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雷洛,和他创造的“黑秩序”

最令雷洛威名鹊起的,是其建立了一套平衡警、黑两道的收费机制,将黄赌毒高利贷统一规划后,统一分发,公司化运营,区域化管理。严格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黑社会与警察正式形成规则化的、可靠的利益链。


作者:本刊记者 刘肖瑶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0-07-22

雷洛若仍在世,到今年正好100岁。

他死了10年了,2010年离世时,他必定未曾料到今日香港与世界的格局变迁,自然也无法更具体地逆料2019年这一场令人心碎的动荡。

雷洛所代表的当年的黑社会势力,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退出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双向的溶解过程。一方面,从殖民统治向民主制度的过渡,让社会治理对黑社会这一中间势力的依赖削弱;另一方面,个体也更容易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表达自身诉求和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再需要用一种灰色形式来进行博弈。

但这一转化过程带来的强烈不适应感,随着规则的束缚被冲决,便产生了强烈的失序。

失序的感觉,对“四大探长”之一雷洛而言并不陌生。

40多年前,香港是一个乱世。那个20岁底层青年最迫切的需求是生存下来。到香港警署报名时,他被问到为何想做警察,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了吃饭。”

电影《雷洛传之五亿探长》片末,晚年隐居加拿大的雷洛问身边助手:“你知道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吗?”半晌后,他自问自答:“是吃饭。”

雷洛的胃口,大至5个亿,小至一碗饭。一边是探长,一边是渔民,一面是白,一面是黑。

后人回忆雷洛这个叱咤黑白的霸主,寥寥数语带过他的人生:在世90年,混道30余年,通缉34年。在半个世纪的漫长殖民岁月里,雷洛历任港岛、九龙总华探长,纵横黑白两道,只手遮天,建立了一套平分警、黑两道的贪污纳贿机制,人送外号“五亿探长”。

传统认知里的警察,是惩恶扬善、秉公执法,相应地,黑社会代表着无恶不作、横行霸道。警与黑两种性质相反的身份叠加在雷洛身上,他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代港人的写照,更是窥视那个混乱迷离时代变迁史的一面镜子。 


 江 湖

黑社会之于香港,如黑手党之于西西里。

1842年,鸦片战争割让香港之后,香港就进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代。这片土地的主人—华人,开始沦入地位最低的时代。

关于香港黑社会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清康熙雍正年间的反清秘密组织洪门。起初,游民们在中环和记客栈朋伴互结,遂以“和”字为记逐渐形成帮会,第一个三合会帮派悄然诞生。道光年间,三合会已在香港设立堂口,至19世纪末,会员人数约占据香港华人成年男性的1/3。

中国有所谓“江湖”概念和侠客文化传统,某种程度上,江湖与黑社会一样,都是社会边缘人对政权的一种抗衡,代表反精英、反士绅阶级的草莽庙堂。他们以原始“忠义”观念为精神号召,以粗暴严格的武力方式代替法律道德约束,逐渐演变为市井霸权,并且在边缘世界建立一个自成体系的秩序。

黑社会最早的收入来源是黄、赌及“保护费”,从被管辖者那里收取利益,具有典型的社会控制特征,部分取代了政府职能。

1991年,刘德华在《雷洛传之五亿探长》里首次饰演雷洛,雷洛的原型吕乐不希望使用真名,谐音名字“雷洛”由此诞生,在往后比真名更广为人知。

电影复现了雷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根本不用亲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开口向黑帮老大们要人!”他还曾因一位新洋警司上任时未亲自拜访,竟以怠慢办案表达不满,直到警司亲自“拜码头”才改变态度。

但,如果仅仅是横行霸道的黑帮做派,这号角色对回顾那个时代起到的作用,还远远达不到“名垂青史”的程度。

最令雷洛威名鹊起的,是其建立了一套平衡警、黑两道的收费机制,将黄赌毒高利贷统一规划后,统一分发,公司化运营,区域化管理。严格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黑社会与警察正式形成规则化的、可靠的利益链。在雷洛的管理下,黑白两道都有钱拿,一时之间居然警匪合作井然有序。

殖民的几十年间,港英政府采取政治代理人制度,用根植于华人群体的黑社会“以华制华”。每个区都有“华探长”,向洋警司效力。

而当时的香港社会资源紧张,政府权力在资源分配中举足轻重,华探长权力臃肿且油水丰厚,自然成为贪污腐败一环,受贿就像呼吸一样平常。

据“污点证人”估算,雷洛在警界20年足足贪揽了5亿港元。5亿在当年的香港是什么概念?1960年代,香港房屋均价10000港元/百平方,几十万就可以买下一栋楼。

史料显示,雷洛单在港被冻结的资产在1980年代就已近1亿元,包括尖沙咀及半山区8个单位和逾800万元的现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就是警,警就是黑,街头常见警黑为争夺利益而混战,社会风气乌烟瘴气。《国家人文历史》曾描述“警匪一家”的景象:华人警察穿上警服在街头巡逻,脱了警服就跟黑帮老大称兄道弟。

据闻,雷洛本人对《雷洛传》里警察拿着警帽去街头收钱的场景甚不满意:“警察怎么可能这样去收钱?像个乞丐。”这句话至少昭显一个基本事实:在当时的香港,黑警收黑钱是理直气壮的。

乱世当道,黑警这条路,踏上就无法回头。 


 乱 世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港英政府只用了17天就宣布投降,一部分黑社会成员回内地抗日,留在港岛的则多沦为穷凶极恶之徒。大洗牌的乱世赋以黑社会愈加凶狠的面目,江湖道义、政治理想逐渐扭曲,在极端环境下演变成公然的烧杀抢掠。

此时的香港,也几近于一个难民社会,劳工、毒枭、革命者、商人等在这个狭小海岛上风云际会。

1940年,广东潮州在战火中沦陷,数十万人往香港逃生,其中包括一位小学校长李云经和他12岁的儿子李嘉诚。

同年11月,年仅20岁的雷洛从潮州海陆丰逃往香港,为了讨口饭吃,他先后擦过鞋、卖过报,最后加入香港警队,成为一名巡逻小队的警员。他的成长十分迅速,很快锋芒毕露,几年内升为探长。

与雷洛同时加入警队的还有一个名叫曾启荣的本地年轻人,热爱足球,与雷洛意气相投,主要负责帮忙掌管财务,也就是收黑钱。后来曾启荣生了一个同样热爱足球的儿子,名叫曾志伟。

1948年,民国特务戴笠的得意门生向前设在香港的“义安工商总会”被港英政府查封,向前将其改名为“新安公司”,也就是后来著名黑帮“新义安”的原型。

向前共娶了四房太太,长子向华炎长大后接掌新义安龙头40多年,后娶了一个妻子吕乐华,其父吕六正是雷洛(吕乐)的叔父。

历史经脉相连,风云变幻间,内忧外患的多重动荡还在积聚。

1949年的一天,英国警察在街头勒索一个车夫,该车夫没有如平常百姓那样沉默顺受,而是愤然而起,将英人一拳打倒并大喊:“老子是当过中将师长的人,岂能受你小警察的气!”

该车夫名叫葛肇煌,隶属当年国军。

彼时,国民党三大战役皆败,拥入香港的残兵被安排至西贡区将军澳对面的调景岭难民营。车夫葛肇煌也身处骚动难安的难民堆里,他虽已近中年却依然血气方刚,极端条件下挺身而出,一举创建了传说中的“14K”帮会。

“14K”的“K”取自国民党英文“KuoMinTang”的第一个字母,也指“金”(Karat)字,意味着比黄金更坚硬的强大组织。

很快,14K在香港打下地盘,与新义安并肩跻身为香港两大主要帮派。

1956年10月8日,14K筹办“双十”纪念,在全港大规模悬挂青天白日旗,港英政府拆掉了一些旗帜,旋即引发了群起抗议。

雷洛已于一年前大败“钻石山14K群英会”,利用积攒的经验,他瞅准时机将反叛分子一网打尽。“双十暴乱”成为他的“事业”转折点,自此,雷洛受到官方重用,同年获晋升至新界区探长。

然而,自古以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巨额贪腐的背后,是越来越难以压制的民怨。1967年,港英政府对调了雷洛与蓝刚的辖区,以避免他们“落地生根”,尾大不掉。

真正的喊停,要到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年方半百的雷洛早闻风声,立马宣布提前退休,举家逃往加拿大。

2009年的电影《金钱帝国》记载了廉政公署成立的一幕。陈奕迅饰演片中雷洛身边的大红人陈细九,坐拥肥差之利无数,但他无时不在担心东窗事发,贪污帝国终将溃决。这也是那段黑暗时期人心惶惶、混沌迷茫之真实写照。

而陈细九的原型,就是现实中于1977年被通缉的曾启荣。

最后,陈不愿做雷洛的污点证人,选择自首入狱,一定程度上,这代表着黑社会没落前对侠义之道的最后坚持。

 

红 线

“法外之地”是黑社会滋长和发展的必要土壤。

这要远追至殖民时代的“租界”,某种程度上,这二字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灰色地带。

先后两次割让,将香港这块弹丸之地搅得四分五裂,不仅是版图,更是整个民间社会土壤。殖民主义势力开始了从量到质的演变,从港岛到九龙再到新界,名义上都是分夺领土,但本质上有着微妙区别。1860年《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割让出去,作为香港历来人口密度最高的九龙城寨,正式在历史的风云舞台上翻涌起来。

“界中之界”九龙城寨由清政府于1847年扩建而成,90年代被拆除改建之前,一度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三不管”围城,长期延用大清律例。寨内环境恶劣,中英黑白各大势力都往里面渗透,劳工、娼妓、无业游民混居杂聚,逐渐成为犯罪的温床。黑社会势力一边横行霸道,一边维持秩序,在整个漫长的殖民社会埋下一个毒瘤。

后来的影视、媒体都喜欢将九龙城寨比作香港黑社会历史的缩影,在这里,黑白势力此消彼长,租来的界限无界限,潮湿封闭的环境尽是穷途末路,一代人的孤寂、迷茫在此扎下根。

2017年的电影《追龙》复现了九龙城寨的末日之夜。20年后刘德华再度饰演雷洛,片末,雷洛与香港最大毒枭之一跛豪大战英警司后,两人在九龙城寨的天台点起了烟,共同品味香港属于他们的最后深夜。

这时是廉政公署成立的前夕,也意味着所谓“和平”与“法治”时代的来临。

1960年,内地爆发饥荒,30岁的吴锡豪(人称“跛豪”)随逃港热潮亡命南来,抵港就投身于当时很受欢迎的民间博彩业字花,到1970年代,他已成为香港贩毒的“四大家族”之首。

雷洛和跛豪曾一度并居香港黑社会有重量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人物,二人都共同代表着游走于灰色边缘地带人士的鼎盛。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的正义英雄,却得到身处困顿和压抑中的香港人认可,这离不开当时殖民统治的历史背景。

雷洛纵横黑白两道,却深刻明白一条硬线不能越:“一个英国警察都不能杀”“香港是英国人的天下”;《追龙》里的跛豪则突进了这条线,他将自己置身死地,对英国警司亨特怒喊:“香港是你们的吗?是我们的!”

在世界进入了后殖民时代的语境下,乱世双雄有了某种根植于家国精神、民族大义的共同发力点。跛豪和雷洛之间唯一颠扑不破的联结,是作为整体的香港,与宗主国英王国的对立。

在一种更严峻的时势下,黑社会的命运被外力改写,垂史之名也逐渐转向,一定程度上开始重回对“江湖”“一家人”的传统价值依守。

进入1980年代,内地市场开放给香港注入了蓬勃的红利,香港人口激增,社会开启了一系列巨大转变。经济迅速腾飞,“亚洲四小龙”的神话变现,中产阶层规模膨胀。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逐渐成为新的主题,当年的难民李嘉诚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

政府一度深信黑帮势力已被瓦解,1982年,警方正式解散成立多年的“三合会调查科”。

但实际上,已有广泛社会基础和雄厚经济基础的黑帮尚未完全铲除。直至1997年香港回归后,黑社会分子都一直活跃于地下,以商业、服务等形式渗入暴利行业,比如演艺、影视圈。

曾经的14K舵主陈惠敏说过这么一句话:香港有两套法律,晚上12点之前是警察的法律,12点之后那就是黑社会的天下了。

然而总体来说,“规则”二字的力度在社会上终究是加强了。直至今日,廉政公署持续在香港政界扮演着重要监督角色。作为动荡年代的缩影,黑社会的血雨腥风在世纪末20多年间历经风干、结痂,终究变成落日余晖,世界,也不再是那个刀口舔血的世界了。

 

浮 城

在维基百科词条上,吕乐(雷洛)名字旁有缩写英文字母“CPM”,意为“有伟大力量和成就的人(A man of great strength and achievement)”。

考察一个历史人物,可以试着将他从一件事、一段时代里去掉,看看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走向会发生什么变化,即可探析其功过。

黑社会是香港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造成贪、暴无数,但它代表的那个动荡时代,本身就难辨是非。说雷洛是恶棍,但如果没有他,探长就不会成为最大的黑社会吗?殖民年代的香港仍然血雨腥风,仍然贪警横行、黑白混乱。

回视雷洛这号人物,似乎很难找到一个介于“功”与“过”之间的平衡,因为威名本质上是黑名。建立“贪污机制”,以维持社会某种意义上的安定,一边肆意贪污,一边却塑造秩序,这两件事其实都难以分开定性。

纵然无法将它的暴虐罪戾从历史中抹去,后来的人们依然崇往黑社会代表的侠义道。其实三合会在成立之初,就曾提倡“和平共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江湖道义法则。早在1905年端午节,大陆洪门派发起人“黑骨仁”在香港史上第一次“洪门大会”的发言,咋听更像是一个公义的主持者:“各人背井离乡,无非是为了求财,不应动辄斗殴,万事和为贵。”

雷洛的那碗饭,是历史给予的,也是历史砸掉的。

再后来,资本时代不断扩建膨胀,香港换了天地:中环金融白领、深圳港商、移民潮、金融危机等历史角色你方唱罢我登场。

现在的香江是浮世绘,也是“浮城”。“浮城”这个形容来自作家西西:“既不上升,也不下沉……许多许多年过去了,祖父母辈的祖父母们,都随着时间消逝,甚至祖父母们自己,也逐一沉睡。他们陈述的往事,只成为隐隐约约的传说。”

租界消失了,四大探长时代褪去了,但时至今日,不少港人仍把一句形容挂在嘴边:“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

在被条约框定的殖民年代,香港始终处于一种带着宿命论色彩的动荡之中。港人把自己当过客,心中多少揣着跛豪常挂嘴边的那句“生死有命”。而“借”的另外一层含义,是在高密度的现代化、城市化挤压后,香港仍遍地可见逼仄和压抑,不仅是空间上,更是沉淀在历史体肤内的心理上。

作家刘以鬯用“潮湿”一词来形容这种像雾像风又像雨的混沌和困顿。对殖民后遗症下的一代港人而言,“潮湿”是一种根植于时代性混乱的身心压抑,是未经反省与检讨的迷茫和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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