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普通人

  今天写一个饮用水困难的报告,明天给一条坏掉的路申请维护资金,后天到山上巡视防止失火……在镇政府,就要做一个“全科医生”,环保、水利、林业、农业样样要熟悉。
 
作者:本刊记者 黄靖芳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4-12
  《南风窗》记者的电话打过去时,李理刚经过嘈杂的办公室,一位村民,正因村里的财务问题和人发生争执。
  说是办公室,不过是简陋的房间,配置着和普通学校雷同的桌子和墙面。那是李理在镇政府的工作环境。
  形成反差的是,“求职前,我设想自己会在一栋起码二十层以上的玻璃大厦里办公”。
  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但是公务员的身份给了这位年轻人更多的体验。
  这其中的滋味,有酸,有苦,也有甘。
 
  无所谓对错
  大四的时候,李理面试了一家又一家公司,收获了不少offer。
  正当他心满意足地准备为自己竞聘上的众多职位作出选择时,碰上了一次难得的政策机遇,家乡湖南省首次招收直通省直单位的选调生。这意味着,在经历了两年的乡镇基层锻炼期且考核合格后,可以直接调到省直机关工作。
  这是他也不曾想象过的选择,但是机会难得,他还是在最后关头报了名,并且成功通过了选拔。
  面对突如其来的机会,不仅他没有准备好,连基层单位也没有准备好。
  他到湖南娄底市下辖的乡镇报到时,发现党政办主任甚至没给他安排办公室和桌子,对方不以为意:“反正你过两天就要走了。”
  原来在基层政府里,很难留得住年轻干部是过去的常态,因为人事的管理权在更上一级单位,他们来了以后很快就会被抽调到“上面”去,所以李理的到来,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走过场”。
  也能理解,基层就是政策冲锋的一线,往往要面对“一地鸡毛”的人和事,同时环境也不如想象中“优雅”,“连上厕所的条件都是非常艰苦”。
  面前是他熟悉的一片山水。娄底是李理从小长大的地方,不过,对同样的环境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了新的认识。面对工作,他很快就有了不一样的感悟。
  近年来,经济快速推进的娄底市区,增加了不少征地拆迁的案例,这其中自然涉及复杂的经济赔偿和沟通,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会有一部分早年经历拆迁的村民,因为补偿标准不如后来者,成为了上访专业户。
  几乎每年,政策都会有调整,基层政府了解现实,但在政策制定上并无话语权,只是充当执行者的角色,有时就会陷入棘手局面。“这是老百姓的问题吗?不能这么说,是政府的问题吗?也不一定。可能没有人是错的,但是矛盾依然会出现。”往后再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他知道往两边都想一想,这是李理积累出来的“老练”。
  在广东的张月很难想象,每天跟村民打交道是什么样的日子,但是李理也未必能接受他的工作。
  张月要面对的是戒毒所里各种正在戒毒的人员。这是一份像“小学生班主任”的工作,他不需要和“看管”的对象有过多的交流,只需要看着他们在规定的工作岗位上完成任务。
  在工厂里,戒毒人员严格遵守着六小时的工作制度,他们也随之固定跟随。工作对于张月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却并不放松。“你看着他们(戒毒的人),是不能笑的,也不能将自己的情绪写在脸上,不然说不定又会搞什么花样出来。”
  刚到的日子虽然单调却也新鲜,但要有所追求,就很难这样“安于现状”。
同一批进来的同事,许多人纯粹是冲着“铁饭碗”而来。他们大多是大专学历,年纪又比他大至少五六岁,进来之前都经历了一次次的考试,终于如愿以偿,对这个饭碗特别满意,对工作的意义也就不太在乎。
  他也能观察到他们没有什么晋升的欲求,就算一辈子在“底层”也愿意。“毕竟上班的时候能熬就熬过去,下班就完全是自己的时间了。”
 
  “全科医生”
  对初入职的那段时光,于飞飞是极度怀念的。
  那时他踌躇满志,憧憬着未来大展拳脚,又因为从事着长辈眼中备受肯定的职业而感到各方面的自豪。
  但十多年后的现在再谈当初,曾经的热情显得遥远和缥缈了。
  3月初的这个周末,于飞飞陪孩子在室内玩了一个上午的溜冰。仅仅是陪伴,对于这位湖南的科级干部来说仍然是奢侈。加班加点成为了他现在工作的常态,经常为了一份报告熬至通宵,更谈不上照顾还在幼儿园的孩子的情感了。
  年近四十,尽管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但是投身“官场”至此,于飞飞没有在工作中找到想象中的成就感,反而在言语中充满了焦灼。
  因为从事的是目前政策执行中较为敏感的领域,他不愿意透露所在部门。但是具体的感受应该是相通的,那就是政策变更的频繁和面对新情况的无所适从。
  关于前者,他举了一个镇长朋友的例子。他曾经很纳闷,这位朋友为什么每次接电话都说自己在加班?而现在身临其境,他能理解了。在镇上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雨天防洪,晴天防旱,并且扶贫的任务迫在眉睫,每天光是应付检查都占据了大段时间。所以一年下来,朋友确实如电话里所呈现的状态那样,几乎没怎么休息。
  新的政策往往意味着对新能力的要求,于飞飞就经常感到力不从心。“难道真的是我的学历水平不够?没有能力处理现在面对的问题吗?”
  为了学习、理解和应对,他所用的办法是一有空就上百度搜索资料,然而实际作用并不大。他自我哂笑说:“可能真的只有高人能给我指点了。可是这样的高人在哪里呢?”
  李理便很能理解镇长的忙碌,他经历过这种状态:今天写一个饮用水困难的报告,明天给一条坏掉的路申请维护资金,后天到山上巡视防止失火。
  他曾经到市级部门轮岗,在那样层级明晰的部门里,分工专业,各司其职。
  而在镇政府,就要做一个“全科医生”,环保、水利、林业、农业样样要熟悉。“尤其是党政领导,基本上什么东西都要知道,区委书记就坐在面前,问话时答不上来是非常尴尬的。”
  在两年的基层扎根经历里,他还接待过一位全镇最“知名”的上访户—60来岁的妇女,打扮和街上的任何一个老太太无异,“就是经常撇着嘴”。她持续的上访源于借钱给亲戚投资失利,本是一个民事纠纷,却持续不断地找政府,并且认为每个部门都在“踢皮球”。每位官员都有可能成为她的下一个投诉对象,基本上是谁接待谁“倒霉”。
  李理选择了“倾听”,而不是“反驳”,让对方释放委屈,家长里短一样地聊,对方反而消了气。
  朋友说,李理曾经是一个朋友圈里尽是吃喝玩乐的年轻人状态,工作后便都是培训班、国家政策的分享,变得不一样了。他的确是比以前更为透彻地了解政策执行的个中无奈了。“基层的许多问题,不是要分出谁对谁错,也分不出来,很多时候都是百姓的心中执拗地憋着一口气,怎么顺气才最重要。”
 
  “我们也在反思”
  张月如果“诉苦”,在别人看来是不可信的。公务员,谁会相信这个曾经人人艳羡的职业有苦可诉呢?
  准时下班的话,张月习惯一个人晚饭后步行20分钟,到家旁的河边散步。河堤很长,入夜后便能给已经闷热的南方带来清爽的凉风。选择工作时,因为他不爱漂泊,所以坚定地选择了回家当公务员这条路径。
  从两年前的懵懂无知到现在逐渐熟习职场上的规则,他摔过跤,也吃过苦头,家人语重心长地劝诫过:选择进入了体制,就要适应人情上的“那一套”,“该做的还是得做”。
  他不是不知道,只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从心理上,还没能强迫自己接受。
  工作中,他仍然相信,任务的完成就是对上级最好的“奉承”,而不是像其他一到饭点就等在领导办公室门口,过于热衷表现自己的同事一样。
  这份“固执”能坚持多久呢?不知道。两个月前,他从一线的岗位调换到办公室的文职工作,脱离了环境复杂的一线,他可以开始做点自己喜欢干的活儿—写东西了。
  但是现在写的材料都是千篇一律,经常是上级的突然到访带来的临时任务,写得多了—更准确地说,是在网上“复制”“粘贴”多了,不免让人感觉麻木、机械。
  被外界诟病的,还包括基层公务员的薪资问题。以李理所在的湖南为例,对比起其他的发达省份仍然有很大差距。他介绍说,普通基层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工资在2000元出头,加上年底的绩效,一年是四五万元。尽管现在在稳步提升,李理的工资今年也迎来了微调,不过“只涨了一百多元”。
  今年2月底,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首部心理健康蓝皮书,其中显示公务员群体中有35.2%的比例达到中高等焦虑的状态,这个比例并非最为突出,但因为其关系到社会运行治理的细枝末节而受到广泛的关注。
  就在近日,一篇关于湖南永州市委书记严华的文章在湖南公务员圈流传,这只是一位新走马上任的书记的工作体会,却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让“5+2、白+黑、8+X”等极端的工作时间安排成为常态,引发了许多公务员的共鸣。
  公务员的心理问题的确需要重视,并且已经引起了真正的关注。3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决定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在生活中,李理说他并不避讳向别人谈到基层的真实情况和问题,因为他也经常撰写报告,汇报工作中产生的真实想法。“公务员系统并不是经不起批评,我们在党校培训学习的时候,讨论的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我想政府也在积极地反思、变革。”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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