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也中产化了

故乡回不去的根源不在于故乡远了,人变得陌生了,而在于人们过去所熟知的生活方式已经渐行渐远。


作者: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1-09-17

小周是一位返乡青年。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了两年,2018年回村担任村干部。如今,一晃几年过去了,在当地也算是大龄青年了,却还未结婚。家人都替他着急,村民也难免有指指点点的。但小周的自我感觉特别良好,每天在村委会上班,晚上和朋友散步,偶尔去城里吃烧烤,也会约在一起自驾游。

他说,之前介绍的谈了两个,感觉不好。他注重两个人的共同爱好,但两个都合不来,没什么话可谈。他说,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他还是有点精神追求,比如,自己喜欢打游戏、看小说,两位介绍的对象都不打游戏,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他也就不感兴趣了。他觉得,将来哪怕结婚了,这两项爱好也要保持,打游戏还可以商量(少打或不打),但看小说是自己的底线,绝对不能因为婚姻家庭生活而丢失。

这几年来,乡村社会已经变了个样。哪怕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也会感叹说,故乡回不去了。但为何回不去,说不清道不明。依笔者的观察,乡村社会的变化,不在于基础设施的变好,生活条件的改善,也不在于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在于乡村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个静悄悄的革命。所以,故乡回不去的根源不在于故乡远了,人变得陌生了,而在于人们过去所熟知的生活方式已经渐行渐远。概言之,乡村生活中产化了。

乡土生活本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建立在农耕伦理文化基础之上。在农耕社会中,由于农业剩余有限,“节约”不仅是一个经济行为,还是一个道德标准。因此,乡土社会有消遣文化,但未必有消费主义。人们也需要闲暇来满足精神需求,但消遣的真实含义在于“休息”,恢复劳作。人们的生产和消遣行为高度匹配,都是随着季节、节气、昼夜而轮回。总之,乡土社会的生活,某种意义上就是农民的生活—无论贫富贵贱,其生活方式并无本质差别。

但近年来的乡土生活,具有鲜明的中产化特征。农业生产活动已经告别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内涵,其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极高。农民对农业剩余的获取,不再依赖于过密化的劳动力投入,而是依靠要计算劳动力成本。今天的农民家庭,普遍不存储粮食,甚至也不种植蔬菜,其日常生活需要严重依赖于市场供给。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年轻人哪怕是务农,也不再以农民自居,他们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创业者。因此,他们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效应,也需要有与市场和政府相对应的新身份,如职业农民、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负责人。

农民在消费过程中,越来越具有消费主义的特征。多数农民的消费并不仅仅止于满足生存需要,而是有更多的符号意义。衣食住行都在讲究“品质”和“格调”,哪怕是暂时没有经济条件,也要有与其预期的身份相一致的消费水平。

一些看似是有乡土性的生活方式,其实已经变异。人们之间还在走人情,但人情交往往往充斥着短期计算。强关系在解体,过去认为是“自己人”的群体,现在也许就是普通人。

很多地区青年农民,和城市中产一样,也对家庭发展有明确规划,会倾全家之力培养小孩,对亲密关系有更高要求,对个体的精神需求也有更高的期待。过去乡村生活赖以维系的“抚养—赡养”的反馈模式,已经断裂了。人们不再期待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统上最为强劲的生育动力已经消失。

从经济分层上去看,中国社会中的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是在城市白领和小微企业主,大多数农民属于中低收入群体。但是,在欠发达的乡村,竟然正在经历生活方式革命,城市白领和青年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并无本质区别。从基层看,中国不再是乡土本色的,而是城市底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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