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传统？怎样的现代？
《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
任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五四蕴育个体觉醒与国族整合的启蒙双调，是近代中国史上的华丽篇章。但是其对传统的激进批判，在激发豪迈的革命精神的同时，也造成传统断裂与虚无主义的心灵困境。从此，传统与现代宛若鸿沟，前者为衰朽为暗夜，后者为新生为黎明。在时代一往无前的疾速飞驰中，有着历史的至高终结与最末救赎。
这种高调而激昂的现代心智，不断在古今转型之间，上演理想与幻影交织、热望与落寞转替的讽刺话剧。大时代的困顿与迷惘，即由此而生。相较而言，任锋教授的新著—《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则展现了另一种辩证而审慎的政治心智。
切思于立国问题的治体论，以鲜明的实践意识为取向，推究于文明-政治体演进的源流、根柢与制度。倚凭立国的秩序原理，衡平三代与汉唐，由此延续性的历史视角，汲汲于推明一代之治体。这是作者对南宋事功学的精辟诠解。古典儒学的审慎保守性格，注重规则生成与法度演进的政教致思，在其中淋漓豁显。强调人法兼备，以德性与制度相维，而于时势中求治平，这正是先哲所秉之心智传统。
固然士绅阶层在中国近现代剧变中渐次消歇。但作为两千年帝制中国的关键行动者，士绅观念与行为所指向的历史中国之深层结构，是否在现代中国已彻底沦为陈迹呢？而历代先哲的思想创发与文明守护，当国人面临价值抉择与情感安顿之时，又真能做到全然之出离旧章吗？这恐怕是很难于断然回答，而我们由此却易于体认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多重与复杂。在某种意义上，智识层面“传统的缺席”与历史感的贫乏，恰是我们时代困局的重要根由。而现代中国的稳健立国之道，则应奠基于文明传统，重估古典政治体构造中对于道德-精神根柢的反复推陈，以富有实践意识的现实感而致力于“内生性的公共秩序聚合”。这是《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书中所深切措意。
任锋教授之新著洋溢着浸润古典义理的写作风格。先哲忧思，古人对公共世界的萦怀与发覆，得到了更为凸显而鲜活的展现。作为一部学术作品，《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虽然没有像时髦的社会史“猎奇”那样五光十色，亦不及正统的政治史研究之考证精详，但却无疑是极富深度的致敬先哲之作，是一次相当冒险而又满载而归的思想寻踪。思想的华彩与古典的文雅，于字里行间不时迸出。这在越来越强调科目分化与谨守规范的学术作品中，颇显鲜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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