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仍是春天

中国经济的韧性来自巨大的市场规模、企业家的灵活,以及劳动者的坚韧。从非典到新冠肺炎,时间总是在证明这个逻辑。
 
作者:本刊记者 何子维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0-03-24
  新型冠状病毒像只黑天鹅,它扑向中国产能最脆弱的假期—春节。
  它犹如冲进瓷器店的大象,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所有人都希望它尽快夺门而出,远离消失。
  “离关门恐怕就一个月了。”抱怨,甚至是求救声,从韧性有限的小商户之间蔓延开来。资本市场更是草木皆兵。2月3日股市开盘的大片绿色,让年轻的90后们忍不住感叹:“我第一次见证了千股跌停。” 
  对生死的恐惧,是人类的第一本能。而财务上的短缺,或者无法避免的经济福利损失,更增加了不安全感。而如今,这两者都相随而来。
  “战胜疫情”与“恢复经济”,这是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而改革开放的财富积累和治理革新,则是战胜困难的保证。
  当然,在充斥着某些不确定性的时点,我们也必须理性地反思,负责任地预见。 
 
  流行病和大城市化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8%迅速提高到了58%,城镇人口增长了约5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集中在了城市。
  集中的好处有很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帮助生产和传播知识,让人们更聪明,生活得更舒适。
  但集中的代价就是城市病。现代关注较多的是,交通拥堵和房价高昂。如果时间再往前推,特别是回溯到工业化初期,最典型的城市病则来自流行病。
  人口密集、商流穿行的城市,其发展速度往往超过了人类公共卫生和医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人类感染流行病的概率。辉煌一时的雅典、君士坦丁堡和伦敦都因为流行病而遭受重创,直到城市有了清洁的饮用水系统、医学得到进步,这个问题才基本解决。
  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坐标上看,流行病,一直是城市发展快慢、好坏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它和城市进行的边际博弈,从未停止。若是城市想要赢得这场博弈,就要看其公共服务水平特别是公卫防疫能力的提升速度,是否跑得赢流行病病毒的演化和传染速度。
  2019年年末到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对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无疑是一次压力测试。在1月末到2月初的十几天里,口罩、酒精、消毒水等物资一物难求,是病毒和城市资源配置竞赛的一个典型截面。
  从新冠肺炎暴发的早期情况可以看到,无论是被封城的城市,还是以“输入性病人”为主的其他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医疗资源匮乏、疑似症状求诊不易、患者一床难求的情况。
  中国西南地区的一家省级大型医院的门诊医生告诉《南风窗》记者,宣布疫情消息的头一两天,各个科室供医生、护士用的防护服分配下去,人均只有两套。为应对疫情,医院紧急将闲置的房间、楼层整理出来,并第一次在医院大门设置了临时的发热检测。可以看出,城市中的公共卫生资源,在疫情初期显得捉襟见肘。
  但是不要忘了,中国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与病毒的博弈中,缓过劲来的医院、民间力量、政府部门开始多方组织调配物资,包括借鉴当年阻截非典那样引进“小汤山”模式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然而,这场战疫所暴露出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某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其中关键是,近年来呼声很高的关于城市化进程需要加快速度的问题。现在看来,快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必要,但不能只求快,特别是人口和规模的单兵突进。
  事实上,仅仅向城市里塞进更多的人,建造更多基础设施,并不能自动提高未来新市民的生活水平,只会加剧危急关头市场资源配置的难度。集中的代价,还不单单是城市病。
  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但目前来看,它们正在经历阵痛,甚至是最早受到疫情冲击的产业。而我国第三产业很大程度还是人力密集型产业,集中于商贸零售、物流会展等,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更加剧了大城市的脆弱性。
  1月23日以来,多地为应对疫情,实施了封城、封路。封城、封路阻隔了人,阻隔了病毒,也阻隔了物资的流通,阻隔了市场。
  原本指望在春节消费黄金周大赚一笔的餐饮、酒店、旅游、娱乐场所,由于无人光顾,不得不关门歇业,只能看着提前在12月做出的各种促进消费的投入石沉大海。
  规模大一些的企业,比如西贝莜面村,一个在五十多个城市拥有四百多家门店、共两万多名员工的大型连锁餐厅,也对媒体坦言:虽然公司现金流不错,但像现在这样下去,就算贷款也只能撑三个月。
 
  不能忽视的产业链担忧
  不可避免的是,疫情的影响已经从第三产业延伸到了第二产业。那些依靠庞大的流动的产业工人带来巨大竞争优势的企业,在“战疫”尚未宣布胜利之前,还有苦日子要熬。
  春节对中国制造的产能而言,是枚冰冷的“暂停按键”。按照惯例,正月十五后,“暂停按键”会自动弹起,工厂能大规模恢复产能。但由于疫情来袭,与春节叠加,多省宣布复工延期,意味着中国经济产能“暂停”不幸被延长,企业开始面临更长的产能“真空”。
  停工、停产,制造业的成本却不能停止增加。人口、租金、水电、贷款等成本加在一块,一个管理超过100人的广东厂长算了笔账,如果工人无法复工,每天至少亏损3万元。
  不幸的是,即使复工,工厂里大部分员工来自外省,其中不乏湖北地区的工人。如果聚集在一起开工,一旦出现冠状病毒的携带者,就会导致全厂被封。一位温州的厂长向《南风窗》记者表示了类似的担忧:“很多员工还没有口罩,怎么开工?” 
  随着部分工厂的停产在继续,人们对供应链的关心也在与日俱增。湖北即是一例,其中压力主要来自两个产业,一个是汽车制造,一个是电子产业。
  武汉作为中国四大乘用车基地之一,汽车业是其第二大支柱产业,约占全市经济的20%,直接雇用人数高达20万人,间接雇用100万人,汇集了五大车系、十家制造厂。而武汉之外,湖北之内,襄阳有东风日产、宜昌有广汽传祺、十堰有东风小康。
  在电子产业方面,武汉主要产业有存储、显示和激光。存储领域主要是长江存储、武汉新芯两个品牌。显示面板领域,京东方、华星光电、深天马在武汉都有产线。武汉又为激光产业重地,除了龙头企业,还有一大批激光产业链企业。
  人们熟悉的手机品牌,比如美国的苹果、中国的小米和中国电子器件制造商京东方等科技公司,都将湖北地区的工厂纳入了产业链。疫情背景下,这些产业都将受到冲击。
  如果疫情持续蔓延,类似的担忧会扩散到更多领域。跨国大公司首先做出了反应,法国标致和雪铁龙相继撤离了非中国籍的员工,返回法国,安富利要求员工在家工作。可以预见,不少企业的供应链将遭到挑战。
  而一些国家设置的要素流通障碍,比如关闭边境、取消航班等措施,让英国《金融时报》提出一种忧虑:流行病的蔓延相当于一次去全球化实验。
 
  经济的韧性来自何处?
  在疫情面前,既不能忽视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也不能低估它的韧性。
  有人将2003年非典拿来比较,得出相对乐观或悲观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标准的局限是,中国当前所处的宏观背景与非典时期完全不同。
  乐观者忘了为什么非典对当年经济的冲击仅0.5%,那是因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强大的上升周期。在外,国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在内,中国刚刚加入WTO,正在融入全球化,制造业突飞猛进,外贸扶摇直上,资本市场方兴未艾,城市化一日千里,房产地产凯歌高奏,人口红利全情释放。
  悲观者忽视了17年后国家实力已大有不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可以作一个简单粗暴的比较,2003年的非典,中国GDP总量12万亿元人民币,现如今中国GDP总量已经突破100万亿元。
  更重要的是,中国产业的结构调整正让中国经济愈发富有“抵抗力”。比如,疫情期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趋势:
  家庭网上买菜,代替了去菜市场,线上购物习惯被深度发掘;学校的老师运用线上教学,线上布置和批复家庭作业;企业开启线上办公、视频会议,其中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个别医疗机构在照料患者时,派出机器人护理,避免了传染风险。
  此外,徐峥的《囧妈》放弃了院线,改为类似Netflix性质的线上收看,开了中国电影业的先河,颠覆了传统电影行业的盈利模式。
  非常时期,会催生或强化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模式,再加以巨大市场体量,意味着新的产业可能性。要知道,2003年非典时期,阿里等电商重塑了自己的市场地位,远程会议系统等新型产品得到了完善。
  从微观层面讲,如果总结这些存活下来并取得较好成果的行业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固定成本基本比较低,没有必要通过规模来摊薄。比如一个程序员,固定成本几乎就是一台电脑。而一个电商,除了在某宝上固定一个所谓的“摊位”外,仓储之类的东西基本可以忽略。
  这些非常时期的创新,其胜出的逻辑却并不特别,简而言之,为别人降低成本。更低价格,更好体验,一直都是个人消费者购买服务和商品的核心考量。而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则是企业参与经济活动的目标。因此,无论2C,还是2B的企业,都应该认识到非常时期,或许有非常的机会。
  一组数据,说明了这种机会的现实性: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8.1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约为5.76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04万亿美元。
  此外,中国2019年的社会零售总额则进一步接近美国,总体差距缩小。不少市场机构的预测,按照目前的增速,中国将跃居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
  通过技术和模式的创新和应用,宏观的需求潜力将有机会进入企业的利润表,具体化为企业销售收入。对那些能度过寒冬的产业和企业来说,疫情正是锻炼抗风险能力、提升内部管理的机会。市场的复苏和爆发,将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当然,必须先活下来。
  疫情过后,仍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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