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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企业,资本与后浪的完美和解

在有着崇尚世俗奋斗、轻视贵族世袭这一深厚传统的大国,资本将如何处理好与年青一代的共生关系,是解析中国商业文明变革的最好截面。

作者:本刊记者 谭保罗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0-10-16

2020年5月22日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疫情并没有提到“胜利”之类字样,而仅仅用了“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表述。因为,当“黑天鹅”还在全球舞动翅膀,那么胜利必然言之过早。

2019年,中国提出“六稳”,现在,又提出“六保”,从“稳”到“保”,说明决策层的“底线思维”愈发明显,这既反映了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也折射了增长的压力。

与此同时,在社会纵深层面,一些曾被忽略的问题正在重新吸引关注。

一方面是“6亿人月均可支配收入为1000元左右”的现实,一方面是“后浪”话题持续走红,这意味着经济的变化和年青一代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叠加。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

在微观层面,民营企业将会成为这种变化的主要承受方。因为,它们一直都是“后浪”的主要吸纳者。近年来,民营企业提供了中国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新增就业90%在民营企业。

但这未必就意味着一场冲撞,而很可能是一次涅槃。


另一个大国的“后浪”

中美制度迥异,却是全球“唯二”的大国市场,并且同样有着崇尚世俗奋斗、轻视财富世袭的民族性格。这种共性可以消弭差异,使得一方的商业和社会发展历程对另一方产生某些借鉴。

年青一代的觉醒,以及如何调和与现存精英的相处之道,就是如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后浪”引领美国社会的时代,他们是众多事件的主角。由于反越战、平权、妇女解放、性自由等议题的重叠交织和互相强化,这一时代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导致冲淡了“经济背景”。实际上,经济才是一切的缘起。

以加州伯克利大学学生在校园静坐的1964年为原点,向前回溯15年到二战结束,这一定是20世纪美国经济最高光的15年。那是一个中产家庭的男人在市区工作,优雅的家庭主妇在郊区大房子照料孩子,家家户户门口都泊着小汽车的时代。

但1960年代中期,一切都变了。联邦德国和日本彻底从二战复苏,在全球市场和美国竞争,尤其是日本,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GDP增速达到11%,工业产值增速更达到16%。

同期,美国却深陷越战泥潭,军费的暴增推高着国家债务。进入1970年代,石油危机更把国家拖入滞涨。从1960年代的后半段开始,失业率抬头,到1970年代最高达到过9.5%。这是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

也就是说,当美国的年轻人高呼反战口号和自由平权的时候,他们心中其实充满了对人生的未知恐惧和无力感。

其实,学生运动最激烈的地方从来不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样的顶级常春藤,在教育平权之前,东海岸世家子弟是这些大学的生源主流。同样作为“后浪”的他们,也会振臂高呼,声援同龄人,但他们绝不会去冒被开除学籍,失去精英文凭的风险,成为时代的“职业罢课家”。

比如唐纳德·特朗普,他出生于1946年,此时正值年轻气盛的岁月,但他在常春藤宾夕法尼亚大学念沃顿商学院,在纽约帮父亲开发房地产,或者在和模特谈恋爱,所以没有时间上街。和特朗普同龄的乔治·沃克·布什也差不多,他先念耶鲁,再念哈佛商学院。他不但不反战,还在越战期间主动加入国民警卫队的空军。他是德州石油大亨老布什的儿子。

普通家庭子弟云集的公立大学才是旋涡中心,尤以加州伯克利、密歇根等为代表。他们是年轻人的绝大多数,所以力量巨大。

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将美国彻底带入“多元主义”的时代:美国主动退出越战,吸食大麻开始在一些州成为合法行为,最好的常春藤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按照标准化考试招生,而不是全部都“传承录取”世家子弟。此外,各种与种族、性别相关的平权法案相继出炉。

数据显示,从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美国黑人家庭达到中产水平的占比从不到20%上升到了40%。此外,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和拉丁裔)在管理和技术领域中的就业率大幅增加,大学入学时的录取率也大幅提高。

毫无疑问,“后浪”推动了美国上层建筑的改变,但底层的经济和商业逻辑却无法动摇,特别是与资本有关的分配不均更坚如磐石。任何国家,概莫能外。


商业贵族的中美不同

必须注意,在那个动荡时代,美国年轻人的情绪既指向了保守的政治精英,也指向了商业集团和资本。年轻人攻击霍尼韦尔和陶氏化学,表面上是反战,因为它们是美军的供应商,一个生产集束炸弹,一个生产凝固汽油弹。但换个角度,愤怒也源于年轻人对商业新贵阶层的不满。

二战之后,美国大企业在全球扩张,并在内部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科层体系,催生出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高阶职业经理人集团。与此同时,华尔街机构投资者崛起,金融精英集团也开始成型。这两拨人位于商业金字塔顶峰,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然而,和种族、性别平等相比,收入分配不均却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状态,不但无法改变,反而愈演愈烈。在1960年代,美国大企业CEO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0倍,但今天是300倍,甚至更高。在华尔街,金融公司高管、PE掌门和投资人每年上亿、数亿美金的收入也只是小菜一碟。

实际上,族群不平等更多是阶层不平等,只是部分族群在财富低阶人群中的占比更高而已。政治精英不用谈,美国的商业精英可以分为两类人:一是代理人,二是资本家。

代理人即职业经理人,老一辈的如郭士纳、韦尔奇,新生代以桑达尔·皮查伊、萨提亚·纳德拉等为代表。资本家分为两类,一是科技精英,即硅谷和西雅图的创业者们,盖茨、贝佐斯等;二是华尔街的资本家,他们通常被误认为是职业投资人(代理人),其实他们是货真价实的老板,只是创业领域不是高科技,而是资产管理。他们是资产管理公司的控制人,代表人物如巴菲特、苏世民、卡尔·坎伊和雷·达里奥。

显然,中国商界精英的结构与美国截然不同。

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因为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集中在大股东手中,机构投资者数量众多,但缺乏影响力,无法积极介入公司管理,也就无法创造职业经理人的大规模需求。但美国不一样,在美国“后浪”们热衷于社会运动的时代,正是散户净卖出,机构投资者崛起,美国版“大股东”消亡的时代。

也就是说,和美国“资本家+职业经理人”的双轮模式不同,中国真正的商业权力掌握在大股东的手中(这里不讨论政府和国企)。两种模式的差异,直接造成了商业世界中阶层流动难易程度的不同。

在美国模式中,即使做不了硅谷的科技资本家,中下层年轻人也可以通过念名校和投身资本市场,成为顶级经理人和金融资本家,晋级金字塔顶端。但在大股东独大、家族企业为主的中国民营经济中,年轻人阶层晋级的路径就相对较窄,比如走顶级职业经理人的道路就基本无望。当然,自己创业成功除外。

看上去,资本与“后浪”们的冲撞无法避免。其实未必。


何为美好企业?

20世纪后半叶,资本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重塑自我,时间与欧美的“后浪运动”几乎重叠。它很大程度是对后者的回应。

1972年,“商业圆桌会议”成立,它由美国最知名的100多家企业的CEO组成。它的成立标志着商界开始联合寻找如何避免与国家、公众之间发生冲撞的方案。

1973年,《达沃斯宣言》首次提出了“利益相关者”概念,即企业应当超越股东利益,服务于所有社会成员。之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等概念开始流行。

和欧美相比,这条探寻企业社会价值的路在中国才刚开始。2013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国内第一个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社会企业白皮书。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引起企业家群体太大的反响。

这很正常。2013年是点石成金的一年。这一年,创业板指数从年初的700点一路飙涨,最高冲至1424点,翻了一番。一夜暴富的大股东,如过江之鲫。

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兼CEO朱小斌正是这个中心的创办人,他说,那时的企业家们注意力还在“经济价值的大山上”,对企业社会价值的关注还没有完全觉醒。但现在不一样,经济换挡和疫情带来的危与机,已经搭建起构建美好企业的宏观背景。

何为美好企业?朱小斌认为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公司变社区,即人的尊严、自由、互助、创造力等美好的社区精神,要能在一个企业组织中被激发出来;第二层,利益相关者实现共生,打破“股东利益最大化”;第三层,实现社会共好,即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推动社会价值观的向善变化,构建一个共生共好的社会生态系统。

朱小斌说,2020年,真的到了“危机唤醒美好企业”的时刻。他的话也被西贝莜面村创始人、董事长贾国龙的经历所佐证。

在“新鹅湖之会:危机唤醒美好企业”中国企业家反击“黑天鹅”思想秀上,贾国龙回忆了他的抗疫故事。公司在全国60多个城市有300多家门店,2万多员工,但疫情导致营业收入下降为原来的5-10%,现金流告急。于是,贾国龙“哭穷爆红”。很快,从中央部委到银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而且援助的真诚和力度,让他始料未及。

贾国龙的故事不难理解。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其实早已“社区化”,并实现与利益相关者的共赢,即进入了朱小斌所说的美好企业的第一和第二个阶段。上万个就业岗位的餐饮民企显然事关多个利益相关方:员工和家庭、供应商、消费者以及对就业负有责任的政府。此时,企业能化危为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共赢。

疫情、内部经济换挡,加之外部贸易博弈,这是一种“三期叠加”,资本和企业家压力山大,但换个角度看,由于经济形势的特殊性,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未必都是坏消息。比如,由于资本外流的压力和就业的需要,相关的财政金融政策可能会更倾斜于民营企业。此外,由于就业市场供大于求,资本相对于劳动者也将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

但能否破解困境,真正让“危机唤醒美好企业”,关键还是看企业“一把手”的自我革新。


路径:改造企业“皇帝”

南宋淳熙年间(1175年),“心学家”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理学家”朱熹来到江西的鹅湖寺展开辩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辩论并没有让分歧弥合,却坚定了双方对各自理论的执着。经后世数百年发展,程朱理学(程颢、程颐与朱熹)和陆王心学(陆氏兄弟与王阳明)成为了中古之后儒家的两大流派。

2020年5月的“危机唤醒美好企业”中国企业家反击“黑天鹅”思想秀,举办地点位于无锡的鹅湖荡口,因此被称为“新鹅湖之会”。既是地名巧合,也透露主要发起方领教工坊希望团结民营企业家群体,对中国的商业文明作出某些富于里程碑式的改变,并寻找路径的初衷。构建美好企业,必须先改变那些在企业内部犹如皇帝的企业家,革新中国的微观商业文化。

皇帝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竞争,中古之后的明清两代闭关锁国,既是为了避免国家和制度之间的竞争。二是没有约束,皇帝对内基本没有约束,帝制时代的中国政治史,就是一部皇权扩权史。于是,基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加之一股独大的现实,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在这两方面和皇帝如出一辙。

而领教工坊就是从这两方面改造民企的“皇帝”。

大股东不是职业经理人,在企业内部没有职业危机感。于是,领教工坊自从2011年成立以来,采取了一种独特方法,践行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的实践管理教育理念,在领教的带领下,让学员向同僚(学员)学习,而同僚(内部称“兄台”)400多位,全部都是企业一把手,很多是行业龙头。学员之间形成了强大的智力竞争,很多企业家因此“脱胎换骨”。

二是强调组织的重要性,用组织约束大股东,更成就企业家。

领教工坊联席董事长孙振耀曾任惠普全球副总裁和中国区总裁,也是一位成功的连续创业家,基于对外企、民企的实践总结,他认为,企业增长要靠三驾马车拉动,分别是商业模式、竞争战略和组织能力。但前面两个别人都可以复制,而组织能力则是别人拿不走的财富。

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学术委员会主席、知名管理学教授肖知兴则提出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过去是“企业家的企业”,而未来是“企业的企业家”,必须通过组织变革,让中国企业走出个人控制的铁笼。肖知兴特别推崇智慧型的“自组织”,它是唯一可以让组织内的个体智商叠加,让集体智商大于个体智商的组织形式。

换句话说,“自组织”表面上是约束企业一把手,但本质上发挥组织红利,服务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和股权增值。

好的组织,必须倾听“后浪”。实际上,在任何城市随便做一个随机调查,很容易发现90后的员工已成为中国民企员工的主流,95后和00后的队伍也正在壮大。

由于制度和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后浪”显然不同于半个世纪前的美国“后浪”,更不会重复他们的冲动故事。然而,同为大型经济体,一些变革的经验还是有镜鉴价值的。美国“后浪”的历程说明,情绪的泄出不会发生在高速增长的时代,也不会发生在持续衰退的时代。它最容易发生在换挡的时期。

因此作为企业家,必须了解这个群体的崛起,懂得他们,让他们在“自组织”中历练和成长,共生共好。

参加12世纪鹅湖之会的理学家们曾说,“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他们坚信真正的“利”生于天理与仁义。而新鹅湖之会发起讨论的《鹅湖美好企业宣言》同样开宗明义:“我们倡导中国的企业家秉承商业向善的理念,践行可持续发展,推动新商业文明,通过构建美好企业,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是一场和解,更是一场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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