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归来?

  既然还有乐队以沿袭或是反叛的姿态活着,继续产出好的摇滚作品,发出质疑,那么摇滚精神就还没死。
 
作者:本刊记者 何焰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8-14
  中国的乐队落寞太久了。
  一声狠狠的拨弦,吉他声如洪水倒灌,爱奇艺一档“S级投入”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在2019年5月25日开播。
  但参与的31支乐队相互观望,心里没底。节目赛程过半,“中国第一女鼓手”—8强乐队排名第一的刺猬乐队成员石璐隔着镜头问节目组,“乐队的夏天真的会来吗?”
  眼睛里又看见了一点儿光。
 
  “饥饿艺术家”
  流行歌手富起来了,民谣歌手富起来了,唱跳歌手富起来了,嘻哈歌手也富起来了,中国摇滚歌手和他们的乐队们,却还是和二三十年前一样的贫穷。
  20世纪90年代,黑豹乐队的吉他手李彤在公司门外吃拉面,因为服务员少盛了一点,立刻跟人吵起来。2019年,Click#15乐队的键盘手杨策因为30元钱的场地费,跟人讲价,“刷我面儿”。
  Funk是摇滚乐的一种风格类型,Click#15,自称“中国最好Funk乐队”的年轻组合。主唱Ricky说:“我做音乐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靠音乐赚过钱。”这两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参加《乐队的夏天》节目的前一个月,音乐收入为0,一整年平均下来,每个月收入约是1000元。
  在真实生活中,当梦想与生存发生冲突,已经具化到了一口饱饭、一次排练机会的地步时,人就被命运紧紧地扼住了喉咙。“好的乐队特别多,境遇好的乐队不多。”新裤子乐队的主唱彭磊说。
  这也是当下中国摇滚乐队的现状。
  有人统计过,参加《乐队的夏天》的乐队成员,在音乐以外大多都有自己的主要职业,乐队反而是副业,“因为光做乐队养不活自己” 。而做乐队的这群人,既然大多可以有体面的主业,那就不是生来贫穷。
  他们是因为搞摇滚才穷。这仿佛是一个奇怪的摇滚圈诅咒,20多年来,大多数的摇滚乐队“红”不了,不放弃音乐理想的人,就可能永远也过不上好生活。
  刺猬乐队决定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后,主唱赵子健的爸爸问儿子:“你又要辞职啦?”赵子健是一位“996”的程序员,每一次乐队要巡演和长时间排练,他都要辞职,因为公司不允许长时间请假,只能等演完了再去找一份新的工作,这一次,当然也无例外。
  人近中年,他的同龄人大多成了中层管理者,而赵子健为了音乐一次又一次地辞职后,也没有因为音乐发什么大财,反而在生活中,比普通人显得还要平凡。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但还有些乐队坚持下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摇滚乐又自顾自吸引了一些新人。节目里31支乐队,大家喜欢、坚持做乐队的理由,无外乎两种:纯粹地喜欢音乐、喜欢摇滚乐,或者只是心里苦闷,有话要说,摇滚是他们的“手枪”。
  “Click#15是一个梦想,一个幻想。可能行……”两位成员对视了一下,一个眼神交流,才点头继续说丧气的话。“……可能不太行。但大家想坚持一下。”
  杨策个性内向,不爱说话,但键盘技术在全国乐队中都是顶尖的。他告诉节目组,只有在键盘上的时候,他才是杨策,平时的自己都不能算是个“人”。
  而新裤子乐队的彭磊说,“所有人组乐队都不是为了开心,都好像有什么话想说,说不出去;有压抑埋在心里,想有一个出口。”
  他们是第二种,是因为“不高兴”才一起玩乐队的。
  而组了乐队,再穷也不离开的人,是因为摇滚乐给他们一种无法从他处感受的生命体验,甚至于一种生理上的快感,用石璐的话说,“这么多年的愤怒和压抑终于有地儿释放了”。
  摇滚乐的愤怒,是骨子里附着的。
  从1986年开始,崔健一声怒吼“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唱出了走过“文革”、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一代70后的共同迷茫。《一无所有》,中国摇滚从初生就被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反抗啊,反抗一切叫人丢失自己的东西。
  没有其他的任何一种音乐,在听到的第一瞬间会叫人把自己的衣服撕碎,狂奔、流泪,只有摇滚。但在最火的黄金年代,摇滚乐队也是最不愿意任由商业驱使的一种音乐形式。
  二三十年过去了,乐队来了又走,换了一批,但摇滚乐队还是“不配合”,歌迷们还是难伺候。
  《乐队的夏天》作为一个音乐比赛综艺,节目里没有设置“导师”,也没有“粉丝”,统一只叫“乐迷”。参赛乐队每一个都挺直了腰板儿和人说话,不管对方是高晓松、马东、老狼,还是吴青峰。盘尼西林在演唱《雨夜曼彻斯特》的时候,高晓松给他们一个歌词上的建议,他们表示感谢。“他的建议可能好,但我不会改。”而节目的制片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还是随时会被歌迷们骂一个狗血淋头,比如“什么是朋克”的小科普。
  即使一些人随时要面临生存的困境,这帮搞乐队的人,还是自命不凡,还是躁动不安,以至于资本和综艺导演走到面前来,对着他们摩拳擦掌,也不敢过分妄动。
  马东在筹划《乐队的夏天》的时候,老搭档高晓松对他说:“你要捅马蜂窝。”
 
  无关摇滚
  “复兴中国摇滚”,可能是公众对《乐队的夏天》最大的误解。
  一些人对其寄予厚望。
  第一期开播,臧鸿飞发微博说:“三十年了,音乐圈欠摇滚乐一个和所有人公平竞争的舞台,今天可能机会来了。”他是国内知名的摇滚乐队键盘手,也是《奇葩说》的选手。
  但复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一个综艺节目的使命。商业有商业的逻辑,他们关心的是,这帮乐队的节目会不会有人喜欢看,能不能赚钱。
为什么资本这一次又走到了乐队的面前?
  因为民间的“艺术家”资源是有限的。国内的歌手选秀节目做了十余年,如今再难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面孔出现,国内歌手整体的自然成长速度根本赶不上综艺节目的收割速度,剩下的人们不是尚且稚嫩,就是实在平庸,再也轻易薅不出一群草根“天才”来成就综艺平台。于是,他们不得不向其他的领域扩散。
  “所有的爆款都产生在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创新领域”,这是爱奇艺CEO龚宇说过的话。
  《奇葩说》刮起了辩论风潮,让一众素人成为身价百万甚至千万的辩论明星;《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让嘻哈说唱音乐从地下走到台前,引导大众潮流;《这就是街舞》,也让舞蹈竞技从专业比赛走到一般青年人的视线中来,舞者受到追捧、喜爱。任何一个被市场选中的群体,被开发,就是被镀上了一层黄金。他们与资本相互成就,从此命运开始发生转变。
  而乐队,或者干脆说是摇滚乐队,是2019年被选中的人。
  任何有价值的文化形式,都逃不脱被商业开发的命运,而乐队,是一座因为长期的不合作态度、天生的折腾气质,各种客观原因,而被隐藏起来的富矿。
  它所背负的精神“枷锁”,它在20世纪90年代如烟火般“巅峰即终结”的戏剧性绚烂,它强烈的性格,因为理想、热爱、生存而纠缠的一种“非典型亲密关系”,它潜藏了近30年而被一些商业潮流淹没的好作品,独特又真实,震慑门外汉。“这里有热闹可以看。”
  而这批“被选中”的看似准备合作的摇滚歌手们,他们不是节目的“消费品”。因为他们不是来《乐队的夏天》实现理想的,也不会来节目里寻找摇滚精神。他们有没有摇滚精神,不是这个节目可以左右的,靠作品说话。
  大家都很坦白。
  彭磊就是想来节目里涨点粉。石璐说,起码想进前8强,因为节目组承诺会给8强乐队一个巡演机会。石璐家境不错,有一个做生意的爸爸,但除了乐队没有工作,是一个单亲妈妈。而Click#15,他们承诺用这次综艺给自己最后一个机会。“如果这回不火,路可能要到头了。”
  还有一些新秀的青年乐队,斯斯与帆、九连真人,一些市场不错的乐队,痛仰乐队、海龟先生、盘尼西林……大多数乐队,他们心里一方面存有一丝希望,但更多成分,只是“来看看的”。
  《乐队的夏天》是一个隐晦的比赛。
  如果满分100,它是一个“70分综艺”。从商业角度上来说,它没有做“满”。尤其是相比于“隔壁”的说唱、街舞节目,它的气氛显得过分温情,比赛环节不太激烈,剧组也没有设置什么套路,所以第一集开播,大家说它“不精彩”。但随着录制的推进,它的豆瓣评分逐步升高。观众们开始看进去了,接受这个节目里的“平视”和“常态”。
  选手平视明星“大乐迷”、乐队呈现自在的常态,在综艺里都是比较少见的。
  而从乐队来讲,一个参与者平均年龄35+的原创音乐综艺节目,大家都太成熟了,以至于不再轻易诉说理想和愤怒,碰到节目组较为严格的比赛设置,面孔乐队成员会说:“我们这个年纪,不是出来拼的。”
  面孔是个和黑豹乐队、唐朝乐队同期的老炮儿乐队,贝斯手欧洋见证过1994年“魔岩三杰”香港红磡演唱会的绝对高光时刻。窦唯在台上吹笛子,何勇唱《钟鼓楼》,张楚马上又要上场。王菲、香港四大天王坐在台下看,同样热爱摇滚的黄秋生,撕碎了衣服,满场狂奔。
  如果乐队的境遇可以分为春夏秋冬,那么节目上,大部分的乐队一定不是“在夏天”的状态了,因为他们不喷薄了,大家心里都清楚,热辣而无望的摇滚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
  但有趣的是,乐队们在每期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会二三十人挤到一个酒店标间里,自己开party,聊天,度过真正的“乐队的夏天”。
  他们在节目的镜头前不谈理想,但不是没有理想。如果担心商业的一切都是假的,那作品和情感永远是真的,他们以此示人,以此交流。
  总有快40岁的中年乐队成员,一个个少言寡语,坐在第二现场,看到每一场表演都哭。
 
  夏天会来吗
  肯定是心存一些希望的,既然乐队的香火还在。
  市场仿佛被打开了一个新的口子,一个比live house和音乐节更大众的媒介将乐队带到了前台,通过网络传递到了更多人的眼里。
  人们终于可以开始为乐队花钱了,很多过去不听、不懂乐队的人,如今也蜂拥进乐队的歌迷群、live house和音乐节里。
  Click#15演出的门票销售一空,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被买走版权,彭磊的微博粉丝变成了20万,关于他的朋友圈往事成了“网文爆款”。
  吸聚来的人中,不仅是“乐迷”,还有“粉丝”。这是不可避免的。
  “粉丝”的到来,既是乐队的机遇,也是某种危险的伏笔。在今天的流行文化生态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同时,又想要免于被粉丝文化侵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乐队成员们表现得相对轻松,他们面前大多有首要问题和次要问题需要解决,生存或许是首位的,商业对摇滚精神的入侵,起码目前还不太明显。而以赵子健的话来说,人在不同的状态下作品肯定也会发生变化,但“走到哪算哪”。
  关于摇滚的纯洁性争论,向来有之。最早是问他们“地下不地下”,后来问“流行不流行”,现在问你“参加不参加综艺”,这是一条鄙视链,地下的、小众的、抵制大众化的摇滚,才是最好的摇滚。
  尤其是一些土著乐迷,或者乐评人,时时刻刻在担心,摇滚乐队被资本和五光十色腐蚀,忘了自己是谁。
  在《乐队的夏天》录制现场,“专业乐迷”刘阳子,《VICE中国》主编,和大张伟吵了起来,关于摇滚乐“破圈”的事。
  旅行团乐队与女团成员周洁琼合作,是摇滚乐“破了圈”,还是这些乐队“忘了自己是谁”?
  网络舆论中其实也在吵,《乐队的夏天》“破圈”了吗?摇滚走到大众的面前了吗?摇滚乐和综艺合作,是不是忘了自己是谁?
  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中国的摇滚乐,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历史沿袭下来的精神包袱太重了。但没有人说这样的各种质疑不对,因为摇滚就是这样的,他们时刻给自己找麻烦。
  确定的一点是,音乐总是存在精神的,无论乐队自身承认是否,无非是不同的乐队,对精神的理解和表现有所不同。既然还有乐队以沿袭,或是反叛的姿态活着,继续产出好的摇滚作品,发出质疑,那么摇滚精神就还没死透。
  摇滚乐队当然不是统一的,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时代赋予的,逐渐也是地域的。80后的摇滚乐队觉得崔健和汪峰太苦,90后的摇滚乐队又觉得80后乐队太土,00后的乐队还在路上,正在生发。过去只有北京有摇滚,其他地方都是沙漠,而如今,全国各个城市的live house里,甚至客家小镇都有乐队走出来。
  旧的乐队“死”了,新的乐队来。这在摇滚圈不是太可惜的事情,崔健在1986年震慑了一代人的声音,随着时代记忆的消逝而逐渐削弱力量,这是必然的。因为摇滚想要抓住的,回应的,是当下的时代,而非人生。摇滚是音乐给予社会的,即时的重拳。
  这样一想,便会乐观很多,当新的社会问题产生,新的摇滚就会来,即使它被压抑了,也只是新的摇滚被迫沉潜,摇滚还在。反而如果一切的问题都消失了,被解决了,摇滚才可以从精神的枷锁里被解救出来的话,那它成为一种消遣,只需要出现在夏天、啤酒、西瓜、老友的聚会上了。大家再不必肃杀,不必彷徨,不必剑拔弩张,不必自找麻烦。
  1999年,张亚东和朴树一起做音乐,《New Boy》。他们想象着2000年就要来了,新的世纪是美好的。但现在是2019年,他们都老了。
  盘尼西林在《乐队的夏天》翻唱了这一首《New Boy》,叫张亚东回忆起了1999年的往事。
  无论如何,摇滚的New Boy们是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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