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发村的全球化简史

  以前的企业需要有上亿的规模才能形成自己的渠道,现在,自己租个公寓,也能直接把货卖到欧美和非洲等地方。
 
作者:实习记者 何承波 发自河南许昌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5-16
  Bruno Oaikhinan的沙龙位于尼日利亚拉各斯购物中心,一个中产消费的顶级场所,普通人往往望而却步。但Bruno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BBC一则报道中,他说,不论贫富,女孩们总是兴高采烈地来到他的美发店,花费高昂的价钱,让Bruno把假发编在她们头上。
  Bruno几年前还是一名银行家,嗅到了中国许昌人在这里卖假发的商机,于是成立了这个国家第一个沙龙,开始倒卖许昌的假发。
  Bruno发现假发是黑人女性的刚需,因为黑人原生头发质地粗硬、卷曲,生长速度也极慢。“几百上千美元一顶富有光泽的假发,是她们趋之若鹜的时尚潮流。”
  地球的另一端,是另一种生存图景。许昌的村民们依然坚持着古老的传统,该种地的时候种地,雷打不动,过了农忙,又涌向全国各地。在麦子成熟前这段时间,杨大龙的父亲只身钻进了云南或者广西某个偏远的少数民族村落,50多岁的父亲以面包车为家,四处收购头发,运回家里来。
  在杨大龙的家里,头发侵占了屋子里的每一个空间,是家里的绝对主角。
  从假发厂下班后,杨大龙来不及休息,院子里头发堆积成山,他开始分拣工作,然后用打毛机分离细碎的发渣。1994年出生的大龙染了一头新潮的金发,但很快,打毛机扬起的尘埃,就把他染成一个白发人。  
  楼上,妻子和两个年迈的女工正围在档发架上分档,凌乱的头发一根根扯出来,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反复两次,按寸数归为不同的档位。
  这是小宫村大多数档发作坊的真实写照,他们把归档后的头发,运到了市区的工厂,经过漂染、过酸等工序,再由工人一针针勾出来。最终制作出一种时尚奢侈品,运送到世界各地,被奥巴马夫人、碧昂丝或者更多爱美女性戴在头上。
  假发之都—许昌,正是在这里启程,走向全球化。
 
  头发窝里长大的人
  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想象小宫村会跟时尚、碧昂丝扯上关系。这是一个封闭的中原村落,被一望无际的麦田包围。村里仅一间摩托车维修店、一家五金店、一家美容店、一两家餐馆。土墙上刷着扶贫攻坚的标语。只见零星的老人坐在村口,闲聊、晒太阳。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是全球假发时尚的起点,家家户户都堆满了头发。村长陆宝山说,巅峰的时候,一村上千户,十之八九都在从事这门生意。男人们集体外出收头发,散布全国各地,女人们在家加工,忙得热火朝天。
  小宫村并不是唯一的假发村。许昌市建安区(前许昌县)灵井镇与禹州市褚河镇交界的地带,十来个村庄,大多从事档发生意。小宫村南边是同属灵井镇的泉店村,过去还被称作“档发之乡”。这些村庄共同构成了世界最大的头发窝。
  问及小宫村何时开始头发生意,村民们摸着下巴,像回想一件往事那样,慢悠悠地说:“起码从明朝就开始了。”
  根据许昌县志,明嘉靖年间,许昌人就做过戏曲道具中的人发生意。但把基因种在许昌人经商细胞里的,是泉店村一个叫白锡和的村民。1900年,白锡和偶然间遇上一个德国商人,两人一拍即合,做起了收购头发和出口的生意。
  就这样,许昌成了头发生意的起源地。1933年,当地县志上讲到泉店村头发交易的盛况:“每年贸易额,亦恒达数百万。”改革开放后,收头发的许昌人涌向了全国。
  小宫村村主任陆宝山记得,他是14岁辍学的,父亲给他买了张票,强行把他塞到去往河北赵县的车。那是1983年,他揣着一封信,找到父亲朋友的家。然后借来一辆自行车,开始走街串巷地吆喝:“收头发啰,收头发啰。”一边收,一边掉眼泪,“太想家了”。
  两个月后,他扛着头发跑回家,赚了100多元,“特别风光”。
  外行人弃之如敝屣的头发,在假发村,村民们管它叫黑金。跟陆宝山同村的郑有全头脑很灵活,靠收头发起家,很快就在村里成立了工艺品厂, 雪球越滚越大。
  龙生源发制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郑永强参与了那样的盛况,“村里男人倾巢出动,全国各个县,都有我们许昌人。”郑永强是临近小宫村的褚河镇人,16岁辍学开始收头发,带着一把剪子、一把尺、一杆秤加一面镜子,足迹遍布全国20多个省。
  收头发有一个江湖,收发人对自己的行踪保密,有固定的地盘,虽是同乡人,但井水不犯河水。易刘村人刘新龙20岁跑去浙江,发现安庆人把控了整个浙江的头发生意。他们已经在此驻扎了十多年,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各乡各村吆喝。刘新龙从这些贩子手里拿货,巩固了自己在浙江的地盘。
  盘踞各地的许昌人,建立了一张固定的网路,源源不断地输送头发到村里来,加工后,卖到青岛、深圳和香港等地进行深加工。
  进入20世纪90年代,许昌的头发生意有了新的面貌,许昌人不满足于做头发的搬运工了,而是涉足深加工领域,依靠一种三联机,抢了沿海城市的生意,承接日本韩国的代工订单,开始走向产品出口。
  1993年,郑有全成立瑞贝卡,走高端路线,把假发卖到美国、西欧等国家和地区,开始抢韩国人和日本人的生意。当地假发企业也迅速跟上,很快在国外建立了2000多个销售网点。 
  时间到了2000年,许昌假发的出口创汇每年保20.8%的增长,迅速扩散到全球十多个国家。他们在美国拿下了25%的假发市场份额。瑞贝卡也在2003年上市,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假发厂,小贩子出身的郑有全,也成为2008年胡润百富榜上的河南首富。
  根据2017年数据统计,中国假发出口占了70%以上全球供应量的份额,而多年来,许昌都占据着这个份额的半壁江山,比例不低于50%。
  对于这种全球化的参与,村民们有一套很朴实的说法: “知道吧,美国总统的老婆,也戴俺们这儿的假发。”他们感到一种骄傲:一边种地,一边参与缔造了全球的时尚产业。 
 
  翅膀的震动
  假发村的传统是“男主外、女主内”,农民们大多是依靠假发来维持生计,但真正发家致富的并不多。
  小宫村隔壁泉店村,李会杰除了下地种麦子,闲余的七八个月,大多在外奔波。除了货被偷过、被抢过,他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
  直到2008年,宁静的生活被打破。当时,眼看头发价格猛涨,他猛囤了五六十万元的货。随后,恐慌开始蔓延,“黑金”的价格要一跌再跌。村里很多家庭倒闭破产,他慌了。
  他的第一要务,是把这些烫手山芋甩掉,以超低的价格,卖给城里的大工厂。大工厂一直拖着货款,李会杰欠了十多万元的债没法还,一家人过上了最艰难的日子。
  风暴虽然很快过去,头发价格重新开始疯长,但天性乐观的李会杰很受伤,“再也不想碰头发这玩意儿了,怕了”,他得了一段时间的抑郁症,把自己锁在家里,不见人,甚至不止一次想过跳楼。
  年迈的父母嘴上不说什么,私底下却叨念,“还是种地好”。
   “金融危机起码杀掉了40%的家庭!” 同村的朱会钦是对金融危机感触最深的人,2007年的时候,朱会钦囤下几十万元的货,几吨的头发塞满了他的屋子。100元一公斤的产品,一压再压,最终无望了,朱会钦含着血泪,以10元的白菜价成交。
  隔壁的小宫村,情况也很糟糕,村主任陆宝山回忆说,起码一两百户干不下去了。
  从那以后,朱会钦和村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被紧紧捆绑在一个链条上,源头上一个翅膀扇动一下,他们这个寂静而偏远的村子,必然天翻地覆。
  这位朴实的农民操着河南话说:“我们生活在地球村里,每个人,都跟战争、金融捆绑在一起,谁跑得了?”这是他最深切的体悟。危机几个月过去了,他迅速爬起来,大干快干,以填补自己的债务漏洞。
  金融危机让一些人赔得底朝天,原材料价格疯长了几轮,很多没有资金链的家庭作坊跟不上去了。另一些人却走上了金字塔的顶端。经过金融危机时期的大量收购,有的家庭积累了原始资本,从家庭作坊的模式中脱离出来,雪球越滚越大。后来跟大工厂结成同盟,完成了从传统生意到现代贸易的蜕变。
  某种新的形势正在悄然裂变,李会杰观察到了,“大鱼开始吃小鱼了,小鱼越来越难生存。”
 
  巨船掉头
  隔壁褚河镇的胡明,就是金融危机受益者。他并不知道金融危机是什么,但当时他有个大胆的想法,头发价格这么低,为什么不多囤点?
  他开始大批量收购,几个月后,头发价格一路飙升。而此时,国内的原材料已经处于透支状态,没有资金的家庭,只能原地踏步。
  胡明不一样,积累了原始资本,有底气把注意力转向国外了。
  2008年,胡明找了个缅甸的华侨,带着一台计算器就去了。当时缅甸正值动乱,民众与军政府正在对峙中。刚过海关,就有军人扛着枪过来围住了他,把他身上的钱全收走了,他屏住呼吸,不敢说一句话。
  瓦城的华侨帮他联系了一些废品收购站,胡明向他们付订金,由收购站组织人去理发店或者乡村里收头发。当地人第一次知道头发也能卖钱,很快就把这张网织起来了。
  语言不通,胡明靠计算器来交流。对着小贩,他按了个290元,对方摇摇头,太低了,拿过去按了个300元。
  “Ok,成交。”
  一台计算器,一句“ok不ok”,成了大多数许昌的村民跨国收头发的标配。胡明巩固了缅甸的客户后,目光投向印度。这个国家佛教盛行,剃度出家会产生大量头发,寺庙转手就卖给许昌人,延续了十多年前在中国的暴利模式。
  许昌人身上有中原农民敢闯敢拼的秉性,去得多是贫穷动乱的国家。胡明说,同乡人丢命的都有,他的朋友在巴基斯坦收头发,晚上在旅馆里正睡着,有人扛着枪冲进来,枪口对着额头,把他们身上的钱抢了个精光。
  胡明发现,几年下来,收头发的大军,已经开始了一场大转移。国内货源越来越少,没有焗油和染色的自然发很是稀缺,中东、南亚、东南亚成了许昌人的新天堂,而且中东人、东南亚人的发质更加柔顺,是许昌高端出口企业的首选。
  据巴基斯坦官方数据,过去五年,该国运送了10万公斤的头发到许昌。
  胡明2013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把档发生意公司化,二十几个人,遍布各个国家,货品在当地加工,公司的人负责物流收发,运作更加现代化,效率也更高了,省了很多力气。他的公司如今已是许昌当地最大的档发公司之一,几个大工厂的原材料,都由他供应。
  像胡明这样的公司越来越多,而村里大量的作坊,却越来越没落,国内头发收不到,价格又高,是档发作坊共同的困境。泉店村的朱会钦感到国内收不下去了,办了护照,拿着计算器去了尼泊尔,国外的头发的确能够卖出更好的价格,但来回成本又太高了。只干了两年,他就吃不消了。
  就这样,巨船在许昌掉了头,转向了劳动力和原料更廉价的国家和地区。很多村民被甩下来,之后也就越来越难登上去了。
  易刘村的刘新龙最近很生气,这个儒雅的中年男人满脸通红,在电话里骂那些合作多年的小贩:“也不看看,你发来的都是啥货!”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被动,以前是他说了算,由他挑,现在反过来了 。 
  人们很怀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收来的头发有那么长,那么长,加工起来那叫一个舒坦。”
 
  劣势区域吹来了东风
   “劣势区域怎么摆脱其宿命?”
  河南大学的苗长虹教授研究过许昌在全球化的地位。他认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韩国、日本迫于原材料和人力成本,假发产业向中国转移。地处内陆的许昌正好有这样的优势:丰富的初加工经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不过,在全球发制品网络中,许昌处于较低级的地位。
  在许昌,多数中小规模的假发厂,依然要靠国外厂商的订单,做贴牌加工,这也是为什么国外那么多人用许昌的产品,却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
  电商给许昌吹了来东风。2014年,某国际电商平台公布数据,假发“爆冷”进入跨境销售前三名。
  许昌跨境电商综合产业园负责人望展维统计过,去年,第三方平台的交易额,许昌就占85%以上,还不包括独立建站的电商平台。
  这让韩国人和日本人感到心慌,他们也开始意识到电商的重要性。
  以前的企业需要有上亿的规模才能形成自己的渠道,现在,自己租个公寓,也能直接把货卖到欧美和非洲等地方。
  郑永强在1993年就创立了龙生源公司,通常是大客户下订单,他自己手里没有终端客户资源。电商的崛起,让他看到了个性需求和柔性需求有多强大的潜力。“未来,电商真的要取代传统贸易了。”60岁的郑永强见证着很多传统企业跟时代拉开距离,甚至被抛弃。
  化坤龙小学毕业就进了假发工厂,2014年,他筹了50万元做电商,如今销售规模近2亿元。这种故事在许昌是数不过来的。当许多业内人在哀叹假发行情不好时,化坤龙所在的圈子里,却是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个小学文凭的年轻人戴着黑框眼镜,谈吐铿锵有力,“超级客户”这样的新词不断从他嘴里冒出来。国外某视频网站上,他的产品出现在很多网红的花式评测中,有的播放量超过了百万,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景象。  
  对于电商的这种新玩法,村里的父辈们摆摆手:“玩不动了。”
  但已经年过40的李会杰想翻身。2015年,他在村里也能感受到变化来了,事不宜迟,他凑了一百多万元,租了一套公寓、几台电脑,招来几个大学生,网店开起来了。他从工厂拿半成品,自己贴牌,做简单包装,试图卖到国外去。
  但很快一大波店开始倒闭,他自己也没搞清楚,资金就见底,最后全亏了,不得不遣散团队。后来他明白,产品、营销、运营,对于初中文凭的农民来说,这些新冒出来的词汇,他其实一个也不懂。他重新回到假发一条街,在一个破旧的假发厂里打工。
  他没有放弃,下了班,一个人偷偷跑去培训学校上英语课,从音标开始认,一个一个地学。他说话总是高音量,热情,且容易亢奋,但说到学英语这件事,他变得格外冷静、严肃和决绝。
“不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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