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差距生成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但其原因类似国家间差距。“为什么并非整个世界都已经发达起来”，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问国家间差距何以产生。

　　他将发达的原因分为直接和根本。直接原因是投入。投入水平决定了不同的增长。但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积累了更多的实物资本，进行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开发和采用了更好的技术？可见，投入水平只是经济发达程度差异的直接原因。决定投入水平高低的因素是根本原因。阿西莫格鲁将根本原因归为三个假说：地理、制度和文化假说。

　　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地理假说失去了解释力，但地理因素仍然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充分条件。阿西莫格鲁将制度界分为包容性和掠夺性，包容性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达的必要条件。文化因素一方面直接决定投入水平，例如，各国或地区企业家精神的丰裕程度不同；另一方面，文化因素通过改善制度条件，作用于市场环境和创新生态，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在过去很长时间，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依地理梯度，从东到西依次降低的。这一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在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产业转移和战略驱动等因素的作用下，东中西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近十多年来，地区和城市经济发展在南北间的分化日益显著。日前一篇《长沙，“跑疯了”》的文章说：“长沙跃飞的12年，相继赶超了福州、长春、石家庄、郑州、济南、沈阳等省会城市，成为区域经济格局上的成功‘逆袭者’。”注意，长沙赶超的六座城市，五座是北方的城市。这是南北差距拉大的一个例证。那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毋庸讳言，中国南方与北方差距拉大，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在创新驱动的背景下产生的。南方的文化比较容易亲近市场经济制度，这是可以感受到的。有现象值得注意：中国的创业指数（“全球创业观察”提出的一个指标：3年累计新增私营企业户数/15-64岁常住人口总数）呈南高北低。按照城市计算，最高的是深圳。在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背景下，南方崛起了，北方落后了。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化差异是由南北解释的，而创业创新正是由文化解释的。

　　城市分化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美英学者分析了洛杉矶和旧金山这两个都市圈的不同命运。1970年，两个都市圈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无几，分别位列美国都市地区的第四和第一。2010年，两地人均收入相差约1/3，洛杉矶的排名下滑至第25位。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两个高度发达地区的差距，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新经济而造成的。新经济是持续创业创新的产物。

　　如果说文化差异是创新驱动背景下地区（城市）发展分化的主要原因，那么，做些什么能够遏制这一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分化呢？创新文化的形成，根本上是人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移民向往的国家或城市，是创新的国家或城市。移民是创业创新的充分条件，移民文化与创新文化有着天然的耦合。但在今天，大规模移民几无可能。小规模移民的可能性主要来自大学招生。这也可以解释，在中国创业指数南高北低的分布中，为什么北京还可以达到和上海、广州大致的水平。长沙、合肥近十多年的较快发展，也与这两座城市还算有比较好的大学有关。一个城市无论如何，得有人才的“母机”，好的“母机”—好的大学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