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内循环,企业家何为?

据统计,2018年,所有组员企业的平均营收增长率为24.6%,2019年是18.9%。今天虽然受到疫情冲击,但领教工坊组员企业的整体情况,依然相当乐观。


作者:本刊记者 何子维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0-11-25

经济传染病带来的威胁可能比真正的传染病还要大。锁死的房门和紧闭的国境线,提醒着经济学者们,这恐怕是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遭受冲击规模最大的一次。

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的国际贸易将收缩13%到32%。中国也不例外,进出口不如往常一般顺畅,尤其是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技术。

面对世界的变化,中国仍然按照自己的节奏推出“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的中期发展目标,再一次表明中国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决心和勇气—建立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

经济换挡和疫情带来的危与机,考验着企业家掌舵的能耐。过去顺风顺水之时,做个企业家不算太难。哪怕遇到某些问题,但水涨船高,险滩易过。现在危机降临,人们一度担心企业家们也触礁溺水。

出乎意料的是,全球企业家在疫情中展现出某种“财富免疫力”。部分企业家仿佛天生打了一种“神奇疫苗”,病毒对他们毫发未伤,相反是让他们的个人资产上演了一场“乘风破浪”。

瑞银和普华永道的2020年度报告显示,在今年4月至7月疫情肆虐最盛的时期,,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量激增30%。其中,中国大陆亿万富豪增至415人,创下历史新高,总财富激增41%。

出现这种情形,自然引发新的争议和焦虑。但每个时代都有着自有的两面性,这个两面性会让我们形成新的共识,也预示着新冠危机过后,利益调整周期开始。

正如那些看似无限风光的企业背后,可能暗藏着危险“陷阱”,危机中的时代正对其锤炼与测试。它将敦促身处其间的企业家们找到与这个时代最合适的相处之道—唤醒美好,志当存高远。


大变局,大作为

作为超大型经济体,中国在今天选择内循环,无疑是抵御外部经济风险、实现稳定增长、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战略,但同时也受到各种被误读。

比如,它被误读为中国在寻求与世界脱钩的信号。法国外贸银行亚洲部首席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就撰文称,中国的内循环战略给其他依靠出口的经济体带来了坏消息。

还有部分观点将经济内循环解释为,一种“只能自力更生”的应急之策,甚至和另一个年度词汇“内卷”,共同被描述为“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自循环”。

眼看部分企业家近乎疯狂的求富欲望,人们自嘲,自己从幼儿园一路“卷”到职场,连追求名媛也是一种“卷”。可以说,由于对财富的焦虑和阶层固化的恐惧,人们正在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识别出“内卷化”或“自循环”。

就好像这个词已经决定了未来的暗淡,是今年接连不断坏消息中的一个。可是内循环战略的“循环”,只是这一形象的直观说法。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贾康说,注重内循环绝不是排斥对外开放,恰恰是避免“内卷化”。

回顾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很容易发现,内循环一说并非应急之举,而是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这么做,不但能减小外部环境变化对内部经济的冲击,还能修正在过去发展中出现的扭曲。

中国虽然长期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但事实上,出口占中国经济总量比重在2006-2007年达到顶峰。其中,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比值为35.4%,略高于三分之一。

之后这个数值就一直呈现下降趋势。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相比2006年减少了约一半,为17.4%,中国经济总量的82.6%就已经是在国内消化、在国内循环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姚洋对南风窗记者表示,过去十年,国内大循环已经成为主体。10月31日,姚洋参加了领教工坊“2020美好企业嘉年华暨第九届中国企业家私人董事会年会”,并作了主题演讲。

经济体越大,其实国内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就越大。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解释道,内循环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约80%、外循环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约20%,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如今有关内循环的结构性调整,犹如一场统筹得力、技术精湛的经济“外科手术”。它的高超之处,既在于对国际经济环境的洞察,也在于对本国经济现状的实事求是。

那么,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归根到底要靠谁落地?毫无疑问的是企业、是企业家。他们是发展的主体动力源泉之一。供给精准匹配需求,离不开“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精神。

有人说,疫情、经济内循环和外部贸易博弈的“三期叠加”,对企业家来说,压力很大。但换个角度看,由于经济形势的特殊性,企业家面临的未必都是坏消息。

举例而言,由于资本外流的压力和就业的需要,相关的财政、金融政策可能会更倾斜在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身上。此外,由于就业市场供大于求,资本相对于劳动者也将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

越是在不利环境,企业家越是一定要有所作为。企业家该怎么做?“十四五”规划已经从战略的高度重申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而主要实施路径则集中在“扩大有效投资”和“推动消费回升”两个方面。


唤醒创新的品格

既然内循环侧重于内需,那么首先就要涉及投资和消费两块内容,这是内循环的基础所在。先说投资,它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

科技创新,则是在扩内需过程中的关键载体。关于这一点,“十四五”规划写得很清楚。除了“内循环”之外,“十四五”规划还有两个关键词:一是“科技”,二是“质量”。

急速扩容的经济规模和不断升级的消费能力,对于中国扩大有效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尤其是支撑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更是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

外部环境的动荡也在加速推动中国对科技创新的发力。这一时期,美方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以及核心技术的阻断,成为中国在贸易战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让事情变得复杂了。它的到来对于企业创新所产生的改变,首先是创新的成本的改变。

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尝试任何一个新鲜事物通常都需涉及大量资金。而眼下,疫情成为了变量,企业要保存现金以保持流动性,多数企业家最不会考虑的就是新的实业投资,不会将钱流入那些有潜力但还未上市的企业,即使是优质的。

房子和以股市为代表的金融资产,反倒成了多数企业家首选的避险资产。越是大额的钱,越是聪明,它们总能最先洞察到资产价格和外在约束之间的此消彼长,从而快速行动,抢购资产。

这个规律在过去几年屡试不爽,全球都一样。数据证明了这一点,2020年美国的房屋销售中位数比2019年同比增长了15%,并在疫情蔓延后的5、6月开始非常火爆;8月份的英国房价,也创了历史记录。

不同的是,现在这种“速效致富”的空间受政策的影响正在被一步一步地挤压。先是供给侧改革,后是“房住不炒”的国策,今年又来了“三道红线”,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国家提出金融系统要让利1.5万亿给实体经济。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更是剑指楼市“泡沫”。在领教工坊“2020美好企业嘉年华暨第九届中国企业家私人董事会年会”上,他指出,现在房地产成本占总收入40%到50%的状况,下降到15%左右是最理想的状态。

什么叫15%?一个人一生工作40年,6到7年的年收入买一套房。

不难看出,由于货币的量化宽松,企业家的资产激增,但在这之后,政府和大众会更加关注这些企业家的行为和表现。

评判一个企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姚洋的标准就是,它敢不敢投资一些目前没有任何商业盈利可能性、但是长远来说对人类的知识积累有益的科研。企业家应当运用包括人力、智力、物质、自然和社会在内的各类资本对接实体事业。

任何国家,核心技术的创新一定是通过企业,尤其是有条件和实力的大企业来实现的,远的不说,我国近邻的日本、韩国,走的都是这条路。对中国而言,国企的创新可能受到产权激励方面的约束,因此民营企业的创新更可能成为中国技术崛起、中国制造升级的主力军。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华为。值得一提的是,华为一年1000多亿的研发费里的30%,也就是300亿,投在了芯片上。而全国芯片研发投一共为1000多亿,这样一看,华为的投入实则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当然,这组数据也从侧面显示出当下国内民营企业研发费分散、消耗的状态。

其实,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中国具有天然禀赋。

传统行业并非过时的“创新荒漠”。相反,它们原有的存量资金与原有的产业特征,被赋能后就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企业家需要着力于开拓“经济新空间”,挖掘传统行业的新潜力。

相对传统,新经济的一个特点是,研发周期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而中国人力资本庞大,并且产业和供应链齐全,在新经济革命上具有优势。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显示,截至2020年3月31日,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86家,其中中国有227家,美国有233家。

传统还是创新,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比如老牌的医药企业美国强生公司在今年宣布,其公司的新冠疫苗预计将在9月进行人体临床试验,消息一出,立即赢得了一片喝彩,股价应声上涨6.5%。

这世上,的确没有比用脚投票更真实的意愿了。投资者释放出的信号,固然矫正了以往股东价值最大化机制中的一些缺陷—当前的环境下,一家愿意让股东长期利益和社会长期利益的统一的企业,而不是借机大赚一笔的,更值得投资。


难处即是生处

成功的内循环还必须有强大的内需,而内需最要害的是启动消费。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足以让每一个解决真问题的企业家赚得盆满钵满。

当人们的财富逐渐积累,会衍生出更高的消费需求。消费升级浪潮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形态也会一波接一波。今年以直播为代表的购物节“双十一”,天猫成交额再创新高,突破3723亿,就是一个截面。

站在市场的供给端,企业家到底该如何提振消费?企业要继续发展,它的产品就寻找在国内循环的途径,依靠更多的国内市场来消化。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将会进入新的一轮竞争,且竞争的关键元素正发生改变。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短缺,企业竞争的关键是规模快速增长的生产端,谁拥有,谁就拥有整个市场。过了20年,核心的要素市场发生了改变,从产品端进入了渠道端,营销手段和渠道的“点多面广”才是问题的核心。

到了今天的内循环时代,中国市场的生产端从以前的短缺化变成了过剩化,渠道端变成了同质化,你有的,别人也有,大家同场竞技。

新鲜的玩意儿,直播、网红、种草社区的兴起,本质上都是向着传统商业体系发出的呐喊—在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主权时代到来了,理性的个体消费者拥有绝对选择权,由企业主导的话语权被代替。

换句话说,两个产品之间,只要存在那么一点点细微差别,消费者体验就瞬间开始发挥作用。夸张一些,一个产品只要比另外一个产品好上1%,那么消费者就立刻残酷地抛弃弱者。

这个时候,不同的企业家要回答同一个问题,消费者选择你而不选择竞争对手,根本理由是什么?

今天,真正驱动市场变化的要素,是生产和消费的融合,两者之间没有边界,其中最重要的是协同导向。如果按工业革命的逻辑看,今天我们所有企业最大的变化,就是为满足顾客需求而进行的变革。就像领教工坊“2020美好企业嘉年华暨第九届中国企业家私人董事会年会”上,分众传媒董事长江南春的回答一样:“商业的本质是赢得人心。” 

近10年来,领教工坊聚集了500多位中国民营企业家加入私董会小组,以“生命影响生命、钻石磨砺钻石”的方式,助力企业家升维,让他们从“为个人加冕”到“为公司加冕”,变成“企业的企业家”,他们都在寻觅一个比赢得利润更高远的目标。

现代企业不应是一头“金钱怪兽”,长期受股东价值至上和利润之上信条的左右。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兼CEO朱小斌提出:“能够在这个自由市场竞争的时代过得好、存活下来、发展壮大、有竞争力的企业,它最核心的东西不是做公益、做慈善,不是狭义的社会责任,而应该是‘共益’,竞争和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并不是关注创造利润,企业便能生存下来。”

效率和社会责任并不冲突,商业成功和影响力可以兼得。比如,过去的十年,领教工坊组员的平均营收规模每年都在往上增长。据统计,2018年,所有组员企业的平均营收增长率为24.6%,2019年是18.9%。今天虽然受到疫情冲击,但领教工坊组员企业的整体情况,依然相当乐观。2019年,领教工坊在籍组员企业营收总计7833亿元,这个体量决定了组员企业表现的说服力。

与其讨论企业家需要怎样的内循环,倒不如说,我们需要先知先觉的企业家,既不可失去对方向的坚定,更不可忽略对常识的认知。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无论未来怎样不确定,只有回归使命、回归责任伦的企业才能在刀光剑影中,熬过漫长的低谷,这一点则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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