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这不是电影,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时代颠沛中的普通中国人,幸福稍纵即逝,美好没能地久天长,一代人的命运就这样赤裸裸地曝露在观众的眼前。

作者:本刊记者 曹柠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4-25
  一个晴好的下午,几个朋友躲在房间里听着违禁歌曲,大家跳起时髦舞步。刘耀军忽然回忆起来—“那是77还是78年,全国知青大返城,走成的没走成的在分离的时候,都像是生离死别,我们要走的时候,不知谁偷偷唱起这首歌,我们一听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录音机里悠扬的女声回荡:“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彼时的电影院中,我隐约听到沉默中的阵阵啜泣,这只是《地久天长》三个小时片长里众多“泪点”的一个而已。
  由王小帅导演执导的电影《地久天长》于3月22日在国内公映,备受瞩目。此前,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公布主竞赛单元获奖名单,《地久天长》凭借王景春和咏梅默契的表演,创纪录斩获最佳男女演员双银熊大奖。
 
  沧桑三十年的“平民史诗”
  《地久天长》是王小帅“家园三部曲”的首部作品,触及中国近三十年社会变迁中的诸多“集体记忆”:知青返乡、计划生育政策、工人下岗潮等,导演王小帅和编剧阿美通过亲情与家庭这个切口进行苦难白描,浓缩了当代中国人漫长又短暂的人生。电影的剧情并不离奇,悬疑感更多是靠多线叙事烘托出的。20世纪80年代初,工人刘耀军(王景春饰)、王丽云(咏梅饰)夫妇曾和同事沈英明、张新建两家关系要好,耀军之子刘星和英明之子沈浩都是独子,两个小孩同年同月同日生,家长为他们约定“一辈子做兄弟”。英明的妻子李海燕负责工厂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在她的唆使下,丽云打掉了二胎却从此不能生育。
  几年后,一场因沈浩而起的意外发生,耀军和丽云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事情的真相成为两家人心中解不开的结,从此渐行渐远。耀军和丽云无法忍受家庭残破的伤痛,在工人下岗大潮中背井离乡,开始了“两个无力的、柔弱的、善良的人”与命运的抗争。如果说,聚焦三线建设的三部曲是基于导演童年记忆的个人视角,那《地久天长》则是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转折唤起了千千万万家庭的共情。
  在采访中,王小帅反复强调影片的“普通人”视角。“普通中国人在生活中没有什么大的要求,极其善良,极其逆来顺受,真遇到什么大事,往往会归结为自己命不好。正是这种隐忍才很坚强很伟大。”
  中国人那《活着》式的隐忍依然是《地久天长》中小人物们的底色。因为是普通人,在面对国家机器的强力政策时束手无策,只能接受;因为是普通人,在失去孩子、工作和幸福的可能性后不得不背井离乡。
  电影的整体基调悲凉而节制。时过境迁,夫妻俩去给夭折的儿子扫墓,耀军拉链拉不上了,老伴赶紧过来帮忙,到了墓地也不用商量,先把荒草拔干净,一屁股坐在那里,丽云把水递给耀军,耀军没理她,自顾自地喝酒。老两口就这么坐着,淡淡地释放着忧伤。
  正是在这场戏中,二十多分钟里王景春和咏梅贡献了影帝影后级的表演,没有对白也没有痛哭,一气呵成。而坐在监视器前面的王小帅却哭了,“(拍到他们俩)看到这个坟的时候,当时我的泪就喷了。”导演如此,更不用说观众了。
  “平民史诗”强烈的代入感是建立在严苛的细节还原度之上的。“光屁股小孩身边露出的一点点铁饭盒的网兜材质都能唤起我对童年的共鸣。”知名影评人、电影制片人关雅荻说。
  作为过来人,王小帅当然是重现记忆的权威,成就了影片高度的历史还原感。采访中有一处细节是绝佳的例证:影片的拍摄主要在内蒙古和福建完成,结束福建部分的拍摄后,王小帅为了补一个镜头执意带着王景春和咏梅回到福建,就是因为不能接受主角们老年的妆发套。
  “他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没有办法忍受那种凑合的假的东西。”咏梅提起这个细节很欣慰,“最后是我自己的头发漂白的。”
 
  边缘个体身上的集体记忆
  王小帅上次出现在公众话题中,恐怕还要归功于他在微博上因上一部电影《闯入者》排片太少的愤怒。的确,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小帅的境遇也折射出中国文艺电影的中坚力量遭遇的尴尬。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在国内院线顺利上映,但票房惨淡,新作《江湖儿女》甚至被认为过于注重个人电影宇宙的拼贴,丧失了艺术探索上的锐气。
  近年来,第六代导演中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王全安都有新作公映,普遍被贴上“集大成”的标签。在《山河故人》《白鹿原》和《地久天长》中,他们开始自觉地用长时段视角来处理个体与时代的关系,“第六代终于获得了一个看待中国历史的位置”成为观众们的共识。
  之所以说《地久天长》标志着中国独立电影的一次历史叙事回归,从创作者的有意识地记录历史也可窥见端倪,谈到《地久天长》的创作初衷,王小帅说:“中国现在的发展很快,像猛兽一样往前冲。需要停下来,把过去梳理好。我觉得要把这些记录下来,所以得做这样的电影。活过了不能像囫囵吞枣一样就过去了,多可惜。”
  所以,这也是王小帅“野心”最大的一次:“为中国当代的变化留下一部电影。”
影评人、《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作者许金晶认为,导演自身身份和发行渠道的转变共同促成了这种转变,“第六代导演的许多电影已经从最初的地下电影到如今的院线公映”。这次,王小帅用一部近乎电视剧质感的长片,撩动计划生育这个当代中国人感同身受的话题,还启用了王源这样的流量小生,势必在口碑和票房上都有备而来。
  《地久天长》是王小帅的第十二部电影,在文艺片导演中不可谓不高产 。当被问到历史意识是否会成为日后电影创作的核心主题时,王小帅答道:“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宏观的,越来越有历史观和现实观地来观照自己的生活以及现实的生活……往往很少有人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当下,就有清晰的理性的看法,大家容易从众,容易在一个大的潮流上一窝蜂往前走。所以如果能够在洪流之中,还能保持一点点自己的理性的独立的思考,甚至一些反思,这个很重要。”
 
  个体命运的沉浮
  本片招致影评人揶揄之处在于结尾的处理:背井离乡的夫妻回到家乡,和老朋友相逢,物是人非事事休,无言泯恩仇。个体之间的相互和解亦是个体和时代之间的无奈妥协。许多看过点映的观众觉得电影如果没有这段,保持开放式结局,情感会更浓烈。
  甚至还有犀利的质疑:“是不是也要防范这种慈母般的表达方式?它有没有叩问现实的力度?它会不会成为了有失偏颇的民间传说?它是不是伪善地对民族性格(善良、隐忍)的压榨?”
  面对这样的质疑,王小帅直言“其实这不是一部电影,你不要觉得从哪里结束和哪里启动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构”。同时在闭合式结局里观众压抑三小时的情感得以释放,“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还活着,像现在这个电影里的耀军和丽云他们还活着,他们还得继续寻找他们活下去的动机、理由和快乐,所以这个等到孩子再回来的时候,这个事情在生活里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在失独家庭这一点上,直接批评计划生育制度很容易,就像用刺刀直接刺破肚皮,血淋淋的现实无疑会令人愤懑进而控诉,无疑那样太残忍也太狭隘了,但王小帅选择更温和也是更高明的处理方式。
  王小帅说了一句“胆子不是刺刀,而是锤子”,也许只有这个版本的《地久天长》,能唤起大多数中国观众对于历史更深刻的反思,而非黑白分明的理解和无处升华的愤懑。
  因此,《地久天长》是观众光谱极宽的电影,据不完全统计,在点映场中,90后和00后一共占据了总观影人数的87%。《地久天长》似乎做到了击穿年龄段。不同层次的观众收获了不同程度的感动,哪怕是95后和00后观众,看完电影不仅会重新审视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也会反思青春期的叛逆。
  回到电影本身,我们会发现力道不减,将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刻画得淋漓尽致。时代的洪流中,弱小的个体没有选择。在《闯入者》中,王小帅的焦点就放在了由历史环境给人造成不可逆的恶习:对他人的戕害以及自我啃噬,弱者挥刀朝向更弱者,且自身浑然不知。
  而在《地久天长》中塑造的李海燕这个角色,她是三个家庭小团体中的大姐大、厂里的主任领导、平日中熟人网络中的热心肠,缺点无非是贪恋权力、爱慕虚荣。她本是丽云一家的好友,但在职务的逻辑中,却逼丽云堕胎,致使其丧失生育能力。刘星的意外之死,不仅压垮了刘星的父母,同时也让海燕在自责与忏悔中苦熬了二十年,“时时刻刻都在想他们”。
  《地久天长》直面计划生育制度的问题。丽云因为被强制打掉孩子,导致终生不能生育,而获得了厂里的“计生先进”荣誉,几年后国企改制,她想要找人托关系不下岗,却被“先进”的名号所累,最终只能无奈地“光荣下岗”。讽刺与无奈,溢于言表。
  本届柏林电影节的口号是“个人的即政治的”,从个体命运的沉浮洞悉时代的隐喻,难怪王小帅导演说“这不是电影,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影像中的苦难:从旁观到理解
  失独家庭是个沉重的话题。许多中国家庭是靠孩子维系的,失去了孩子,并非所有家庭都像电影中那样相伴相守,有的自杀了,有的离婚了,有的陷入了永不停歇的精神折磨。我不禁悲观地想到,电影所记录的人群也许是最想回避这个话题的。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独生子女成为历史,失独家庭的心中会不会有二次伤害,渐渐地失独将成为沉默的少数。文学和艺术作品如何才能摆脱旁观者的角度?
  故事的底色无疑是苍凉的,但王小帅强烈的人文关怀,使他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不过多评判人物的道德动机,而是克制地还原,电影中的细节处理算得上真切:过节是中国人的团圆时刻,也是失独家庭最仇恨的日子,电视也不开,鞭炮声也装作听不见。
  面对隐忍的失独父母群体,王小帅说“每次他们笑我才是在哭”。咏梅认为电影的精神内核是原谅:“电影在讲一种原谅,其实原谅也是在救赎自己,最终他们是通过时间,通过人性最大的善良去原谅一切。”
  苦难不经过消化便是如鲠在喉,人必然惶惶不可终日,自此在回忆中画地为牢。失去孩子的耀军对丽云说“时间都停止了,剩下的只是在等待慢慢变老。”保守秘密的沈浩说“身体里从那以后就长了一棵树,不停生长让我再也无法喘息。”一个结两代人,忏悔与宽恕使得人有勇气继续往前。
  作家王小波曾说,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他在《人为什么活着》一针见血地驳斥:“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耀军和丽云只得风烛残年,但王小帅要说的恰恰是“有的时候要去深究原因,但是对有的人来说来不及深究,人要继续活下去”,我们要乐见生长中的力量,并尊重他们的选择。如同耀军那句“时间已经停止了,剩下的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面对的呢?”
  “这些人都曾经在那个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中坚力量,他们命运多舛,现在却在经历老龄化和边缘化。我希望能让这些观众进电影院,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给他们一些安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小帅的《地久天长》触及了苦难、记录了苦难、理解了苦难。
  急于彰显独立个性的观众试图将晦暗不明的历史直接送上审判席,只看到个体生命的破碎,就直接宣告了这些活着的人精神情感上的死亡。可是他们忘了,现实中的悲剧并不会因为旁观者立场的决然而减轻丝毫。失独家庭需要的与其说是大众的关注和同情,毋宁说是发自心底的理解和尊重。这一点上,王小帅选择让我们看到希望。
  《地久天长》英文片名《So Long, My Son》,十分讨巧,主人公夫妇先后三次与自己的孩子告别,又在余生念念不忘。诗人罗伯特·彭斯根据苏格兰民歌写下的这首《Auld Lang Syne》(中文版为《友谊地久天长》)几乎是世界人民对人间真情美好期待的代名词。 然而,时代颠沛中的普通中国人,幸福稍纵即逝,美好没能地久天长,一代人的命运就这样赤裸裸地曝露在观众的眼前。
  王小帅深谙国外观众的口味,在这种暧昧的张力中,地久天长,就是对那些被时代洪流所裹挟、伤害、抛弃的个体最无奈而深情的祝愿。
 
  对话王小帅:我想为中国当代的变化留下一部电影
 
  南风窗:你早期的作品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近两部作品《闯入者》和《地久天长》的视角逐渐广阔起来,似乎能感受到你对宏观历史叙事越来越感兴趣?
  王小帅:我主要是想为中国当代的变化留下一部电影。留下一个关于中国老百姓,关于中国的社会、家庭、人在这样的巨变的过程中,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命运,想留下这么一部电影。因为这一切其实就发生在当下,我们正在经历它,我们有责任去审视它,去记录它。像《地久天长》我觉得是更广阔的视角,而非我自己的经验,这样的一种命运的、家庭的转变跟这个社会的起伏是千千万万的家庭中都存在的,有更广阔的共性和共情。
  南风窗:你在影片结尾的处理上给了人物和观众希望,也收敛了批判计划生育政策的锋芒,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几代中国人的影响体现在什么方面?
  王小帅:我认为计划生育的政策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首先改变了中国最传统的家庭结构。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一般一个家庭生两到三个孩子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结构形式,甚至更多,特别是在农村。那么计划生育就使得一代一代人下来,过去的家庭里面兄弟姐妹的关系都在慢慢消失,所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计划生育之后的人群。耀军和丽云因为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变,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但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观念,他们非常希望家庭的完整性,所以很自然地希望去收养一个孩子,虽然不是血亲的关系,但是希望组成一个他们认为的完整的家庭,努力跟命运抗争,希望完整地生活下去,这都是中国人顽强和善良的一面的体现。
  南风窗:王景春和咏梅在柏林电影节上双双获奖,这也体现了国际影坛对《地久天长》这部片子的认可,两位主演的角色塑造中,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王小帅:隐忍和克制。这是我所喜欢的中国人的特质:虽然经历了很多,但最后都是隐忍的,吃苦耐劳的,能吃饱穿暖就觉得很幸福了。但是也不尽然,每个个体都不一样,景春和咏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普遍的我心中的中国人的一个特质。这里的隐忍,除了在生活里的,还有在表演的理念上,如果更能欣赏那种无痕迹的、隐忍的,没有那些外在表现的表演,其实更加深沉、内敛和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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