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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吃喝玩乐背后的雄心

重庆变成了直辖市,一定程度削弱了成都对四川盆地东南部,以及云贵湘鄂等省的贸易通道和辐射力,对成都是一种打击。然而,成都最终转危为机,因为它是省会。

作者:本刊记者 何子维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0-07-21

如果人们要问,谁是“新一线城市”,那么,成都应该是最想摘掉“新”字的那个。

在各种有关城市的指标上,比如中国第四城第五城、最宜居城市等,成都常年霸占着显眼的位置,算是城市兄弟圈里的老网红了。

成都在城市竞争力体系构筑上的不遗余力,但一直以来,它无法摆脱的是,总被认为有集四川一省之力做大的嫌疑,就像“成都省四川市”这个广为流传的玩笑。

这种说法的证据信手拈来。单从GDP来看,与紧靠成都的四川省第二大城市绵阳相比,成都是其6倍。而按照“省会首位度”,也就是第一大城市占全省GDP来看,成都一城占1/3,名列全国前茅。

这让人不得不问,“带头大哥”与“众星捧月”,到底哪一个更适合定义这座青城山下的省会城市。


省会的“学霸思维”

在成都呆了多年的网友,曾称自己从来不知道“慢生活”为何物,更是形容成都是用吃喝玩乐掩盖了雄心的省会。此条评论招来了几千个点赞。

的确,成都的悠闲似乎不属于成都人。2018年,成都400万从业者中,有26.37%的人在晚上8点之后下班,每周末平均加班人数是北京的4倍。

这个现象显然说明了一个问题:强势的成都像极了某类学霸—明明拼命地学了,却总爱表现出自己在“耍”,在喝茶、在采耳、在打麻将。

事实上,没有哪个城市可以让快发展和慢生活兼得。这直观地反映在数据上。

举一例子。《2019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显示,在中国民企500强的城市分布中,杭州有29家入围,成都仅9家。不仅是数量,成都本土头部企业的体量也落败于杭州。

这并不意外,就全国而言,民营经济一直是浙江经济最亮丽的名片。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成都经济总量却高于杭州。

从经济总量来看,2020年一季度,成都的经济总量直接反超最强地级市苏州,上升至全国第六,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成为全国最强省会。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是成都的“学霸”思维在起作用—使巧劲,借力超车。英特尔、京东方等龙头引领,撑起中国中西部IT集群。美敦力、赛诺菲等行业翘楚带动,共筑生物医药产业新城。到2019年年底,落户的成都世界500强企业达300家。

其中,有两个产业集群最为典型。一是科技互联网产业。

成都素有“第二总部收割机”的别称,也就是许多企业,比如阿里、腾讯、华为等龙头企业,纷纷将大区总部或重要部门总部设在成都。结果是,成都不仅拉近了和杭州、深圳等科技强市的关系,更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要素和优秀人才的集聚。

等到产业体系形成规模后,成都便开始有底气地向世界输出互联网新经济。比如,国内移动游戏收入榜第一名的手游《王者荣耀》就是成都制造。

二是汽车产业,它也是成都制造业的重头戏。1997年,重庆直辖,划走了长安、力帆等汽车品牌,带走了原四川省约八成的汽车(含摩托车)工业产值。

省会成都面对这样的结果,不得不扛起了重振四川汽车产业的重担。随后十年,一汽大众、东风神龙、吉利、沃尔沃等车企,都在成都建了整车组装生产的汽车厂,使成都一跃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车都之一。2019年,成都生产了102万辆汽车,产量已相当于重庆的七成,并且直奔更高档次的汽车而去。

在打造与实体经济相辅相成的金融服务业方面,成都同样不容小觑。作为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成都等本外币存款余额在中西部城市中位列第一。放眼全国,其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能排到前五,仅次于北上广深。

纵观几十年产业发展的演进,学霸成都能从众多强二线城市脱颖而出,其逻辑很清晰,即通过重大企业或项目的落地,形成的外来驱动力,并吸引更多同产业链的企业落户,快速形成产业集群。

而成都为什么可以?除了有关政策支持,更与成都的要素禀赋结构有关。

建国后,在特殊国际背景下我国启动了“三线建设”,四川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之一,成都是大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指挥中心、建设中心、交通枢纽和重要的后勤物资运转、补给基地。

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成千上万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官兵和各类建设者从沿海来到成都,大量赶超型的、资本密集产业移往成都。

随着这些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一批新的工业小区和企业群体应运而生,如成都的龙泉航天城。三线建设使成都的工业体系不但系统完备,而且还有充足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


西部“沿海”的故事

城市,由“城”和“市”两个字合成。它们道出了城市的精髓以及两种传统功能—“城墙”的防御和“市场”的贸易。

要说防御,成都的优势全国数一数二,自古蜀道难,“其地四塞,山川重阻”。然而,成都的优势也是劣势。城市的另一个功能—贸易,就被难度系数极高的蜀道阻断了。

但贸易的根基是产业,回头看,如今成都涌入的一批科技、汽车企业,落户之前仅是看上了成都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是远不够的。作为深入西部腹地的城市,向外的交通效率很关键。

什么意思?如果一家企业在成都生产出了一个芯片、一辆汽车,结果因道路崎岖,难以运输,可能一个月才能抵达国外客户手上。

相比运输成本来说,企业对时间成本是极其敏感的。一个月的运输周期,就是资金的沉淀周期。这个周期长,资金回笼的速度就慢,企业启动新一轮生产周期就会增长,赚取的利润则会减少。

为了缩短时间成本,成都一直在努力。就这一点来说,不得不提到一座与成都始终如影随形的城市—重庆。

19世纪,对于主要从东南沿海登陆和贸易的外国商人来说,农产品丰富、物美价廉的四川盆地是块未经开发的商业宝地,而位于四川最东边的重庆控制的长江水道,是进川的最佳路径。重庆很快成了当时四川省的物资集散中心。

繁忙的码头交易带给重庆新的产业形态,成都也一度把重庆的水运当作唯一的出海大动脉,任何商品先公路运输到重庆,再装船出海。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1997年川渝分治。重庆变成了直辖市,一定程度削弱了成都对四川盆地东南部,以及云贵湘鄂等省的贸易通道和辐射力,对成都是一种打击。然而,成都最终转危为机。

“独立化”是第一步。成都倒逼自己开辟道路,比如修“成都港”,升级岷江航道,由“两山夹一城”的逼仄变为“一山连两翼”的开阔,意味着成都不再中转重庆通过其水运通道进行贸易,而直接与其他地区进行要素的流动。

蜀道,已不难。但成都不会仅仅做一个规矩的省会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央为它展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将成都推至下一步:“国际化”,以成渝城市群中国经济第四极为核心,将西部打造成亚欧板块的贸易中心。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进,“蓉欧+”战略的实施,突破了成都过去不沿边、不靠海的西部内陆城市的宿命,而谋求跳出四川版图,跃升为国家对外的西部门户。

一旦亚欧板块的贸易活了,长远来看,成都和它的“老冤家”重庆其实都受益,它们一边挑着东边太平洋,一边挑着西边波罗的海,东西都有很开阔的伸展空间,也都成了西南内陆的沿海城市。

甚至成都做到了一座城市修建了两个4F级机场。要知道,享有如此待遇的地方,在中国只有三个—除了成都,就是北京和上海。

进一步来看,如今成都正在修建的“天府国际机场”将成为国内第二大机场,是年旅客吞吐量9000万人次和年货邮吞吐量200万吨的终极航空枢纽。而民航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重庆江北机场的货邮吞吐量约41万吨,西安咸阳机场约38万吨,武汉天河机场则约24万吨。


“吸血”的省会?

眼看成都已经天下闻名,即将冲出亚洲成为国际巨星,四川的其他城市似乎有点籍籍无名了。除了成都,四川所辖的绵阳、乐山、德阳、自贡、宜宾等地方的名字,对多数的人来说还很陌生。

成都的“一骑绝尘”,反映在数据上。2019年,成都的GDP达到了17012.65亿元,四川省排名第一,是第二名绵阳的近6倍。而其他城市的GDP皆在2500亿元以下,以至于四川人自嘲,如果把成都遮住,四川省内其他地方是很平均的。

省会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自然与政府的支持有关。用网友略有夸张的比喻来说,就是“城市吸血鬼”,它们吮吸这整个区域的资源,无论是财政分配,还是政策红利、人口红利。

因此,成都样本其实反映出了在“强省会时代”下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城市的马太效应—大城市越来越强,它周边的中小城市则走向衰落。

只是我们要问,四川省内其他城市发展不尽如人意,是因为成都吗?比如绵阳。

历史上,绵阳的经济和区位条件并不突出,近现代的发迹得益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三线产业布局。但地理上,绵阳位居偏北,却不是正北。水路、欧亚贸易等与绵阳都没有关系,区位优势不明显。

四川的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它们的禀赋劣势很难弥补。而地理上,四川盆地只有一个大平原,岷江到都江堰分散成水网穿平原而过,流过平原后重新汇集成岷江,这里的城市恰好叫“成都”。

那么,以成都平原为核心,辐射整个四川盆地的区域发展,是蜀地人最好的选择,也是自古以来的共识。想当年刘备之所以入蜀,诸葛亮就是这么“忽悠”他的:“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成都是个中庸的二流省会,那么,四川不仅不能吸收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而且人才还会流失到其他地区,川内三四线城市还会出现很多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四川是人口大省,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大省,“六普”期间,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2091.37万人,其中流向省外的达到1050.55万人。其中去广东的人最多,超过1/3。

而近几年,四川的人口回流明显。其中,省会成都的引领作用十分突出。成都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成都市常住人口为1658万,比2018年净增25万人。

成都“强省会”趋势日益明显,但摆在带头大哥面前的,除了众星捧月的荣耀,还有辐射四川盆地众多“小兄弟”城市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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