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星和金钱迷信

作者:李少威 副主编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4-22
  最近,韩国娱乐圈的“胜利夜店”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再一次令“韩流”蒙羞。
  背后是一种力量在作祟—金钱。这是一种鬼魅般的力量,没有任何严密的法网可以限制它的活动,掌握它的人可以为所欲为。回头看10年前的张紫妍事件,逻辑是一以贯之的—“戏班班主”在金钱支持下无恶不作。
  娱乐圈是一个纸醉金迷、颠三倒四的世界,不仅韩国如此。过去一年里,中国娱乐圈发生的诸多事实,也揭示了这一点:因为对金钱的渴求,很多明星、“戏班班主”彻底迷失了自我,丧失了本性。
  中韩的娱乐圈到最后都只剩下一个字:钱。里面的人离开了这个字,似乎就完全无法进行自我确认了。
  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娱乐圈,则会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同样的“烂事”一大堆,但西方娱乐人物,并不体现出这个圈子的某种道德共性和价值共性。比如罗曼·波兰斯基、贾斯汀·比伯,还有一些入狱的嘻哈歌手,一般是因为个人不良行为、犯罪事实和独特的价值立场而被公众批判或受法律制裁,他们的犯错与所在的领域本身关系不大。
  这告诉我们,金钱对东西方的明星而言,意义是不一样的。西方明星不需要完全依靠金钱来树立自我,而东方明星则除了金钱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自我;西方明星不做明星了,还可以成为别的人,比如州长、总统,一样有社会地位,甚至更高,而东方明星一旦成为明星就没有退路,害怕再次沦为不起眼的“演员”,所以一方面会抓紧一切时间把信用变现,疯狂吸金,一方面又会为了制造存在感而无所不用其极。
  这固然和西方社会具有的平等意识有关,同时也与演员这一职业的历史地位紧密相联。
  西方演员向来享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悲剧就诞生了,它开始于色雷斯人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赞颂典礼。早期的演员经常由诗人担任,而诗人在古希腊,是地位相当于哲学家,甚至一度超过哲学家的群体。西方传统里的“诗与哲学之争”,证明了诗人的地位,约等于也证明了演员的地位。奥斯卡有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这一传统恐亦来自远古—公元前449年,雅典在“大酒神节”的悲剧竞赛中设立了最佳演员奖。
  而在东方—我们或许应该把范围缩窄到儒家文化圈—大部分的时间里,演员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作为其核心的中国,北魏开始有乐籍,它是由奴隶构成的;唐玄宗在梨园教演艺人,演员成为一个正式行当,但他们同样出身卑贱,世代承袭;清朝雍正时期废除贱籍,才让演员成为“正户”。其后戏班兴盛,名角鹊起,直到民国,群星璀璨。其中梅兰芳惊艳中西,“梅兰芳体系”成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然而,梅先生的夫人福芝芳女士还是难免慨叹:“吃的是戏饭,也是气饭。”5000年中华文明史,演员始终是个落魄群体,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权力和金钱的玩物。
  西方演员不需要去对抗历史,因为它是历史的一部分,“明星”和一般人的差别,仅存在于职业不同。而在东方,演员地位的上升仅仅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韩国在二战后开始现代化发展,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实现个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也就是说,对于“明星”而言,社会自发的尊重和认同是突然出现的。他们的光芒没有历史传统、稀有文化加持,缺乏政治认可,无法和其他权力之间实现对接,他们所有的,只是当下的这个市场—“民粹”式的、以大众的非理性为后盾的价值赋予。
  他们无法避免被权力左右,但可以不再被金钱玩弄。所以,他们唯一的自我认可、自我彰显和自我麻醉的方式,就是拥抱金钱,甚至和它融为一体。这群人就是暴发的、膨胀的,同时也是潜意识里惶惑不安的,理解了这一社会位置,以后娱乐圈再发生类似事件,当然也都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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