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今昔的写作,不是同样的配方

  “我能明白他们的期待,但我不可能永远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写‘龙城三部曲’的那个我的确已经过去了。”

作者:本刊记者 魏含聿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7-17
  6月23日下午,北京中间剧场,在制作方一番简短的介绍之后,笛安嘴唇轻抿地微笑着从幕布后走出来。两手紧贴在腿上,显得腼腆而紧张,让人想起那些被老师要求才走上舞台准备表演节目的高中女孩。
  她也确实是禁不住制作方的反复邀请才决定来的,来演一场名为《白兔子,红兔子》的话剧。这是她第一次当演员,演的还是不能提前看剧本的戏。“就想着去玩儿一下吧,也确实蛮好玩儿的。”两天后,笛安笑着对《南风窗》记者说。
  尽管有着面对未知的勇气和好心态,但这样的尝新在笛安的生活中绝非常事,她不太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太喜欢去同时面对很多人,“我连生活都不喜欢。”她在专访时一脸认真地说,并对记者的惊讶表现出习以为常。
  不喜欢生活,这一点也不像是声称“灵感源于生活”的艺术家、作家们会有的态度,却切切实实地属于这位“80后”作家。
  听到这一标签,大概就会有人恍然大悟般地感叹:难怪她会有那般特立独行言论和状态。毕竟在普遍的观念里,“80后”的独特与新潮往往是他们刻意要让自己独特与新潮,而这种追求又以那批试图走在新思潮前端的“80后”作家为代表。
  “没有”“不会”“不是的”—面对大众对她身上“80后”“文二代”等标签的刻板印象,她都是否定的。那是别人以为的笛安的生活,不是真的笛安的生活。就像大多数对她作品的解读,其实都不是她创作时的意图。
  但她也不愿去解释太多,她认为好的作品应该是复杂的,读者看到什么就是什么,那些误解也都是作品的一部分。“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写后记,可急于去解释自己的作品了。”语气从急迫转为从容,她换了个更舒适的姿势接着说:“但是现在岁数大了,总得有点进步吧。”
 
  无法满足的期待
  时隔五年,笛安终于带着她的新长篇《景恒街》与读者见面了。入行十几年,新书上市、签售、面对读者们的评价,这一切对笛安来说并不陌生。可是这一次,情况多少有点不一样。
  2018年12月12日,《景恒街》荣获人民文学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此前获此殊荣的是麦家的《风声》、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笛安成了首位问鼎该奖项的“80后”作家。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但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笛安眨眨眼,诚恳又无奈地说。创作时,她只是想给自己在北京的八年时光写一个故事,写一个关于她看到的当下人的故事。向来对宏大叙事没什么兴趣,也没想着要收获什么,以至于在得到这么大的肯定之后,她开心又紧张,可是完全想不出理由。
  但她却能理解那些在习惯看“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的读者对《景恒街》的失望。女主不作了,那么坏的男主她也不去撕,这看起来很不青春,也很不笛安。“我能明白他们的期待,但我不可能永远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写‘龙城三部曲’的那个我的确已经过去了。”
  对笛安来说,无论是个人的成长,还是作品风格的转变,都是随着时间潜移默化地、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并不是她理性判断后的主动行为。而所谓的转型,不过是每次不同以往的新作推出后,媒体与读者话语下的“被转型”。
  写自己有兴趣的内容,专心把作品写好,这些年来,笛安对于写作的追求始终很简单,却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于“好作品”的更深层次地探索。至于读者们的评价,她会去思考,却不会看得很重。
  荣获人民文学奖的《景恒街》豆瓣评分只有5.9,远低于笛安以往的作品。而她的长篇处女作《告别天堂》,却被不少读者坚定地认为是她15年来写得最好的。
  有时候读者喜欢一本书,其实未必是理智上认为它有多好,而是因为产生了更强烈的情感共鸣。这本身当然没有错,可如果作者把它奉为“写作圣经”,怕是写一辈子也难有突破。
  尽管笛安认为,《告别天堂》作为一个长篇处女作,是还不错的作品。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它之所以被写成那个样子,是因为21岁的她只会那样写,没有其余的选择。“21岁,真的挺小的,对世界所有的理解其实都很少,但是我全都放进作品里了。”当时的笛安甚至不知道什么算是好的作品,就是凭着天赋般的本能,想要找到能够像用拳头打人一样的力量。
  写到“龙城三部曲”的时候,笛安进入了写作的瓶颈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写不出来”。《西决》作为三部曲的第一部,至今为止都是笛安卖得最好的一本书,但是笛安对它并不满意。有些章节她明显地知道是有问题的,可是也只能这样,不知道怎么写得更好。这其实是笛安在有意识地探索和总结写作方法时,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会说,一个好的文学作品要讲人性深处的困境。但是当笛安发现对困境的塑造和写作其实是有“配方”,并且她已经可以熟练运用的时候,她也发现了“配方”也是禁锢创作的枷锁。
  “我想走到一个不再有标志的更宽阔的地方,我想忘了这套配方,想看看把配方扔掉之后还有什么。我认为真正了不起的文学作品都在更远的地方,那儿没有方向,没有路标。”
  所以在《景恒街》的写作中,笛安不再只是关注于表层的文采,她尝试为自己的故事建立一个更加立体的空间,让表层的情节、深层的趋势、潜藏的背景等更多的节奏在其间流动。“我不确定自己做到了没有,但这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事。”
 
  什么文学不重要
  除了向着更好的作品摸索,笛安认为自己最大变化是,在写作中逐渐地淡化了“自我”。“写作之初,自我表达的欲望很强烈,所以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把自己藏在哪儿,总会感觉是在写自己。”一边说着,一边喝着外卖咖啡,很自然地拿起放下,没有故作优雅。
  不再有写自己的需求,是因为笛安突然发觉,自己并没有那么特别。自认是个普通人,但反而随性自在,一如她在采访中的状态。
  自我,或者说追求自我,是“80后”群体闯入历史的姿态。
  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导致的群体诉求的变化,必然地带来了时代风貌的变化。生长于新时代的“80后”们,很难在上一辈人的文学作品里找到共情。在这种无法勉强的割裂中,“80后”作家开始探索新式的共情表达,成了新一代群体情感的抒发者。
  21世纪的前十年,是文学领域的新旧交界,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时代机遇”。在当时,只要是做虚构类文学的出版社,都在疯狂寻找一个“80后”作家。“所以必须要讲,我是幸运的。”笛安表示,无论是相比过去,还是相比当下,她们那一批作家在出第一本书的时候,都是相对容易的。
  以“80后”作家为创作主体的青春文学应群体诉求而生,作家在作品中表达自我,年轻读者们在与作品的共情中寻找自我,成了流行趋势。
  尽管流行,但也备受诟病。青春文学曾一度被认为难登文学殿堂。“可是我觉得《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是青春文学,只不过写得好,成了经典。”笛安的语气里有着不容置否的坚定,她始终认为评价作品的标准绝不应是所谓的“类型”,而是作品本身究竟好不好。那些难以被称为文学作品的青春小说,不是差在它以青春为题材,而是差在作品质量。
  “如果我们把经典文学作品评为100分的话,文学本身对所有作品的要求大概是85分,剩下的15分才是不同类型文学的个别要求。而绝大部分的作品连60分都没有做到,我觉得就不要去想后面的事了,对我来说也是一样。”
  所以笛安从来不纠结自己到底是属于青春文学派,还是严肃文学派。她在作品中写青春,也严格要求自己的作品质量,于是有人称她的作品为“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间的桥梁”。但这只是他人对笛安的定位和期待,笛安却认为写小说的人最该操心的是自己的作品好不好。
  写一篇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小说—这是笛安一直坚守的梦想。“过了三十岁,我意识到我永远也写不出来。可这并不妨碍我依旧把它当作梦想,依旧努力向它靠近。”
  在这样的梦想之路上,何为青春文学?何为严肃文学?承担什么使命?对笛安来说,全都无关紧要,她只关心自己有没有在作品里构筑起一个完整复杂的世界。
 
  虚构是一门手艺
  笛安原名李笛安,父亲李锐、母亲蒋韵都是享誉文坛的作家。2003年,笛安的短篇处女作《姐姐的丛林》完成后,父亲帮她投给了《收获》杂志的编辑。为了摆脱父母的光环,父亲在投稿时并未说明两人的父女关系,笛安则在署名时隐去了姓氏。
  开始写作以后,笛安探索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虚构文学写作方法,也逐步形成了对虚构文学创作的独立看法。由于成长的背景和环境不同,笛安在分析作品是更注重“小我”的语境,而她的父亲则习惯性地把一切叙事都联系到时代和社会的层面,父女二人便有了分歧。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文人写作,另一种是把虚构写作当成一门手艺来操作。”笛安说,她的父亲秉承的是文人写作的精神,而她则更相信后一种。
  在中国有很强大的文人写作传统。比如唐宋时,很多大诗人的本职工作是官员,对他们来说写作是一件业余的事情。他们文学素养深厚,而创作的核心是呼唤社会。尽管不同时代会对文人和知识分子提出不同的要求,但承担社会责任永远是他们写作的第一要义。
  文人精神和文人写作固然重要,可它并不是文学特别是虚构文学的全部。小说可以只是小说,其本身不承担任何意义和责任。“而虚构这件事本身是有章法可循的,这是我有兴趣去探索和揣摩的。”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故事,不管莎士比亚在他那个时代具有怎样革命性的意义,但对于400多年后的普通读者来说,那个故事本身比它所反映的时代更有魅力。“你可以不知道它的背景,但你知道它在说什么,你能明白那个男孩的愤怒,这是我认为的永恒的东西。”在笛安看来,表述时代、记录时代可以是一种写作任务,但是它不应该成为判断作品好坏的最高标准。
  人民文学奖给《景恒街》的颁奖词中提到:既有贴切的城市生活气息与质感,又不乏恒久的悲悯情怀,不动声色之间可见时代运行轨迹、社会转型风貌与情感结构变迁,是一篇文质俱佳的长篇小说。
  笛安感谢这份肯定,但她坦言,所有的这些不过是为她的男女主人公的故事搭建一个适合的场景,写到了,情景就有了,并没有刻意地想要去体现什么。时代风貌也好,社会背景也好,是她小说的一部分,却不是她创作时的目的。
  “写小说的本质就是搭建一个世界出来,那个世界可能跟我们生活的世界多少有点关系,但始终不是我们的生活。”而笛安只是喜欢去处理虚构和真实的关系,她只是对虚构这件事情有热情,至于虚构当中体现的一些现实,都是潜移默化放进去的,不是刻意的安排。她很少解释这些,她觉得很难解释,也很少有人能理解。
  至于意义,笛安认为艺术本就是无用的,她也不担心自己在做无用功。“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有大把的办法,而我不担心自己无用。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不重要,作品的意义也不是那么重要,至少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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