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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方舟:对抗疾病的“糖丸爷爷”

  2000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成为无“脊灰”国家。已经长大了的孩子们,再次回顾整个故事时会发现,原来顾方舟就是在童年记忆中那一抹甜的制作者:“糖丸爷爷”。

作者:本刊记者 向治霖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11-14
  一生只做一件事,顾方舟成功了。1962年,由他带头的研究团队发明的“糖丸”,让中国的“脊灰”年平均发病率大幅度下降。
  肆掠一时的疾病,或致人死,或致人残,中国在1994年后就绝了它的源头。
  顾方舟当时已经68岁。“敌人”消失了,他仍穷追不舍。
  作为病毒学专家,顾方舟担忧病毒的“返祖”或变异现象,他也担心,刚刚形成的免疫屏障太过薄弱,展眼就被反攻过来。
  如此,他继续“进攻”,又18年。其间的2000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成为无“脊灰”国家。
  形成于2014年的顾方舟口述自传中,他的一段话,解释了他的专注。
  1957年,苏联的一名病毒学教授索柯洛夫,被派到中国支持工作。
  在当时,脊灰病毒导致的小儿麻痹等疾病,正在中国尤其是江苏南通一带泛滥。顾方舟懂俄语,他被指定前往上海,帮助索柯洛夫翻译等工作。
  出发前,当时卫生部的崔义田副部长,找他严肃地谈了一次话。
  “您的意思是让我一辈子搞这个事儿?”
  “对,你一辈子搞这个,要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
  顾方舟没多想,他回答说:好。
  他当年31岁,这被视作他专注对抗脊灰炎的起点。
  此后漫长的62年,顾方舟都在履行这个承诺。风雨无阻。
  直到2019年1月2日凌晨,顾方舟病逝。
  已经长大了的孩子们,再次回顾上世纪的故事时发现,原来他就是在童年记忆中那一抹甜的制作者:“糖丸爷爷”。
 
  “一生一事”
  有的人,早早就注定了他要走的路,顾方舟便是如此。
  这来自他的母亲。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在上海出生。4岁时,父亲罹患“黑热病”去世。
  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生活,顾方舟排行第三。他们先是在母亲的祖籍地宁波,后又辗转到了天津。
  生在乱世,顾方舟回忆说,有的人童年过得很苦,有的人很幸福,我们没有这些。
  他的母亲性格倔强,没有依赖家庭,也不愿意投靠婚姻。
  凭借一份丈夫死后的保险金,她上了护士学校,成为一名助产士。
  顾方舟多次回忆说,他无法想象,母亲究竟是怎么撑过了那段日子。
  他们一家在天津,几乎家徒四壁。只要有妇人生产,无论多么疲惫,或是夜有多深,他的母亲立刻起身,往产妇家奔去。
  “从小她就教育我们,要自立,要靠自己。”这是顾方舟的童年记忆。
  然而,助产士没有行医资格,他母亲的工作有诸多不便,动辄要求助友人医生。母亲希望他能当上医生,“医生是人家求你来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
  顾方舟也很聪明,在动荡中求学,成绩还不错。
  他不是没有怨气,他说:
  “旧社会就看你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我们在学校,人家一看你这个孩子家里不富裕,他就分等级了,对待你也不一样了。所以说起来那个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要是穷人家的孩子,甚至于在学校里头也照样受欺负。同时穷人和富人的差异特别大,穷人对富人又有一种天生的仇视,这种阶级之间的矛盾很深。”
  1944年,顾方舟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读小班,六年制。
  但是,进了医学院后,他的发展方向却和母亲的期盼有了偏离。
  顾方舟喜欢上了公共卫生学。
  这门课的教授是严镜清,顾方舟的宁波老乡,他是公共卫生学家,也是中国遗体捐献项目的发起人。
  乱世中,青年关心时事。而公共卫生学,必然涉及社会上的一些问题。
  比如妇幼卫生,包括产妇在生产前、生产后,这是与母亲工作有关的一门学问。在当时,中国婴幼儿的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很高很高,非常惨。妇女生孩子,没条件,没知识,医生也没有,就在家里生。一旦遇上难产,大人、小孩全都完了。
  麻疹,在当时泛滥起来,也是一死就是一大片。
  顾方舟感受到,“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
  后来,顾方舟的学业就彻底转向公共卫生学,更具体地说,是微生物学。
 
  “临危受命”
  有了微生物学,才有现代医学。
  在顾方舟求学的那个年代,中国研究机构的条件与知识储备都很不足。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掌握着一套科研方法,但对微生物的认识,也是刚刚开始。
  微生物学(现代医学)的创建者是法国人巴斯德,生于1822年。
  在18世纪60年代,也即顾方舟出生前的半个世纪,巴斯德才发现了微生物。
  不过,在一开始,微生物学研究主要是解决啤酒的发酵问题,以及处理农业畜牧的坏种、害虫问题。真正发展成为免疫学,是从预防天花开始的。
  在更久以前,人们已经掌握了接种人痘或牛痘的办法,来预防天花,可是都不清楚预防的机制。
  直到巴斯德,他发现,疾病的发生是微生物(细菌、病毒)在作祟。
  有了这一发现,微生物学很快成为了医学的基础学科。
  最早发起的就是免疫学。巴斯德发现,在将病菌提取出来后,放到温热的鸡汤中培养,就能够减少病菌的毒性。
  把降低了毒性的病菌,接种到人的身体时,人就具备了对此种病菌的免疫能力。这就是今天人们常用的疫苗。
  但是,在巴斯德的年代,人们普遍无法接受或说不敢接受巴斯德的学说。他们还认为,低级生物是自然而生的。比如将脏棉被扔在黑暗的床底下,就能长出老鼠。
  直到1885年,巴斯德发明出狂犬病疫苗,成功治愈病人。现代医学才开始了。
  到顾方舟求学期间,现代医学的历史最多只有60年。它太年轻。对中国人而言,它太陌生了。
  危机却在此时爆发。
  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南通专区爆发了脊灰炎,席卷全国。
  在更早的20世纪初,美国等地也有一次脊灰炎的大流行,这在当时是世界性难题。最知名的脊灰炎患者,应是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他下肢瘫痪,终生坐在轮椅上。
  脊灰炎是由病菌传染的,它会破坏脊髓神经,它破坏不同段会造成不同的症状。
  比如小儿麻痹病毒,它就针对脊髓前角细胞,将运动细胞破坏。
  破坏了腰椎脊髓,腿就不行了;破坏了颈椎脊髓,手就不能动了。很多患者无法自由行动,身体扭曲变样,终生痛苦。
  一般来说,当时每年的流行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二三。但在20世纪50年代,个别地方比如南宁、上海,发病率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
  大部分国人却对它的机制一无所知。
  1951年,婚后不久,顾方舟作为第一批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跟随著名病毒学家丘马可夫学习,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1957年,脊灰炎泛滥之际,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了他对脊灰炎的征程。
 
  “死活之争”
  1957年“临危受命”,1962年发明“糖丸”,看上去它的时间不长、难度不大。
  但是,它却要求着一个极其重大的抉择。
  受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委派,顾方舟在1959年再次奔赴苏联,了解脊髓灰质炎的“死疫苗”。这是美国医学家索尔克的发明,即Salk疫苗。
  所谓的“死疫苗”,是指将病菌“灭活”,使之失去繁殖能力,而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成分,依然能够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抵挡病菌的入侵。
  但是,当年的医疗条件,与现在天差地别。
  注射“死疫苗”,需要繁殖大量的病菌,将它们制成针剂后,在一个多月内,分三次打给儿童。
  可是,在有限的培养条件下,如何培养大量的病菌?并且打给中国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数以亿计的儿童?更何况,中苏关系在彼时已经发生变化。专家与物资的支援也危在旦夕。
  顾方舟当即作出判断,美国可以打“死疫苗”,它有钱,但中国不行。
  中苏关系的变化,给顾方舟的访问造成了种种不便,他凭借留学期间结下的友情,继续在苏联游走。
  后来他了解到,还有一种“活疫苗”。这是美国医学研究者赛宾的发明。
  “活疫苗”是疫苗在早期的经典制法。巴斯德时期,他制作狂犬病疫苗,就是将毒液接种到兔子的脑膜下,兔子死后将其脊髓提取出来。重复操作几次,得到毒性微弱的狂犬病疫苗。
  赛宾用来研究的,是与人类血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得出的脊灰病毒毒力最低。但是,“活疫苗”有个关键疑问,是否安全?
  它刚被发明出来,检验的时间还不够,因为它的毒力可能“返祖”,即毒性恢复到野生毒株的程度,反而助推了它的肆掠。
  “返祖现象”,在当时只是一个理论之争,并没有证据支持。
  相反,它的优点无可比拟。“活疫苗”的免疫范围,大大超过“死疫苗”,连人体内的肠道都可以免疫。而且,它的制作成本要低得多。
  在充分的了解过后,顾方舟给中国卫生部写去一封信。他说:
  “根据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想要预防脊髓灰质炎,咱们中国只能采用减毒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他打比喻说,我们现在要追赶国外,该坐蒸汽车还是电力车?当然是电力火车。
  他是对的。
 
  “我这一生”
  1962年,“糖丸”在昆明制成。
  将工厂搬到昆明,原因很简单:此处猴子多。同事尹芳回忆说,建所时当地还没有开通铁路,所里也只有生产楼和科研楼是三层的楼房,大家都住在小平房里。
  制作脊灰疫苗的原料,是猴肾细胞。
  早在1960年,第一批疫苗就做出来了,包括顾方舟在内的研究人员们,还亲口尝试了疫苗,检测毒性。
  可是,疫苗毕竟是用在孩子身上,做人体试验时必须用到孩子。
  当时,顾方舟的大儿子刚出生不久,正好符合试验条件。他瞒着妻子,用大儿子做了人体试验,结果很成功。
  后来,顾方舟妻子知道了,并没有怪他。顾方舟回忆说:
  “她没埋怨我。我们夫妻都是干这一行的,当时我想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吃去,这不大仗义。”
  疫苗研制出来是液体的。起初,他们是滴在饼干上,或者馒头上,让孩子吃下去。
  不过,在防疫站人员为孩子接种时,问题层出不穷。
  最大的问题是温度,脊灰疫苗在6摄氏度以上时,很快就会失效。
  即便在今天,疫苗因为没有冷链处理,导致发生的恶性事件时有所闻。
  当时,顾方舟搜集了很多土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像卖冰棍的商人一样,防疫人员将疫苗储藏在广口暖水瓶中,加入冰块或者冰棍,就能够维持疫苗的效力。
  后来,顾方舟发现,把疫苗做成“糖丸”,它在常温下的一周内,都能维持效力。结合两种“土办法”,脊灰疫苗被带到了全国各地。
  顾方舟多次感叹说,防疫人员是最不容易的一群人。中国之大,多少地方荒无人烟,他们提着暖瓶,一家一家地去给孩子接种。
  当年定下的指标是,95%的孩子要接受接种,形成一道对此传染病的屏障。这样的笨方法却很有效,它延续了下来。白色糖丸的甜蜜滋味,成了绝大多数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
  1994年,湖南发现脊灰炎患者后至今,中国境内的脊灰炎源头已经绝迹。
  然而,在这之后的心酸,却很少被人看见。
  顾方舟的同事、原疫苗检定室主任赵玫记得,顾老在昆明所建所50周年时发言,第一句话他就说:“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我们奉献了三代人。”
说到这里,顾老哽咽了,很难过。
  顾方舟的母亲,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意外在昆明去世。顾方舟说,他的三个孩子,也因为无力支持他们读书,最终受到的教育很少。这是他人生中的遗憾。
  虽然有遗憾,但他的一生,不需要对谁愧疚了。
  在口述自传的最后,顾方舟一如既往地,用大白话讲道:
  “我活这一辈子,不是说从别人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而是我自己给了别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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