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具西关骑楼建筑精髓的恩宁路

“今日去永庆坊要不要门票？”的士师傅把车开进弯弯绕绕的街区，一面发问。

“以前需要吗？”我好奇地反问，他却在路口停下来，答非所问地笑笑：“系度落，问一问打铜人啰（在这里下车，问问打铜人吧）。”

沿荔湾湖公园湖畔走至恩宁路与宝华路交接处，途经拥有百年历史的打铜店，广彩、广绣、牙雕老铺，嘉年华和市集、展览的声和影在不远处隐隐绰绰，抬头，“永庆坊”的招牌赫然挂在眼前。

“永庆坊”当然不需要门票，这是一个介于“景点”与“街坊”之间的存在。

很难想象处处都是老建筑的荔湾老城区还存在这样一个热闹、鲜活的街区。它和一贯的翻新商业街又大不一样，永庆坊、恩宁路的“新”，是与“旧”密密缝合的。

刚踏出主商区半步，就落入紧挨着的街巷。顷刻间画风突变，琉璃窗、趟栊门，榕叶掉在麻石路面上触地有声，光前荫后，穿着拖鞋和背心坐在家门口的老头儿，身后房间里的电视机中，还悠悠放着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几百米远的永庆坊还在视线那一头鼎沸着，这一头已经深入到真正的老广生活里，几分钟前的喧嚣与闹热，不知不觉全无踪影了。

商业区和老居民区仅一巷之隔，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宽敞”，一种坦荡的互信与黏合。

羊城两千年，这股独特的气质从一而终地贯穿城市，晚近的代表，便是“西关”。

今天游客趋之若鹜的“东山小洋楼，西关老骑楼”，旧时市井坊间流传的“东山少爷，西关小姐”，都把西关与东山并提。但与历史不过百余年的东山不同，西关的内在肌底，是近代的广州发家史，是一种根植商业文明的信念体现。

不过，在今天的广州地图上，你是找不到“西关”的。

从行政区划来看，西关就是荔湾。是一爿三横五纵街巷的布局，是萦绕鼻息的牛杂、煎堆味儿，是诸多的“×记”和耳畔慵懒而劲道的粤音。在几代老广记忆中，西关则永远关联着一种不可撼动的时代记忆，是向晴天借光的彩色“满洲窗”和鸡公榄，是至今还保留着的“趟栊门”和麻石路。

西关之于广州，从过去到现在，无处不在。

西关万户，海城中

在古老的中国历史地图上，“关”是一个极常见的名词，主指城门、要塞关口等过渡概念。广州西关亦然：西邻名镇佛山，南濒珠江白鹅潭，外通大洋，内航各地，水陆交通畅达，人员流动密集，早在隋唐时期就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街道。

今天的西关并不临海，但作为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的广州早早吸收滋养了开放、流通与包容的海洋文明。

城南的西澳历来为重要内港，商船往来，百货充盈，为“五都之市”，宽阔的珠江则有“小海”之称，唐代诗人高适留下诗句：“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

两千年里，广州陆地向西南扩展，对外贸易中心则逐渐西移。从明朝为接待外国使者商人专门设置的“怀远驿”，到康熙年间正式成立的十三行，再到长达85年的“一口通商”，西关独特的商业秩序与市民气质，逐渐成熟。

十三行让广州迅速成为人口流入地，也直接带动了西关的城市建设。大量农田变成机房区，行业“会馆”林立，乾隆年间诗人李调元作《南海竹枝词》道：“自是繁华地不同，鱼鳞万户海城中。”

买办及各界名流置买房产、安家落户的首选之地，也落在了西关。“沧海一声笑”的香港音乐才子黄霑、赫赫有名的澳门赌王傅老榕，都曾在第十甫至第十八甫间为邻。西关小姐、粤剧名伶与八和会馆等等，都是早开“团结互助，和翕八方”之理念的先锋。

十三行作为敲开广州近现代商业文明大门的一块砖，对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城市、农耕文明都造成了一种冲击，藉商品经济壮大发展的城市模型，也率全国之先地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城市表征：“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

外贸港口的地势之利、商品与货币的联姻，都推动城市内部秩序逐渐向追求功利效益的动态运行和新陈代谢转化，同时也进一步促成了岭南人“敢为人先”的个性。

这份“敢”，首先体现在生意场上。

清末民初，广东香山一名叫刘学询的青年，考中举人后“归班铨选”，在漫长的候补过程中，刘学询竟逐渐对仕途失去了耐心和兴趣。

时值刚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广东搞洋务运动，由于财政资金匮乏，思想开放的张之洞决定“开一时风气之先”，发展博彩业。头脑灵光的刘学询抓住了政府组织的赌博招投标机会，一举即获利可观，逐渐以“赌王”蜚声商坛，拥有百万银元资财，娶十二房美妾，还在西关建起一座奢华的“刘园”，号称“刘三国”。

这份“敢”，还可以是一种敢于打破旧陈规，建立新秩序的灵活与变通。

十三行繁盛时期，为了抵御社会动荡，商人之间的自救互助组织开始出现，即成行会。当会员不幸破产或遇上天灾人祸时，行会将施以援手。

广州作家叶曙明就在《广州传》里记载了一段故事，十三行时期，一位美国商人欠了被誉为“世界首富”的首商伍秉鉴72000银元，约合当时广州知府50年的薪俸。面对无力偿还的美国商人，伍秉鉴当面把债据取出，撕成了碎片。

世人说广东人“务实”，甚至是“市侩”，但其实内里恰是建立在一份得体的精明、一种圆融的大度之上的，一些自发成立的从商秩序和道德要求，如互利互救、诚信待人，也随着珠江潺潺流淌，绵延扩张。

不过，某种意义上，要直到骑楼的出现，城市商业革命在广东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才得到了一个阶段性的肯定。

“珠江是有起有落的”

2月13日下午，阴雨连绵，六十岁的老越秀人吴叔带我穿过如今藏在北京路一商场负一层的西汉南越王墓旧址，刚走到路面上，雨势加剧，吴叔爽朗地两手一扬，“不紧要，有骑楼”。

如今，随便访问街头一个本地人，骑楼之于广州最大的价值，得到的答案也许十有八九都是“遮阳避雨”“方便实用”。

“骑楼骑你头，翻风落雨永无忧”，岭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夏多雨且无沙尘，沿街店铺不需做北方式的封闭门面处理。和旧时的干栏式房屋一样，排水通风是建筑物的重要考量因素。骑楼楼上起居住人，楼下石柱连廊，撑起长廊铺头，不惧日晒雨淋，台风猛烈时还可使行人免受楼上落物伤害。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一时之风”的张之洞参考西方与香港的经验，建议在广州天字码头一带修筑“铺廊”。1918 年，广州官方开始鼓励修建骑楼，短短 10 年间，全城建成了近 40 公里长的骑楼街。

除了遮风挡雨，“上楼下廊”的结构，冲破了居家单门独户的束缚，变成顾客、行人的共享空间，体现出相互尊重的现代意识。

广州美食家江献珠在《钟鸣鼎食系列》里说：“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

这份开放而自足、平等而友邻的市场关系与西关的近代商业文明一脉传承，同时鲜明折射出广州人通权变达与兼容并蓄的祖传脾性。

“不像长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珠江係有起有落的，好似广州人的个性。”在吴叔一代人的记忆里，广州的轴心骨，是他小时候常爬到越秀山头看到的北京路与珠江中心流域，而广州城的土壤、广州人的个性肌底，也都得从珠江讲开去。

秦汉时期，珠江南岸还是汪洋海域。中山四路曾经被发掘出一个秦代遗址，有学者判断为造船的船台，海就在如今的城市南部。

珠江缓缓涌起又沉落，有如大地呼吸，应和着广州人蹚过时代风雨，仍然坚守老一套生存与生活之道，比如不惧风浪、放手去搏，冒险精神与扎实本性共存。

就像叶曙明在《广州传》里所说，广州的传统气质，“像一条平缓而宽阔的河流，水所具有的包容性、流动性、灵活变化，顺则有容，逆则有声”。

1980年代初期，乘着改革开放之风，社会千行百业如沐春风、蓬勃生长。在广州，除了仍然主司商业外贸的西关，城关内更弥漫着劳动致富、享受生活的风气，除了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涌聚，文化需求也被年轻的活力释放出来。

“（那个年代）什么都敢想，都想做，渴望知识的人也多，想看书的人多。”彼时20多岁的吴叔，就是在惠福东街骑楼下面摆摊卖书，背后就是新华书店。但丝毫没影响，他坦然卖他的书，揽他的客，大书店、小书摊和平共存，求知、致富、闯荡的风气在彼时的广州相交汇融。

1976年出生的阿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阿阮记忆里的广州，是旧大马站附近的宗祠住所，是家背后成片合纵的各式书院，是教育路念的小学，以及学校对面的“南方剧院”。

小时候，阿阮一家人挤在12平米的房间里，80年代，有亲友用外汇券从友谊商店买来了彩电，阿阮家常常填满了来看电视的十几个邻里亲朋，阿阮坐在阁楼上写功课，脚下就是彩电里正放着的港剧、港片，和人们聚精会神的目光。

长大后的阿阮离开越秀，在荔湾区中山八路开了一家电影院，2015年影院刚开业，票房数据就挤进了全广州100多家影院的前20名。“老城区的特点是本地居民多，老人多。”而无论是一部电影还是一碗濑粉，“广州人最看中的就是‘平靓正’”，不仅仅指价格上的高低，影院粤语片的占比，与周遭生活设施的匹配程度、便捷程度，包括影院本身的气质是否能令本地人感到亲切愉快，都是“靓”和“正”的消费要义。

数十年过去，吴叔还是没离开北京路，没离开惠福东街，他把自己的广州留在了不足10平米的旧书店里。书店紧挨着北京路中轴线，屋内密布泛黄的古籍、街坊邻里的老照片，还有各式各样的旧期刊，从记录80年代市民生活的《广东画报》，到中国最早的健身杂志《健与美》，近半个世纪以来广州开放、多彩的社会风俗，被压缩到这个紧凑的空间里。

不论是在北京路还是恩宁路，你都可能随处遇到一个正在垂钓或喝糖水的“吴叔”，也可能遇到一个精心修缮“广式”影院的阿阮，前者代表坚守珠江流域文明的那一代老人，后者则代表被改革开放之风滋养长大的80一代青年。

城市的“DNA”

千禧年开播的广州本土连续剧《外来媳妇本地郎》里，原住在西关大屋的康家人，因老屋改造，不得不迁去列家村（一说是今猎德），后来再回迁荔湾区。

而看着这部剧长大的老广，尤其是在西关生活过的，不少都觉得康家离开西关后，这部剧的味道就变了，不如从前那般充满熟悉的情怀与旧时光。

风光难敌岁月，随着城市扩张，曾经商贾凑集如云、财货堆集满市的贸易核心区域，被时代与城市化前进脚步撇下，市中心向东边新城转移，恩宁路、西关老巷里的富家宅邸逐渐成为危房。

不过，人类文明前进的代价，往往跟随着城市转型阵痛，我们可以做的，是让这种阵痛的幅度更小、程度更轻，甚至吐故纳新，以旧持新。

2007年，恩宁路被纳入旧城改造计划，但由于老居民们不愿搬迁，计划一度搁置。新与旧的拉锯、讨论持续进行了近10年，直到2016年，随着广州粤剧博物馆成立，适应新城市新需求的城区样貌亟待成型。

根植于珠江三角洲的创意建筑设计机构竖梁社承担了恩宁路片区旧城改造的先行任务。竖梁社的主建筑师朱志远认为，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老城改造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城市的包容性、多元性强，包罗万象，且生活化痕迹重，市井气息浓厚。”这既是老城改造的机会，也是一大难点所在。

“以前很多老城改造的主要思路是‘穿衣戴帽’，在外表修修补补，或者哪个朝代的遗迹，就给它还原成那个朝代的样子。但建筑和设计的一大前提条件是‘求真’，每一条街道、建筑都吸收了不同阶段的时代痕迹，这些东西也是真实的一部分。”

在朱志远看来，要留住一个地方的历史文明，除了具体的、看得见的建筑，看不见的、溶在市井里的生活方式也应该留住，包括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它们是城市的“基因”，是让城市活着传承文明的必要。

为了留住广州的“DNA”，永庆坊片区的改造，着重于具体化这些市民痕迹，力求将老百姓的时代记忆与生活智慧提纯。比如“窗套窗”的超现实设计，如旧时部分人家为了省钱而选用的“水刷石”敷料。“也许现在看起来没那么美观，但这依然代表着七八十年代的一种生活形态。”朱志远说。

又比如，同一条街上的老屋，有不少用红砖外壁的人家，但也有一些人家只修了对外一面红砖墙，朝内则用的是当年较为便宜的青色石砖。这既代表着不同经济水平的百姓生活，也代表着广州人一种实用的精明，是一种民间的、接地气的物料搭配。在如今改造后的永庆一巷里，还能见到这种水刷石和青砖石。

在保留原有街区风貌的基础上缮新，在实用的基础上方便商户与住民，这种两全与圆融，未尝不是广州城历来的气质与脾性。

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今天的老西关、永庆坊，活跃着各式风格年轻态的商业餐饮，包括网红店、连锁店，也就很好理解。

既然广州本身就是一座商业传家的城市，如今的老城改造，当然也可以将“吸引年轻人”作为一个诉求。

从小在西关长大的青年专栏作家黄爱东西曾说：“一直说西关有很多老风情、老文化，但会忽略这与现代的我们有何联系。”

和千百年前一样，西关需要的是“人气儿”，既需要生活气与烟火气，也需要顺应时代的商业逻辑，而不是把老城文物孤立地保护起来。

对今年27岁、在西关周门社区长大的童亮而言，广州的情结是“卖葱油饼的老太太，爷爷的档口，上学时跑过去的麻石路……”如今虽然已经搬离，但每次回到荔湾区，他都似乎能立刻回到儿时“落街买餸，搭条葱”的日子。

“老旧”并不是个落后的贬义词，而恰恰反映着最真实、贴地的市井烟火气。童亮认为，如果没了人气儿，徒有“老”和“旧”，这两个字便再也不能结合起来，绽放时光魅力。

有外地朋友来找童亮，主动问起“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条‘鸡煲街’”。恩宁路钟巷的无名鸡煲，早就在食客游客群体内打出名声，童亮乐于待客，乐于教会朋友们如何从舌尖上品出真正的老广风味，这也是一种留住广州、留住“老旧”的方法。

新的恩宁路让年轻人走得进来，合理的规划让原住民也留得下来，双方都有自信达成一股平衡，而这份自信，同样来自老广对这片土地的骨气，以及一种包容融合的惯性。

有起有落的珠江，兴于商门，启于百民的广州，那股贯穿始终的血脉川流不息，从过去到现在，奔向未来。

（文中阿阮、童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