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殓师》剧照

时隔13年，日本电影《入殓师》登陆中国大银幕。

它讲述了死亡中最艰难的部分，如何告别，以及怎样直面死亡。这是它夺得2008年奥斯卡外语片的原因，回头来看，这种胜利绝不是对东方奇观的刻奇，而是不分地域、文化的认可。

《入殓师》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也证明了一件事，死亡面前，不光东亚社会，全人类都走进了相同的困境，禁忌、恐惧、无措。现代医疗更是延长了衰老、垂死和病痛的持续状态，所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新面对死亡，重新探索告别生命的方式。

告 别

十多年过去，我对《入殓师》已经没有太多的记忆。唯一记得的，是一场告别戏。

片中，一家人对着棺木中的死者大笑，他们亲吻他的脸颊，印出了红红的唇印，他们感激他，跟他挥手告别。

肃穆中，不乏幽默。

我时常想起我的奶奶，想起我见到她最后一面的场景。

她肺部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她说不出话来了，口中只有微弱的气息，但她还是努力坐了起来。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钱，偷偷塞给我。我托着她的手，十多年后仍记得那一瞬间的触感，像一张塑料皮包着指骨，一点也不熨帖，微微冰凉。我记得她说不出话的样子，她竭力喘息，流眼泪。

当天晚上，母亲的哭声惊醒了睡梦中的我。

母亲说，奶奶撑了这么久，为了等你回来。

我并没有跟她好好告别。我甚至不知道她得了癌症，最初她在电话里说是感冒了，有点发烧。一个农村老妇，对“这点事情”完全没放在心上。但病情恶化比想象中要快，县里的医院拒绝收治，家人没有告诉我，怕影响我中考。

考完当天，我赶回家，见到了她最后一面。

奶奶去世我没有哭，我哭不出来。我想我似乎过于冷血。奶奶是对我最亲的人，她看着我长大，我是她眼中最听话的孩子。她会一直留着腊肉，直到发霉，只为了等我回家。每次回市里上学，她会塞给我一叠零花钱。因为每次见到我，她总觉得我又瘦了。

后来的事情我忘记了，但我时常陷入一片空白。上课的时候，注意力和思绪被抽空，老师的点名，教室的吵闹，我经常听不见。16岁，我开始思考死亡。它是你生命里的空白，每一个至亲之人离去，空白就变得更大一点。

很多年里，我回老家只有一件重要事，去墓地看望她，坐在墓碑前，发呆，想遥远的事，有时一坐就是半天。

《入殓师》中，男主角小林大悟见到相依为命的母亲时，她已经进了棺材。做入殓师，他觉得是接受一种惩罚。他没有送别自己的母亲，作为一种赎罪，他为陌生的死者送别。

《入殓师》的英文名是Departures，讲生命最后的旅程，东方式的送别故事。我对文章开头描述的场景如此印象深刻，是因为那种近乎叛逆的对峙死亡的态度。没人可以如此幽默、轻松地告别亲人，忌讳死亡的文化里，它带有一种颠覆性的冲击力。

十年后重看这部影片，我发现记忆欺骗了我。

那一家子人并不是笑，他们的笑容里有掩盖不了的悲痛，一种更复杂、更怪诞的心理。

恐 惧

做记者后，我开始关注医疗人文和死亡的话题。

如何面对死亡，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文化和哲学上的问题。

我见过一些奇特的现象。在癌患家属交流群里，家属们交流怎么治病，也交流如何伪造病历、隐瞒病情，怎么对患者严防死守。有时，直到患者死亡，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得癌症的真相。

在医疗界，对患者保密、避重就轻，是一种常态。这带来一个难解的问题，死亡眼看临近了，怎么面对不知情的患者？

去年，在南昌肿瘤医院，一位肺癌患者告诉我，他看过女儿偷偷藏起来的病历和检查结果，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对他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化疗的痛苦，恶心、呕吐，吃不下东西，非人般的折磨。他想念老家菜籽油炒菜的香味。

但家人们瞒着他，说他只有一点肺部结节、小肿瘤，做几次化疗就好了。

他没有戳破这层纱窗。在子女层面，要是不能尽心竭力地救治父亲，留下的将是难以磨灭的悔恨与痛。他在努力给子女尽孝的机会。

一场治疗，变成了怪诞的博弈。

更多的癌症患者和家属拒绝讨论临终的安排，不想立遗嘱，不愿意提死这个字。说死，不吉利。

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回避死亡，本质出于恐惧，一种生命本能反应。解决恐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忽视它。所以，死亡是中国人最大的忌讳。

很多文化学者分析，这种禁忌性可以追溯至孔子，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思想并没有为我们构想死后的世界。死，没必要考虑。

《入殓师》侧面探讨了这一命题：死亡是污秽不堪的。妻子得知小林做的工作是给死者整理仪容后，立马变得恐慌，不允许他触碰自己，觉得“脏”。

戏外的故事也是一样，这部直面死亡的电影，融资阶段困难重重。制作前后耗时10年，没有公司愿意投资，原因无它，投资方看来，死亡是一种禁忌，不应该触碰。好不容易制作完成，发行公司也谨慎保守，他们认为，谁会去电影院看一个晦气的故事呢？

死亡禁忌带来的直接伤害，是我们无法正确地面对死亡，无法正确处理死亡带来的种种问题，以及最重要的，安放和疏导悲伤。

禁 忌

如何面对死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构建。

在古代墨西哥，哀悼逝者是一种不敬。古代墨西哥土著认为，死亡只是肉体的暂时离开，只要人们对死者还保留记忆，他仍是社区的成员。这是墨西哥亡灵节的起源，期间，死者会从睡眠中醒来，与亲人短暂相聚。

这种文化景观，在迪士尼动画片《寻梦环游记》中已有体现。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记忆与死亡的故事，肉体消亡后，死者的精神不灭，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墨西哥文化保留着对死亡的亲近感，亡灵节到来时，他们歌之、舞之，用食物、音乐、游行或者狂欢的方式，庆祝死者的“归来”。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作家塔维奥·帕斯说，墨西哥人常把死亡挂在嘴边，他们调侃死亡、与死亡同寝、庆祝死亡。死亡是墨西哥人最钟爱的玩具之一，是墨西哥人永恒的爱。但墨西哥只是一个例外。

全球很多文化中，死亡是禁忌，是霍格沃茨的伏地魔，一个不能提及的魔头。所以，我们需要破除的第一个幻觉是，死亡禁忌并非东亚社会独有，也不仅是中国人的迷信。

帕斯接着说：“对于巴黎人、纽约人、伦敦人，他们不会轻易提到死亡，这个词会灼伤他们的嘴唇。”

德国社会学家亨尼·舍夫和安耐莉·凯尔所著的《告别的勇气》一书就提到，在德国，死亡的议题很不受欢迎，不管社会还是家庭，都视之为禁忌。德国有谚语说，忽视并非解决之道，但一提到死亡，德国人便会刻意忽视。

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雷塔兹（Bernard Crettaz）注意到，在法国谈论死亡也很困难，尽管那里曾以存在主义闻名世界。

在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查普曼大学一项研究说，56%的美国人对亲人的死亡感到“非常害怕”，造就了一种现象：谈论死亡时，人们变得阴郁。

此外，我们需要打破的另一种幻觉是，死亡禁忌不完全是文化河床的折戟沉沙，它不是一种历史遗留物，而是晚期现代社会仍在恣意生长的现象。

21世纪以来，关注死亡禁忌正成为一种风潮，正好映衬了死亡禁忌的潜在流行。

2004年，克雷塔兹在瑞士纳沙泰尔组织了一场“死亡咖啡馆”，他邀请人们喝着咖啡，坦然地谈论死亡，目的是打破围绕死亡话题的 “暴虐的秘密”。他就此写了一本书，《死亡咖啡馆：让死亡走出沉默》。

克雷塔兹想在临近的法国推广死亡咖啡馆，但巴黎的餐厅老板们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说，死亡的话题，无论多么欢快，始终对生意不利。

几年后，英国人乔恩·安德伍德（Jon Underwood）根据这一构想，创办了死亡咖啡馆，他邀请陌生人一起谈论死亡，“人们需要打开那个‘柜子’，将死亡这个最后的禁忌放入其中，减少恐惧，更充实地活着”。

有评论家说，“在那里，活着的人将重新建立联系，同时放下他们心中的重担。”

如今，死亡咖啡馆已经遍布全世界70多个国家，跨越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

如何死？

很多问题是现代医疗诞生前无需考虑的。

过去，死亡总是突如其来，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在前现代社会，西方宗教指引人们坚韧地接受死亡，不能害怕、自怜，除了上帝的宽恕， 不该抱有别的希望。

现代社会一切都变了。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死亡、不朽和其他生存策略》（Mortality, Immorta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一书中谈到，现代性是面向未来的—牺牲当下，服务未来。这种生存策略解构了死亡，转化成一系列可避免的因素，它催生现代人对健康、卫生、安全或者生活方式前所未有的关注。齐格蒙特和马克斯·韦伯有相似的观点，现代化走向了责任的个人化，我们有责任持续地创造和改善个人生活。

社会的现代化，赋予我们一种错觉，仿佛我们有能力、有工具重塑生活的轨迹。这种面向未来的生活构建，与死亡拉开了最大程度的张力。相比以往，晚期现代社会更加拒绝死亡。

现代医学带来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倾尽所有力量克服一个个临床问题，抢救患者，避免死亡，或者帮助他们推迟死亡的期限。这是时代的进步，人类的寿命前所未有地延长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衰老、垂死，病痛挣扎的持续性，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漫长。

对于临终之人和他的家庭而言，应对死亡变成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抗争，这令人望而却步，避之不及。

在《最好的告别》一书，哈佛医学院的阿图·葛文德教授谈到一个60多岁的患者，肠梗阻导致她结肠破裂、心脏病发作、感染性休克和肾衰竭，引发了剧烈胸痛和腹痛。葛文德和同事们给她上了透析机、呼吸机和静脉内喂养，双肾已摘除，但接下来的问题还有一大堆，商讨是否截肢和气管造口时，家属问他：

“她会死吗？”

此时的葛文德，不敢确定“死”这个词的具体含义。

病人已经丧失意识，身体的主要器官已被毁坏，只能靠医疗技术维持一种非生非死的状态。焦虑的家属还认为她活着，且在祈祷死神不要到来。

他突然意识到，数百年来，关于死亡的经验、传统和语言，过时了，现代医学暴露了一个新的困难：人类好像更难面对死亡。

在这本书中，葛文德讨论了死亡的现代经验，他警告我们，现代医学对“生”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却没有准备好如何去死。

不光是医学界，整个社会文化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