迥异的人,要在一个小集体里过完几十年,磕磕碰碰太常见了。
  而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收敛自己的锋芒和感情,圆润得没有棱角,这样才能相安无事地开展工作。
  这样的状态里,下属一般不会轻易得罪领导。同时,即使是领导,也不能随意抨击下属。因为,一旦关系搞僵,就会有其他人“看笑话”,这会让领导很难看。
  公务员的选拔、考核、提级是一套井然有序的规则,每个人都严格遵照规则工作,并且养成了“习惯性敬业”的态度。这种“对工作负责”的虔敬,同时伴随着对“身败名裂”的担忧,已经内化为所有人的血肉,并且惊人地一致。
  赵慧文记得刚来单位时,也有人“八卦”过去某位领导的“作风问题”。但明显的是,近几年“风清气正”,作风问题基本上消失了,大家都有意抹除个人的性别痕迹,更不会特意关注性别上的差异。
  然而,“代际”的差别却是难以消除的。赵慧文是80后,她发现一种普遍性的情况:90后同事们更“吃得开”。他们如鱼得水地适应规则,并游刃有余地游走在规则的缝隙里。他们分得清任何一种该说话、不该说话或该说什么话的场合,为自己仅有但重大的福利—分宿舍、分房而不着痕迹地全力争取。
 
  矛 盾
  赵慧文有时觉得自己是矛盾的。
  一方面,她要在这套规则下生存,并维持自己身份性的荣誉;一方面,她觉得这套规则中有的又过于形式主义。但是,这些形式也许能帮助她顺利地实现理想和价值。
  工作了两年,她也有一些成就感。她做的研究报告,调查扎实,真真正正反映了一些中国当下的问题,并得到了极高级别领导的重视。她觉得,原来自己做的事情,好像可以真的“影响到现实”。
  但是一天连续开了几个会之后,她又有点泄气。因为会议总是开不完的。
  林震走在五四大街上,会想起自己来到这里的初衷。那些澎湃的激情,改变现实的热望,为一种信仰甘愿牺牲的恒心,仿佛昨天还在他的身上。而在短暂的公务员生涯之后,他依然在努力,却不知为什么而努力。
  事务性的事情太多,反而让他和理想越拉越远。但是,理想也许就建立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小事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说,但是随即又犹豫了起来,“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要和这些材料、数据打交道。”
  事业和家庭也是“矛盾”的。
  他们二十五岁研究生毕业,工作了三五年,进入单位在三十岁上下。赵慧文单位里的单身同事非常多。他们经常忙得没有时间相亲。自由恋爱就更谈不上了。赵慧文帮其他部门的同事介绍了一个女孩子,结果说了三四个月,同事也没能找出时间去和女孩见面。
  写材料、写报告,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对材料需求最强烈的部门,往往都是男性公务员“挑大梁”。遇到重要的会议,他们甚至得“连轴转”,办公室的门都迈不出去。
  男性公务员择偶的范围特别小。对方要么是老师,要么也是公务员。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本身非常认可主流价值观,更偏好“铁饭碗”的稳定感;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常年写材料、办会,他们更需要另一半专心于家庭,好弥补自己经常加班或夜不归宿的缺陷。
  机关很少有不忙的时候。
  林震的很多同事都是站着办公的。常年伏案写作,颈椎受到压迫,大多数人都患有颈椎病,上班时间不得不保持直立状态,强迫自己不要驼背低头。
不过,忙归忙,会写材料的人,也是站在“鄙视链”顶端的。很多时候,材料会提交给更高级别的领导,或直接成为领导的讲话稿。这也象征着地位和重要性。其次是能办会,行政型人才,统筹兼顾。再次是混日子的人,如今几乎很少见到了。
  夜里十点半,赵慧文回到单位,碰到了刚刚下班回家的领导。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向赵慧文摆手道别。赵慧文说,领导这么晚下班,是常有的事。她已经试着学会理解、同情这套规则里的人和行动。
  科层制是管理的制度,不可能通过“解放”而被象征性地克服:人不可能摆脱管理及其背后的法律,因为这些东西似乎就是自由的最终保证。
  据说是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暖冬,玉兰花开得比往年早。灰色围墙里,机关大楼透出一片灯光,融入了北京城的万家灯火。
  (文中赵慧文、林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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