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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协调难,怎样防“疫情倒灌”?

以类似“一省包一国”的方式去支援重点国家扭转抗疫局面。这种减小中国与重灾区国家之间疫情“压力差”的方式,才能消除当地华侨盲目回国的心理根源。

作者:本刊记者 谢奕秋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0-04-03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严防境外倒灌”,近期不少中国省市制定了这样的抗疫“三线作战”目标。前两个目标,国内统筹得好就能实现,但“严防境外倒灌”,要是缺了对方“严防输出”这一环,可就压力不轻了。
  目前,海外疫情增速已经大大超过了2月湖北疫情的扩散速度。面对即将到来的海外疫情“倒灌”高峰,中国还需要做哪些准备?
 
  对日韩“彼此彼此”
  3月16日,中国官方通报自5天前世卫组织宣布“全球大流行”以来,全国各口岸日均入境12万人次,而“在疫情严重国家/地区有旅行史”的入境者累计达到6.7万人次。
  防范疫情倒灌,其实不光是中国政府在做的事。早期暴发疫情的亚洲国家,如今也都在摸索出路。当然,鉴于美国50州都已中招,欧洲全部国家无一躲过,就连人迹罕至的格陵兰岛都有了确诊患者,再针对特定国家设置拦截网,效果肯定大不如前。
  但日本不久前已经针对中韩“设限”。其规定3月9日零时起至3月31日,驻中韩使领馆发放的赴日单次、多次签证暂时失效,暂停港澳地区及韩国赴日免签政策。
  相应地,中韩也取消对日游客免签。韩国外交部3月6日召开记者会,宣布取消日本游客免签待遇,并取消所有已对日本发出的签证许可。中国外交部3天后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从10日零时起暂停对日本游客实施的免签措施;工作和探亲目的,维持15天以内免签,但需要中国接待方发的文件。
  一言以蔽之,日本国内的疫情虽然相对较轻,但新增确诊数未必就比韩国和中国少多少,既然日方先“见外”,那就“彼此彼此”了。
  对中国来说,现阶段乘坐国际航班入境的人员中,外国人仅占比一成左右,绝大部分入境者还是同胞,而目前针对日本的措施并不覆盖在日本的中国人,他们回国所带来的疫病风险仍在。比如,中国在日的十多万留学生,如果哪天日本大学因疫情吃紧而停课,就会有不少人飞回国。
  由于检测手段的关系,日本的疫情数字没有韩国的及时、透明。韩国的数字虽高,但撇开大邱市和庆尚北道,也没有那么可怕。截至3月中旬,首尔这样的特大城市也只有两三百例确诊,比国内北上广深的数字都要少。
  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欧洲国家,它们贡献了“现存确诊数”的七成。鉴于疫情在西欧暴发的速度,这个比例还可能进一步提高。而在欧洲经商、留学的中国人,数量在百万量级,平时光在意大利就有32万中国公民,在西班牙有约20万。在欧中国人俨然成为“疫情倒灌”的主力。
 
  防“倒灌”紧盯欧洲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呼吁G7和G20“肩负起责任”,并表示法国将全力推动欧盟在应对疫情方面加强团结协作。他同时呼吁“避免因疫情而陷入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陷阱”。
  这些当然都对,比如尽快召开G20视频峰会,协调医疗物资的全球化生产和调拨。之前德国拦截瑞士24万个口罩,已经引起不好的国际观感。没想到3月11日,德国汉堡海关又在“疏忽”下扣押了瑞士进口商从中国订购的装有手术手套的货运集装箱,该集装箱甚至尚未在德国入关。
  这还没完,意大利一家公司从中国购买了83万只口罩,原打算捐给意大利医院和民防部门,不料却在德国遭到拦截,经官方交涉获通关许可后,口罩竟不知去向……
  这一切,源于德国政府3月4日下令禁止出口医疗物资,只有官方对外援助行动例外。在成为众矢之的后,德国政府宣布改弦易辙,放松对医疗物资的出口禁令,对欧盟伙伴的过境物资予以放行。
  在以邻为壑方面,法国也不遑多让。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局从法国里昂附近的Valmy SAS公司订购了数百万只口罩,但因法国已颁令征用所有防护口罩,该口罩制造商只好取消了来自英国的这笔大订单。
  欧盟成员国之间(或对外)的这种行为,当然是迫不得已、事急从权,但也反映了超国家行为体—欧盟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的角色缺位。德国防长出身的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直呼“我们都低估了病毒”,但她只是提议欧盟对外来者的非必要旅行实施限制、暂停《申根条约》以便重新实施区内国境检查,并无权力利用各成员国疫情发展的“时间差”来做好防护物资的调配。
  “欧盟涣散”的后果,很可能是主要成员国的医疗防线被各个击破。有着5亿多人口的欧盟,无法像中国调集各省医护去支援湖北一样,让目前疫情尚轻的东欧各国来驰援西欧。自然,像意大利“封城”、西班牙“封国”这样看似自我牺牲的举动,在执行力度上都打了折扣,因为它们预期等不到欧盟的实质救助。
  而像德国这样的医疗大国,却因为没能第一时间封锁南部边境,深受邻国波及,连有志于成为下任总理的基民盟主席候选人默茨、以色列驻德国大使杰里米·伊萨沙洛夫都被确诊,现在只好对六七成人口感染(或打疫苗)后形成“群体免疫”的前景抱有幻想。
  恶性循环下,中国已能感受到欧洲疫情倒灌进来的寒意。截至3月20日,确诊总数排全球前15名的海外国家中,12个是欧洲国家,另外3个是伊朗、韩国和美国。套用一句流行语:欧洲抗疫成功,则全球抗疫成功;若欧洲缴械投降,则中国要做长远打算。
 
  外交协调仍须跟进
  欧盟目前还在奋战,但步伐有些凌乱。
  所谓“欧盟史无前例关闭边境30天”只是单向的,是防输入不防输出,是限制赴欧洲大陆的大部分旅行(欧盟公民及其家属,还有科研人员不受此限),而对出境则没有太多限制。只要能订到飞往中国的直接或间接航班(比如中转迪拜、莫斯科),有过分的甚至通过退烧药躲过机场的体温测试,回到中国本身总体并不难。
  但现在意大利、西班牙相继“封国”,有关出境的政策细节仍待明确。3月9日因为戒严管制,大量中国公民在领取登机牌后被意大利海关拒绝出境。有部分同胞按意大利海关要求,现场销毁当地居住证后被允许前往中国;但到了当天夜间,有同胞反映,即便当场销毁居住证,也不被允许前往中国。
  西班牙目前只是关闭陆路边境,但首相桑切斯表示,不排除将封锁扩大到空中和海上的可能性。
  回想武汉“封城”后,多国安排包机或包车从武汉撤侨。现在意大利、西班牙“封国”,也有人提议中国外交部考虑安排撤侨事宜。
  之前,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安排了南航包机,接部分同胞回国到长沙等城市,一路上消毒护照正反面、发新口罩,七次量体温,下机专车送至酒店隔离14天,送餐上门,每日量体温,得到了同胞交口称赞,体现了精细化服务的感召力。
  从更广的层面看,主要当事国之间的协调,应当涉及今后较长期的出入境和签证安排,以及防疫物资的接济调配。中国向意方派出两批医疗专家组,并尽力提供医疗物资等方面的援助,应该说开了个好头。
  其实,意大利是较早对中国全面停航的国家。现在,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很多国家也都在对外输出病例。一些国家规定从疫情严重国家来的旅客,必须经第三国中转(且在该国隔离14天以上),有转嫁风险给第三国的嫌疑,且极大地推高了旅行成本。这些问题,有必要在更高的国际层面解决。
  日前,德国交通部长安德里亚斯·朔伊尔建议,禁止来自中国和伊朗的航班在德国境内降落。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毕竟,现在德国才是重灾区。当初,德国并没有对中国航班实施禁飞,现在这样做已经晚了。而朔伊尔这种言论的冒头,对中国来说不是好消息。
  外交协调难,难在明显带有危机时刻的特征。与中国邦交甚睦的俄罗斯,从2月20日起禁止中国公民入境,并在全国强制隔离所谓违反闭门令的中国人,这只能说是“疫情压倒一切”下的临时措施。
 
  查勘“漏网之鱼”
  在近期从欧美、日韩、澳洲、东南亚等境外回国的大军(航班日均入境2万人次)中,新冠肺炎患者只是极少数(截至3月21日中午不过确诊273例),但他们能量可不小。
  在3月16日北京升级“就近隔离两周、期满各省接回”措施(从韩国日本伊朗意大利四国人员,扩大至所有境外进京人员)之前,已有不少患者在回老家的途中一路播毒。比如,有“毒王”从欧洲经北京回郑州,有一队感染者从意大利经上海跑到浙江青田,有患者从沙特经广州入境甘肃。
  更可气的是,据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3月16日披露,北京境外输入的31个确诊病例里,有27个都是在入境前就有发热等症状。其中,存在大量瞒报健康信息现象。甚至,美国马萨诸塞州官方测出32名与生物科技公司Biogen(勃健)有关的确诊病例后,该公司本该自我隔离的员工黎某(后被中方确诊,并被公司解雇)一路瞒报,与其丈夫和孩子辗转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而今,像北京这样“顶格处置”境外来客的国内城市并不多。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澳门3月18日起禁止中国以外的非本地居民入境,香港要求3月19日起所有由外国入境香港的人士接受14天强制检疫或医学监察,深圳机场则宣称“所有入境的中国籍旅客都要进行核酸检测”。
  其他国内城市,也力争在入境口岸“严格闭环分流”,但很难做到顶格处置,何况顶格处置也会因旅客在机场滞留时间长,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上海也只是从3月17日起将人员“居家或集中隔离14天”的国家名单增加到16个,20日起增加到24个,并不是全覆盖。这意味着,必然会有“漏网之鱼”,需要“流入地”的官方基层组织来查勘。
  少量“漏网之鱼”,可能成为刺激地方防疫体系保持敏感性的“鲢鱼”。但是,利用刚刚得到缓解的国内医院救治力量作为后盾,尝试实行“群体免疫”策略下的“让一部分年轻人先感染出抗体来”,则属于不切实际的想法。
  那种做法,不啻宣告春节后一两个月全国“禁足”的成果得而复失。虽然对于一场可能持续两三年的疫情来说,一两个月的“前功”尽弃也不是不能接受,但要是全球疫情能够在年底前通过疫苗或药物控制住,那么剩下的七八个月里,继续“坚壁清野”是当局更愿意采取的策略。
 
  “防不胜防”下的抉择
  为今之计,中国有至少三种策略可选。
  一是当前正在做的,“扎紧篱笆”,尤其针对重点国家人员,执行入境后强制隔离14天且基本自费(比如每人费用200元/天)的政策。与此配套的就是,搭建类似“入境旅客转运站”的隔离观察设施,再盖若干“方舱医院”和“小汤山”以备后患,同时调配全国医护人员支援重点入境港口城市。
  这种策略稳扎稳打,但境外“病毒大军”正在迅速扩军。按照每天增加两三万例确诊的速度,中国以外确诊总数很快就会突破40万例。如果部分国家再不作为,4月突破100万例,也是很容易就达到的数字。随着“海归”中病患人数的激增,守“篱笆”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一旦“溃堤”波及重点城市,也很难有资本(如春节这一“天时”)再打一场类似的“武汉保卫战”。
  二是“竖起高墙”,即宣布不允许过去14天到过某些国家的非中国公民入境,甚至断开与这些国家的直航航班。这是某些国家曾经对中国采取的策略,事实证明效果有限,除非能完全闭关锁国,否则对方总能通过转机或先在他国入境14天的方式,来到中国。何况,现在蜂拥回国的人,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
至于全部禁止入境,应该不在可选范围内,因为这严重影响经济合作,没有长期可持续性。固然,一时可以禁止海外华人入境,但在这段时间里,对方感染的概率提高了,等到解封时,照样传回国内。试图利用这段时间保障疫苗和药物完全到位,也是一种迷思。疫苗的质量问题、药物的价格问题,决定了其在年内普及绝非易事。
  三是“全球命运共同体”思维,患难与共,以类似“一省包一国”的方式去支援重点国家(或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扭转抗疫局面。这种减小中国与重灾区国家之间疫情“压力差”的方式,才能消除当地华侨盲目回国的心理根源。但这样做,有可能暂时抽空中国自己的防卫力量。一旦前述的“扎紧篱笆”做不到,疫情大面积倒灌到国内,那么也只能“鸣金(从海外)收兵”。
  如果综合应用前述可行的策略,比如将“不符合应急状态下入境标准”的某类入境公民集中到武汉或海南岛等地(在当地建立“国际抗疫联防中心”)临时安置,再通过与美国的合作推进药物与疫苗的普及,中国不是没有可能守住国内的防线;另外也通过对外支援,获得用武之地和外交筹码,使得对方国家配合将机场检疫关口前移(不能依赖测体温,起码要上试剂盒),从而将海外疫情倒灌的风险降到最低。
  事在人为,中国用两个月时间基本拿下“武汉保卫战”,也应该有能力和智慧兼顾国内国外两个抗疫“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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