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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重灾区里,最可怕的并非意大利

西班牙境内社交活动密集,民风“奔放”,行政部门执行力相对较差,且中央和若干地方间矛盾重重,医疗卫生基础较周边欧洲国家薄弱,一旦疫情大举突袭,容易被打个冷不防。

作者:陶短房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0-04-03
  自2月下旬以来,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海外暴发点和疫情“国际化”的醒目标志。在这“欧洲三大重灾区”里,截至3月17日,意大利的确诊人数最多,占中国以外确诊总数的26.8%;但西班牙当日的新增确诊数已超过意大利,不仅两名内阁大臣确诊,地方上最重要的马德里自治区主席、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也检测为阳性。
  关键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此前确诊数只有数百,就知道数字有多滞后了。意大利反倒不是最令人担心的,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几万例核酸测试,基数大,确诊数就多。而西班牙简直是巨坑,如果不是大臣中招,或许根本就不会启动任何预案。
 
  法国:过长的反射弧
  法国本应是欧洲最早拉响疫情警报的欧洲国家:欧洲第一例确诊病例,就是2020年1月24日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出现的。
  然而,因为最初几例确诊患者都是输入型,且直到2月25日仅确诊13例,死亡1例(中国籍),所以最初法国官方的应对是较为放松的。
  1月25日,法国驻武汉总领馆发布公告,称“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作,将武汉居住的法国公民及家属撤至长沙,并隔离观察14天”。同日,标致雪铁龙公司宣布,其在武汉合资企业(神龙汽车)工作的法国籍雇员及其家属共38人,将在隔离检疫后归国。
  武汉市乃至湖北省和法国的交流历史悠久,现实中也十分密切,常驻该地的法国侨民人数较多,因此最初一段时间和法国有关的防疫主题词是“撤侨”。对远在本土的法国人而言,新冠肺炎疫情不过是“别人家的事”,直观影响也不过是“来巴黎旅游的中国人少了很多”,如此而已。
  时隔近一个月,法国卫生部长韦兰2月24日首次就新冠肺炎疫情进行官方通报,基调是乐观的。其宣布的重点,是法国确诊病例已“清零”,俨然“成功后总结”的口气—但仅仅过了3天便形势骤变。
  2月27日,法国迎来第一个疫情高峰,当日新增20例确诊(此前一共才17例),翌日又确诊19例。这迫使韦兰连续两日出面通报,称“疫情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天法国政府表示,推动欧盟就应对疫情召开卫生部长紧急会议。
  2月的最后一天,法国确诊病例破百;3月1日,随着两名市长确诊,卢浮宫成为首个因疫情而暂时全天关闭的法国公共场所。
  经过一周的疫情高峰,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5日首次召开应对疫情的专家特别会议,20多名防疫专家与会。会后,著名防疫学家德尔福拉西(Jean-Fran?ois Delfraissy)首次表示,法国将在“数日至一两周内”进入疫情第三阶段,即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专门控制措施的最严重阶段。
  此时,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威尼托两大区已出现疫病密集发作,法国单日确诊数也开始过百(当日新增确诊138例,累计423例)。这引发了一定的紧张情绪,当天巴黎街头例行的“黄背心”示威人数大减,原定当日举办的巴黎马拉松被一下推迟到了10月18日。
  但在当时,法国政府对是否启动“第三阶段应急”仍然犹豫不决。由于法国的坚决反对,欧盟和环意大利各国均未能通过“第一时间关闭意大利边界”的动议。3月6日和7日两天,总理菲利普和卫生部健康事务总长萨洛蒙接连出面澄清,称“目前还是第二阶段、不是第三阶段”,强调“社会和生活秩序不应受到影响”。
  然而疫情仍在持续发展、蔓延,在连续多日单日确诊破百后,法国卫生部于3月8日宣布,取消所有1000人以上活动(当日法国累计确诊病例破千);3月9日,文化部长李斯特(Franck Riester)确诊,成为全球范围最早确诊的高级政府官员之一。3月10日,法甲、法乙宣布停摆。
  3月12日当地时间20时,在提前一天预报的情况下,马克龙首次就疫情发表重要讲话,承认“这场影响所有大陆、袭击所有欧洲国家的瘟疫,是法国一个世纪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同时承认“尽管采取了正确的组织措施”,但疫情的继续传播和加速肆虐并未得到抑制。他呼吁所有70岁以上老人及慢性病患者、残疾人“尽量留在家里、尽可能减少和外人接触”,宣布“自周一起”所有幼儿园和大中小学将被无限期关闭,并要求企业“尽可能安排远程办公”,呼吁法国人“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出行”。
  尽管直到3月14日才承认已进入“第三阶段”,但马克龙是较早亲自直接提出系统、积极防疫措施的欧洲国家元首,也是亚洲以外较早就疫情直接“抛头露面”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的出面,让法国一度陷入混乱无序的防疫局面为之一振,也让人一度看到了“欧洲一致防疫”的些许希望。
  但正如许多法国人所批评的,马克龙的这番讲话仍然有不足之处,除了不肯承认“第三阶段”,令此后若干天法国国内人群聚集场面仍然比比皆是外,他也同样拒绝暂停拟定于3月15日举行的法国市政选举第一阶段投票。此外,他在宣布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时,使用了“周一”(lundi)一词,而发表讲话的3月12日已是周四,第二天(周五)究竟还要不要上课语焉不详,实际操作中各学校、幼儿园也莫衷一是。
  3月13日,菲利普总理承认“处于病毒加速传播阶段”,法国大多数著名景点当晚起无限期关闭,100人以上集会被无限期禁止,餐厅、咖啡馆、电影院、酒吧等一切非必需性公共场合自即日起关闭,“但食品店、药房、加油站、银行、杂货店等提供基本服务的场所不受影响”。政府呼吁“减少城际间旅行,保持人与人间的安全距离,在落实上述措施时表现出更多纪律性”。菲利普还抱怨公众“对政府早先所提的防疫指导置若罔闻”。当天,他确认此前马克龙所宣布的“周一关闭学校”是指3月16日,“至少大学如此”。
  等到3月16日,法国政府又宣布了迄今最为严厉、彻底的防疫措施,即“封禁”(confinement):
  封禁命令规定,除“对职业至关重要且由‘书面授权证明’表明无法居家工作、无法中止的商务或学术活动、必不可少的购物、出于健康必需的外出、因帮助弱势群体或儿童而必需的紧急家庭事务旅行”外,禁止一切外出和社交活动;而任何“必需的外出和集聚”都需要获得官方书面批准,即“例外出行证明书”,且书面批准一次有效。违反上述规定者,将遭到38~135欧元罚款。官方宣布出动“数以十万计”的警力和宪兵,确保“封禁”的落实。
  截至3月20日,法国累计确诊人数达12612例,累计死亡450例,累计治愈1587例。公平地说,法国政府在确认疫情威胁“足够大”后,表现出欧洲其他国家难得一见的决心和行动力,但“过长的反射弧”导致这个全欧最早“亮红灯”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错失了“抗疫”的先机。
 
  “吃力不讨好”的意大利
  在欧洲各国中,意大利其实是“亮灯”较晚的:2020年1月31日,首2例确诊病例在罗马出现,他们同样是输入性病例(两名中国籍游客)。正因如此,最初阶段意大利应对迅速,但目标集中在“堵住输入源”方面。
  首2例确诊当天,意大利就宣布进入为期半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并自即日起暂停了所有往返意大利和中国大陆及港澳台间的航班。此后直到2月6日,该国才出现首例意大利籍确诊者(2月3日从武汉被送回意大利)。直到2月20日,意大利境内确诊者也仅有这区区3例。正因如此,当时意大利弥漫着“防堵成功”的乐观气氛。
  2月21日,北部伦巴第大区突增16例确诊,翌日再增60例且首次出现死亡病例。更可怕的是,绝大多数确诊者并无近期出国旅行史。这足以表明,最让人担心的本地社区传播,已在倏忽间“偷袭”了意大利。
  意大利政府2月22日宣布,对密集出现疫情的北部伦巴第、威尼托两大区11个城镇、约5万居民实行隔离检疫,在管制区内禁止公众集会,取消一切体育、宗教活动,关闭学校、酒吧等场所,食品、药品采用配送制以尽量减少居民出行;同时,所有入境前14天去过中国的旅客,必须向意大利卫生部申报并接受在家中或酒店隔离,有与确诊患者接触史者将被强制隔离14天。
  接下来三天,凸显了意大利的“生死时速”。2月23日,意大利北部、中部多个大区的学校开始停课,法庭也推迟既定工作,许多体育比赛被推迟,热门景点被关闭,威尼斯狂欢节、米兰时装周等重要活动也“缩水”。24日,官方增调警力在隔离区巡逻,调用31间实验室分析疑似病例的拭子样本。25日,隔离区检查站从15个增至35个,增派军队介入,隔离区内多地暂停驾照考试。
  3月1日,政府和议会通过《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将意大利全境分为“红区”(检疫隔离区)、“黄区”(伦巴第、威尼托和艾米利亚-罗马涅三个大区除“红区”外的全境)和安全区。根据法令,除“红区”继续“隔离检疫”外,“黄区”暂停社会和体育活动,关闭学校、剧院、俱乐部和电影院;安全区也要加强防疫宣传和防控,并对公共交通执行特殊消毒措施。
  然而,事实证明“安全区”并不安全。3月4日,意大利首次单日死亡病例过百,当天官方宣布关闭全国学校两周,所有体育比赛空场。鉴于医护人员出现巨大缺口,政府3月6日发布行政命令,紧急在全国各地征调医护人员2万名,并动员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和已退休的医护人员上阵。
  3月8日,包括米兰、威尼斯、帕尔马等在内的11座城市,被意大利政府宣布“处于隔离检疫的警戒状态”,除万不得已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出入上述地区,“直至4月3日或另行通知”。具体而言,学校、博物馆、体育馆、文化中心、公共游泳池将关闭,婚礼和体育赛事将取消或空场举行,医院工作人员、殡仪馆雇员假期推迟。
  眼看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数突破1500例大关、累计确诊数超过1万,总理孔特于3月10日凌晨宣布,将代表“封城”的“红区”扩展至意大利全境。这意味着自即日起,意大利全部公共场所和所有向公众开放的地方都将禁止任何集会,全国所有体育赛事取消。孔特言简意赅地将这一禁令概括为“我不出门”这短短几个字。
  至此,意大利成为全球首个为应对此次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闭政策的国家。其“抗疫”措施之严厉,较疫情最危急时的中国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严厉的“抗疫”措施,迄今的收获却未能令人满意。
  截至3月20日,意大利累计确诊47021例,累计死亡4032例,这两项数据均高居海外之冠;当日新增确诊5986例,也高于美国的5811例,位列全球第一。看来,意大利的疫情离通称的“拐点”,似乎尚有相当一段距离。
 
  医疗体系被“烧穿”
  那么,“既快又努力”的意大利,何以在防疫方面“吃力不讨好”?
  首先,疫情曝光之初,意大利将资源、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方向的旅行路径、人员往来的监控上,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无症状病毒携带者比例高、病毒潜伏期长的特点了解不充分,对疫情很可能已经“本土化”并出现国内社区传播的事实掌握较晚且措手不及,错过了早期控制的黄金“窗口期”。
  其次,意大利国内上至专业界,下至社会风俗,对严厉的“封城”和其他严格防疫措施,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
  因为中世纪意大利各地曾长期遭受教廷、封建领主的压迫,因此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逆反情绪,突出表现就是十分强调“个体自由”,反对“强加控制”和“包办一切”。这本身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烈性疫病,就不免有些“笨手笨脚”。
  这种态势导致“封锁归封锁,活动归活动”。在3月10日“封国”之前,“红区”和其他地区间固然有了封锁线,但“红区”内各城镇、社区仍然是“马照跑舞照跳”,人们的基本生活、社交方式没有大的改变。有当地朋友称,除了亚裔开的商店、饭馆,“红区”其他商业活动场所在3月9日前都好端端开着,而且客人不少,只是稍稍注意了人与人间保持一定距离。
  直到3月8日、9日,仍有许多意大利人走上街头,抗议实施“过分”的防疫限制措施。而在公共场合下穿戴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至今在很多地方仍被公众侧目而视、当作另类,因为意大利社会和其他许多欧美国家一样,认为“普通人戴口罩等于自己生了病,就根本不该出门,能出门的都不需要戴口罩”。
  尽管意大利政府三令五申,如果擅闯“红区”封锁线,将适用意大利刑法第656条“破坏公共秩序罪”,最高处以3个月拘留,外加不超过309欧元罚款,但仍有许多人罔顾禁令,甚至将自己“巧妙通过”检查站的照片、视频和“事迹”在公共网络平台炫耀,居然也能赢来不少喝彩。
  直到2月27日,世卫组织意大利籍专家沃尔特·里恰尔迪,仍在质疑“对那么多疑似者进行试剂测试是否有科学依据、会不会起反作用”。如此氛围下,防疫也就难免吃紧。
  第三,防疫“框架”早早到位,但“实质性内容”欠缺。
  早期“封城”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和警力,但地方政府对防疫重要性的理解参差不齐。警察多是当地人,“乡里乡亲”不愿抹下脸来“严防死守”,结果便是“封而不死”,封锁线漏洞百出。
  “封城令”前后三次颁布、扩大适用范围,但每次都在颁布和生效时间上留下一个不小的“窗口”,导致大量“红区”内民众惊恐逃出,非但未能隔离疫情,反倒人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便于疫情集中相互传播的“人员大聚集”和“大串联”。
  第四,意大利政体较为特殊。
  一方面,该国是单一制共和国,很多行政规则要由中央政府来制订;另一方面,为照顾意大利历史上长期邦国林立、地方特色鲜明的传统,中央政府赋予地方过多自治权,而在单一制政体下许多地方政府偏又“班子不大”,结果在需要行政高效率的防疫“战争”中,就不免出现“上下谁也管不利索”的尴尬。
  对于地方自治的上述弊端,孔特政府曾多次表示要“整改”,但他本人就是包括地方主义派系在内、执政联盟内部多个势力平衡下所推出的折衷人物,执行力有限,对此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徒呼奈何。
  第五,医疗体系被“烧穿”。
  此次和此前多次疫情的防治经验表明,重症率和死亡率上升最快的阶段,莫过于既有医疗体系因疑似、确诊人数突然暴发,而在极短时间内不胜负荷,出现被“烧穿”现象之际。
  意大利尽管是欧洲典型的福利国家,医疗体系完善,但自2008年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纾困计划,该国不断削减包括医疗卫生投入在内的公共开支,导致医疗卫生体系即便在常态下都处于绷紧状态。
  官方数据显示,最近5年意大利被迫关闭各类医疗机构758家,最近10年意大利医生、护士缺口分别高达5.6万和5.0万。这种状态应对平时、常态下的医疗护理压力尚能凑合,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暴发,一下就导致了“烧穿”现象的发生,重症率、死亡率也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截至3月17日,意、西、法三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占欧洲的95%以上,而意大利一国的死亡人数就占了中国以外全球死亡总数的一半。
  还应指出,意大利政府对疫情的反应虽然很快,但预判、决策缺乏前瞻性,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犯了“逐次添兵”“逐步升级”的兵家大忌,结果便是亦步亦趋却仍然次次“晚到半步”,起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一言难尽西班牙
  新冠肺炎疫情在西班牙的“落地”相当晚:直到1月31日,才有第一例确诊出现,且患者非本国人(德国游客)、确诊地也不在西班牙本土(在西班牙位于非洲大西洋上的海外领土加那利群岛上)。自此直到2月25日,西班牙全境累计确诊数也才刚刚爬到10例。
  但当时已有许多欧洲防疫学专家对西班牙疫情前景表示担忧。他们的理由是,首先,西班牙前10例确诊者都系欧洲区域内传播,这表明该国很容易受到邻国疫情的影响;其次,西班牙境内社交活动密集,民风“奔放”,行政部门执行力相对较差,且中央和若干地方间矛盾重重,难以集中力量应对;再次,作为西欧经济发展较滞后的国家,西班牙的医疗卫生基础较周边欧洲国家薄弱,一旦疫情大举突袭,容易被打个冷不防。
  尽管如此,西班牙仍然嗅到了一丝不安:2月12日著名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在召开前夕被取消。
  果不其然,自2月24日一名来自意大利伦巴第地区的医生在西班牙海外领地特内里费(位于非洲)度假时被确诊起,不断有涉及意大利的输入性传播病例在西班牙各地曝光。但西班牙中央、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反应迟缓,迟迟不对疑似病例进行普遍隔离和及时核酸测试,导致“纸面上”西班牙确诊数据长时间“低位徘徊”,实际情况却是危机四伏、暗流涌动。
  3月9日,马德里地区宣布所有学校自11日起停课两周,随后各自治区相继跟进。同日,西班牙政府宣布暂停往返意大利的客运航线至3月25日,西甲联赛空场两周,瓦伦西亚法雅节等大型活动也告停。
  西班牙的疫情首次引起国际关注,恐怕是其社会平等大臣伊莱娜·蒙特罗3月12日确诊。由于其6天前出席有国王夫妇参加的活动,且照惯例和王后行贴面礼,立即引发轩然大波。她的同居男友、西班牙第二副首相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 Turrión)宣布自行隔离,国王夫妇也接受了核酸测试。
  当天稍晚,领土政策和公共职能大臣达利亚斯和多名政治、文体界名流确诊。原本一直因低测试率而被压低的确诊数,此后连日在首都暴增。
  同日,一直在确诊数上申报寥寥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宣布四座城镇为“红区”,从而在全国抢先“封城”。这也让人们对该地区,乃至整个西班牙疫情通报数据的可靠性,产生了极大怀疑。
  3月14日晚,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的妻子贝格利亚·戈麦斯确诊。加上此前一天西班牙单日新增确诊1800例以上(且主要是首都及周边的数据),西班牙全境陷入对疫情的恐慌。当晚,桑切斯宣布了内阁紧急通过的“紧急状态行政命令”,宣布西班牙自即日起进入为期15天的国家紧急状态。
  根据“紧急状态行政命令”,西班牙全国自3月16日当地时间8时起“封国”(继意大利、捷克后世界第三个)。在此期间,除不得已工作、买药和购买必需品外,全国范围内禁止任何人外出,博物馆、文化中心、体育场馆和学校关闭至另行通知,餐厅、咖啡馆只能外卖,但银行、加油站等“提供基本服务的场所”仍然开放。
  这是西班牙自1975年摆脱佛朗哥时代以来第二次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上一次是2010年,原因是“空中交通管制员大罢工”引发全国交通混乱。
  之所以只确认两周的紧急状态,是因为两周是内阁绕过立法程序、直接通过行政命令确认实行紧急状态的最长时限;如果继续延长,就需要议会表决通过法案。
  目前,西班牙的情况十分严峻—甚至可能是最令人担心的欧洲国家。
  截至3月20日,西班牙累计确诊数达21510例,累计死亡1093人,这两项数据分别排海外榜第二(仅次于意大利)和第三(仅次于意大利和伊朗);单日新增确诊1530例,也不算少。更令人担心的是,相对于意大利等国的大规模高密度筛查,西班牙的核酸测试基数仍然偏低,且至今仍存在严重的地域不平衡,具体表现就是大多数确诊病例仍然集中在马德里及其周边。桑切斯首相在3月14日公开呼吁“打破党派和地域畛域”,恰恰表明了“党派和地域畛域”在西班牙是何等根深蒂固。
  和周边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西班牙此次防疫应对显得仓猝、被动和情绪化,尽管几经周折并在两位阁员和首相夫人相继确诊后,“一步到位”实现了“封国”,但国内疫情的真实情况至今仍难言摸底。许多人担心,该国最佳的防堵时机,已在漫不经心中悄然流逝,而这很可能意味着今后必须为防疫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努力,甚至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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