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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江凤林打官司

  有报道把他比作知识分子版的“秋菊打官司”,也有文章说他“以一己之力维护300万医者的尊严”。

作者:本刊记者 何承波 发自湖南长沙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0-01-19
  2020年1月3日,长沙市湘雅三医院老年病科搬离了一楼的急诊病区。53岁的心血管医生江凤林换到了二楼的新诊室,这里依然很小,原本的门是黄色的复合板,不知被怎样的外力撞击,裂开了两条缝。
  江凤林在外面装了一扇厚实的防弹门,“被打”之后,他有些怕了,也取消了周末的义务坐诊。老年病科有些冷清,无人问诊时,江凤林会把门关得紧紧的。
  2017年4月23日,刘庭白及其父亲带母亲到他的科室就诊时,发生了一起“芝麻大小的冲突”,留下了一起“打没打人”的罗生门悬案。两年多过去,江凤林脸上和手臂上的伤痕早已消逝,但这件事一直缠绕在他的生活里。
  因不服警方的处罚,江凤林把当地公安局、长沙市人民政府,一起告上了法庭,两次行政复议,两次法院败诉,这起“医告官”的官司一路打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他说,他是被逼成了“英雄”。
  高院庭审当天,江凤林婉拒了审判长的调解建议,他说,“不具备和解的基础”。对于他这一方而言,案件的性质也变了,他的代理律师周涛在庭审当天说,如果被打成轻微伤,只是罚200元,那全国360多万医生的人身安全就面临切实的问题。
 
  罗生门
  2019年8月20日,5个小时的漫长审理到最后阶段,却引起了些许骚乱。
  一直未说话的刘庭白,拿着讲稿,站了起来,先是历数两年多来一家人的“筋疲力尽”和“苦不堪言”。他说话洪亮、沉重,颇为哀切,声腔时而游走于崩溃的边缘,但很快复归理智,他提高声量,发出质疑:江凤林医生凭什么把简单的纠纷渲染成医闹?江凤林医生到底有没有尽到首诊责任?江凤林医生在网上频频炒作,到底意欲何为?
  而此时的江凤林,正坐在刘庭白的对面,他始终面无表情,双手紧扣,这天,他的发言极少。
  根据刘庭白的父亲、湖南某高校一退休中文系教师刘洪兴的说法,2017年4月,其老伴王朗患了感冒,并在22日这天突然转危,“出气不匀,说话也得拉长了声音”。家人一宿没睡,老伴也交代了后事。
  次日天还没全亮,刘洪兴来到了湘雅三医院,挂了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江凤林的第一个号,刘洪兴向江凤林告知了老伴的病情:“有心衰,几次无任何预兆情况下晕倒”,并递过了病历本。江医生告知他,应该转去急诊科。
  据刘洪兴的笔录和他在庭审现场的陈述,急诊科医生为他老伴做了心电图,也验血检查,却告知没有权限开住院手续,要住院回去找门诊。
  半小时后,刘洪兴折返老年病科,请求江凤林为老伴开单住院。但江凤林说,不行。情急之下,他要拉江凤林去医院领导处投诉。但此时,刘洪兴的儿子刘庭白冲了进来。不过,儿子是站在他后面的,被挡住了,只有他自己抓了一下江医生的衣服。没有打人。
  刘庭白在笔录中,向岳麓分局的民警供述,他看见江凤林手里拿着保温杯,担心父亲被打,冲了上去,挡在中间,发生了拉扯、推搡。也没有打人。
  现场一位患者蔡凤华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她的笔录呈现了事情的另一个面貌。她说,老人指责江教授没有医德,是骗子,还拍了下桌子。之后一个男子冲进来,把一个铁质小方桌掀翻,向江医生冲去。 “我站在男子身后,去拖他,但拖不动。后看到江教授的眼镜被打在地上。”
  证人说:“至于是如何打的,我看得不清楚。”
  但江凤林说,他确实被打了。当天法医鉴定,他的下颌和手臂内侧,都有伤痕,属于钝性外力所致。他的眼镜被打到两三米外的饮水机旁,镜片也掉落了。小小的诊室里一片狼藉。
  而这一顿打,他也感到莫名其妙。接受《南风窗》采访时,他回忆道,那是一个周末,原本是休息时间,但他向医院申请了义务坐诊。见他的第一位患者气喘吁吁,病情危重,可能需要及时抢救,便建议他们转去急诊科。急诊科不远,就在同层楼,20米外的地方。
  患者便退号了。出门前,“他们还满意地点头致意”。而半小时后,当他对折回来要求开住院单的家属表示无能为力时,对方转为震怒。
 
  知识分子版“秋菊”
  江凤林今年53岁,他来自南昌市南昌县附近的农村,20世纪80年代,他是附近几个村子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90年代初,他硕士毕业,当医生至今。医生这个职业让他实现阶层跨越,他为医生而自豪。这是一份崇高的、受人尊敬的职业。
  不过,这起小小的事故,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雪崩。
  事情发生后没多久,他拿到了岳麓分局5月17日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警方调查显示,刘庭白不满医生江某,与其纠缠,导致诊室工作秩序无法正常进行,被罚款500元。据公开信息,刘庭白是湖南某高校的行政干部,曾在法学院当过讲师。
  打人之事只字未提,江凤林心里不爽,他向长沙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8月份后的复议结果显示:岳麓分局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撤销。此时,他还挺高兴的,跟朋友喝了几次酒,心里也有了安慰。
  但两个月后,“事情变得不简单起来”。
  2017年10月18日,他拿到了岳麓分局的第二份处罚决定书,落款为2017年8月18日。此时,500元罚款变成200元,减轻缘由系刘庭白主动接受调查,并如实陈述事实。江凤林告诉《南风窗》记者,当天,律师前去岳麓分局咨询时,说到了200元的降格处理,警察还在笑。
  这种处罚变动,让这位知识分子感到了一阵刺痛。江凤林说,他受到了一种莫大的羞辱。
  很快,江凤林和律师又去市政府申请复议,再次碰了一鼻子灰。据江凤林称,法制办一位工作人员觉得他小题大做,并告诉他:“关他几天,你有什么好处,人家损失多大,有必要吗?”
  过去20多年来,江凤林没有遇到过医闹,最多不过威胁几句。尽管社会上医患矛盾闹了这么多年,但他没有什么切身的感触。而现在,司法、舆论和当事方的种种态度,让他咂摸出一个共同的腔调,似乎大家都说着:“你一个小医生,不就是打了你几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职业是高尚的,地位是卑微的。”他对这份职业有了新的理解。
  跟一个医疗自媒体人对谈时,他还说:“我做医生这么多年,自认涵养不错,不过要让我面对这样的侮辱、面对这样的人还保持沉默是绝不可能的,因为那不是涵养,是窝囊。”
  2018年年初,长沙市政府作出第二份行政复议结果,这一次,岳麓分局的处罚决定得到了维持。
  事已至此,愤怒的江凤林索性把岳麓分局、市政府,连同刘庭白,一起起诉到了岳麓区人民法院。他认为,岳麓分局、市政府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警方的调查也涉嫌违反法定程序。
  2018年7月16日,岳麓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维持了岳麓分局的处罚,并认为被告市政府对“拉扯、推搡而非殴打原告”的认定,并无不当。接着是2019年2月份长沙中院开庭二审,江凤林依然败诉。
  2019年两会前,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联系上了江凤林,江凤林写了好几页自己的经历,递交给陈静瑜。两会期间,陈静瑜就此提出一份提案:“坚持对  涉医违法犯罪‘零容忍’,司法不能降格处理。”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终于,这起“芝麻大小”的纠纷,滚成了大雪球。2019年4月,湖南省高院提审了这起案子。 
 
  纠 纷
  庭审当天,被告三方均认为,这是一起医患双方均有过错的普通纠纷。例如,岳麓分局代理人表示,江凤林是老年心内科的专家,患者病情在其水平和范围之内。现场有听诊器、血压计的情况下,江凤林没有作出任何诊断,就把她转到急诊。“再者,患者本身符合住院条件,江凤林为什么不给她开?”
  患者家属及其代理人也秉持这样的观点,说江凤林未尽到医生首诊责任,且态度傲慢。其律师表示,家属行为情急之下,情有可原,医患双方,互有过错。刘庭白最后也大声质问,事发当天,到底应该由谁来为母亲开住院单?
  但以江凤林一方来看,上述立场对医疗行为缺乏常识。在江凤林看来,患者当时病情危重,老年病科没有设备和条件可即时救治,毕竟常规的检查还需要漫长的排队,于是推荐其转入急诊科。
  这一做法,在湘雅三医院和卫健委的调查和声明中,均被认为不存在不当之处,也符合医师首诊责任制的第四条,交接好危重体弱病人的转诊、转科等工作。事实上,患者去了急诊科之后发生过晕厥,进行了两次抢救。江凤林告诉记者,这不仅没有害他们,反而是有助于治疗。
  对于家属口中“急诊科没有权限办住院手续”,江凤林则当庭表示,这是一个违背常识的笑话。“没有任何一家医院会如此规定。”事实上,院方此前也作出情况说明,急诊科医生没有对患者和家属说过“急诊没有权限办住院”,且急诊科就诊的患者,只能由急诊科办理住院。
  针对如此分歧,《南风窗》记者询问了当事人刘庭白,当他并未正面回复。
  事发第二天,患者王朗最终还是从江凤林的老年病科办理了住院。只不过,江凤林说,患者既已退号,医患关系就已解除。无论如何,再返回找他办住院,都是无理取闹,他成了一个出气筒。
  江凤林很坚定:“这不属于医患纠纷,而是典型的医闹。”
  这场发生在3位知识分子身上的纠纷,既琐碎、微不足道,但又关乎尊严、事业和前途。刘庭白称此事之后,家庭深陷泥潭,自身提拔无望。作为副教授和副主任医师的江凤林,则赌上了职称的巨大风险,做了一回出头鸟。毕竟,在中国医院的体制下,“人们只愿做绵羊,忍气吞声”。
  医疗媒体把他塑造成了“英雄”。有报道把他比作知识分子版的“秋菊打官司”,也有文章说他 “以一己之力维护300万医者的尊严”。 
 
  边 界
  眼看4个月过去了,高院宣判结果迟迟未到。江凤林不知道未来是否明朗,2020年1月7日,他叫上了院里两位热心的同事,一同商量。
  一位外科医生姗姗来迟,因为下班前突发意外,有患者刁难、威胁科室的医护人员,他带着徒弟赶去,凭着块头与气场的优势,让对方软了下来。
  当医生多年,这位外科大夫有了经验,“不能太书生气”,有患者耍横说,我可是湖南人。他回,谁还不是湖南人。
  同行相聚,难免聊起眼下的时事,杨文医生被杀,令人不寒而栗。最近的伤医、杀医事件,似乎过于频繁了些,先是兰州的女医生被杀害,接着湖南的村医遇害,后来除了杨文事件,元旦当天,还有太原一位急救医生颈部被患者同行人捅伤。
  舆论再次聚焦到医生的尴尬境地。
  从整体来看,中国医患关系的临界点是2013年的温岭袭医案,那次事件赤裸地暴露了医护人员的高危环境,几乎全行业的医护人员,都喊出了“拒绝医疗暴力”的口号。2013年以来,全国医疗纠纷总量累计下降20.1%,涉医案件累计下降41.1%,2018年1—8月仍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
  从媒体报道看则略有差异,2018年以来见诸报道的医闹和伤医事件似乎在反弹,夹缝中求生的医生群体,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医患矛盾呈一定的波动性、摇摆性。但作为医生们的个人感受,江医生说,“那只是报道与不报道而已”,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医闹,家常便饭而已。一份调查显示,62%的医生认为他们的执业环境没有改善。
  好在,2019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出台,其中,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得到了明确的表述。
同事对江凤林分析道,当前舆论环境,这部法律的出台,加上高院用那么高规格的阵容来审理,局面于他是有利的,未来正变得明朗起来。
  刘庭白曾在庭审中说,诉讼不会有赢家,但江凤林坚持要辩出个输赢来,屡次受挫后,现在他看到了希望。
  “因为官司而不是医学成就出了名”,他对此也坦然起来,觉得身上确有这样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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