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校门

历史上的黄埔军校门口曾有这样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对联的含义很直白，似无高深道理，却表达出一种决然的姿态。“到黄埔去”一时在立志于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们中间广为流传。一批批最优秀的子弟，怀揣理想来到广州，最终也改变了历史。

鲁迅先生曾经在黄埔军校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革命时代的文学”。在演讲中，他很形象地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而广州无疑又是这个策源地的中心。随着新文化运动中心转到广州、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转到广州、国共合作的实现，广州成为大革命策源地的中心已是必然。但具体而微去探究，那就要问：一个中西交汇的千年商埠，缘何成为红色革命的中心？

这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在这里中国近代最主要社会矛盾体现得更明显，人们的感受也更直接更强烈，这是前提。但是，这只代表了革命的可能性。另一个能酝酿出革命行动的因素则是，身处南中国的广州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在开放的条件下（即使是被迫的），诸多新的社会思想能够在这里交汇，并可以竞相进行着自己的社会试验。

正是在思潮争辩、实践对比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脱颖而出，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发挥了独特的、关键性的历史作用，也给广州带来了历久弥新的红色印记。

除了李大钊，还有杨匏安

在今天的广州越秀区越华路有一座杨家祠，这里也是杨匏安旧居。杨家祠以前是杨氏家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时读书的地方，后来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团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杨匏安是谁？相当一段时间里，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如果这样介绍，人们就马上明白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开山之作，同年杨匏安的《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则奠定了杨作为华南地区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地位。

正如龚育之评价的，这篇文章在两大中心之外的广州开辟了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也“使杨匏安同李大钊站在一个营垒”。

杨匏安1896年出生在香山县的一个茶商家庭，原名杨麟焘。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人生际遇，可以看作是杨匏安“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的注脚。

杨匏安小学是在恭都学堂就读的。恭都学堂的前身是凤山书院。1901年，留日学生、维新派张玉涛等人回到家乡香山，主张改革旧学制，开设英文、格致科（自然科学）。1903年，凤山书院率先开设英文课。杨匏安后来翻译西方著作的英文基础就是在这里打下的。

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恭都学堂也从尊孔读经转变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同盟会也从澳门分部派了一批香山籍的会员来任教，学校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据点。小学毕业后，杨匏安考入广州的广东高等学堂附中（今广东广雅中学）。广东高等学堂的前身广雅书院，在戊戌变法后增设了西学课程，收藏西学图书，是当时全省藏书最多的书院。

少年杨匏安求学的那段时间，广东是风云变幻之地。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较量，不同社会思潮也相互激荡。其中，1912年，刘师复在广州创立晦鸣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

刘师复也是香山人。有研究者说：“新文化运动时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活跃分子，大多是师复的同志或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刘师复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后的一个有标志性的举动就是不要姓氏，把“刘”这个姓扔了，自称师复。

中国最早那批马克思主义者，很多人都曾经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杨匏安也不例外。

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么大，正如幸德秋水说的：“无政府主义的盛行由于人们对今日国家社会的绝望；专制政府是无政府主义之制造厂。”反对专制政治和强权政治，深度契合了当时的社会心态。

就杨匏安而言，中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恭都学堂任教，结果校长刘希明监守自盗，克扣教师工资，还贪污学费去放高利贷，被杨匏安等向县教育局告状，反被诬陷入狱。

被营救出狱后，杨匏安也无法再继续任职，1915年，他踏上了去日本的货轮，来到了日本横滨。

此时的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也是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国家。起初，杨匏安常与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通信，后来就整日跑到书店阅读马列主义的日文译本。后来他用白话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候，就曾经专门说过，“关于唯物的历史观要领记（写）的译语，从堺利彦”。1906年，堺利彦和幸德秋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首个日文译本。

1918年，杨匏安举家迁到广州，就住在杨家祠。他当老师，也当《广东中华新报》的记者，介绍了不少国外的小故事，很有趣味。

杨匏安曾经介绍过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乌合之众》。提到群众和个人的道德心之不同，他讲了一个自己的例子：有一天他外出，有一位朋友来家中找他，在独自等待的时候，朋友并未吃桌上的点心；后来又来了几位朋友，大家就在热闹中把点心吃完了，可见“群众结合，道德心必有多少减退，是亦社会精神之缺点”。

在另外一篇文言小说中，杨匏安讲了一个穷人如何含垢忍辱，复仇一个为富不仁的富人，最终落草为寇，专门偷盗有不义之财的富人的故事。杨匏安把这个穷人和“豫让吞炭”“渐离击筑”等典故相提并论，既有对被压迫者深深同情，也能折射出无政府主义主张搞秘密刺杀、鼓励个人复仇的影子。

个人复仇当然不会是国家的出路，但对被压迫者的深深同情，却肯定是杨匏安后来信奉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底色所在。

国共合作时期，杨匏安是一位重要领导人。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谭平山被选为组织部部长，杨匏安则担任组织部秘书，当年底担任代理部长。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下设的八部之首，职权之重不言而喻。后来他还成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九个常务委员之一，与谭平山、林祖涵共同组成秘书处，处理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从1925年11月到1926年12月，广东全省国民党员从1.5万人发展到不下20万人。

当时，杨匏安一个月的薪金据说就有300大洋，与当年在日本期间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常常交不起房租的日子，已是天壤之别。300大洋是多少？可以作个对比，1925年10月，黄埔校军再度东征，攻克惠州。全体官兵狂欢庆祝，给每个士兵的犒赏是，银洋一元，还有猪肉四两。

但是，搞革命不为升官，不为发财，不买田地，不置房产，大部分薪金都用作了党的活动经费。周恩来对杨匏安就有如此评价：“杨匏安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组织起来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杨匏安等前往香港，研究组织省港大罢工问题，后来和邓中夏、苏兆征等组成党团，作为发动罢工的指挥机关。邓中夏、苏兆征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进行发动工作，而杨匏安则以“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部长、革命政府财政部部长廖仲恺的代表”这个身份开展动员工作。

杨匏安开展工作的这个身份，也说明国共合作后，广东的工人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均给予高度重视的历史事实。共产党也十分注意加强和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比如聘请廖仲恺等人为罢工顾问。这是省港大罢工能够坚持16个月之久的基础。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有个标签：一盘散沙。革命者们也无不痛感于中国社会的无组织、无力量。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其实，中国社会不是没有组织，传统社会有宗族；近代以来，新的社会思潮传入中国后，也不是没有组织工人的实践。比如，1920年前后，工团主义者们就走进工厂，最初是广州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等，后来逐渐扩大到机器行业，机器工会还获得了合法地位，与国共两党各自领导的工会鼎足而立。

那么，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在广州带来了什么改变？

在观看电影《革命者》时，南风窗记者就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自古以来，精英们并不是没有“眼光向下”的，底层百姓并不是没有被看到，但这种“看到”是恩赐式的仁政思想而已。近代以来新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对工人的组织，也并没有超越具有互助、互济功能的行会、帮口等范畴，“集体行动”难以发生，更多的是少数把头的利益工具。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超越了狭隘的职业、行业等限制，大规模地把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去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目标。普通百姓不再是过去改朝换代的“起义军”，也不再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某种程度上的麻木的“围观者”，而是真正成了革命的主人。

这样组织起来的力量之大，是惊人的。

就像省港大罢工所充分显示的，所有过往的瓦解工人抗争的策略都失效了。比如，旷日之久下，罢工工人总要生活，可能会坚持不下去。省港大罢工伊始，就有10多万人冲破封锁，从香港返回内地。事先，在香港谋生的内地工人也不无疑虑，担心回到广州后食宿无着落。革命政府的承诺打消了这个疑虑。再比如旷日持久的罢工，时间一长，内部总有各种矛盾和问题，很容易被利用分化瓦解。哪怕一笔款项的去向不清，就可能成为内讧的导火索。还有斗争的策略问题，等等。

共产党的政治哲学、领导和组织能力，这时候就发挥作用了。回到广州的工人们组织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最高议事机关，并成立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指挥机关，一致推举具有丰富领导工人运动经验的苏兆征担任委员长。苏兆征还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省港罢工委员会每天进出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苏兆征被污蔑“发横财了”，但他始终得到工友们的信赖。

苏兆征出生于伶仃洋上淇奥岛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淇奥岛属香山县管辖，因此苏兆征也是香山人。香山靠近港澳，是受“洋货”严重伤害的地区。淇奥岛的不少人也背井离乡，跑到港澳以及南洋去谋生，一些人还到外国轮船上做工，做海员。苏兆征也是如此。18岁后跑到香港找工作，开始在码头做临时搬运工，受到包工头盘剥，但也没有办法，最后也还是在另一个包工头的介绍下，到一艘英国怡和洋行所属的“乐生”号轮船上当海员。

如果说杨匏安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那么苏兆征就是一个普通海员出身的革命者。后来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在北方人们看到了铁路工人的力量，那么在南方就是看到了海员的力量。

在外国轮船上做海员，与其它职业相比，更能体会到和外国人的不平等。并且，因为漂洋在外，如无根浮萍，受到的压迫更添几分。但是海员这个职业，又有“好处”，就是见多识广，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机缘。孙中山先生早年间乘坐轮船往来海内外从事革命活动，苏兆征等海员就有机会接触到他。中山先生平易近人，经常主动找中国海员聊天。这既让中山先生看到了海员当中蕴藏的革命力量，同时苏兆征等人也从他那里得到了指导，先后成立了联谊社、公益社等团体，为中国海员谋福利，支持革命党人的革命行动。

比如协助革命党人运送起义的军火，海员们就制造了一批箱子，在箱子外面故意贴上某某大人物的名片，放在船上显眼的位置，海关检查人员以为是一些大人物的行李物品，就不敢贸然打开检查。

十月革命爆发后，有一次苏兆征随船到达海参崴等地方，直接与苏俄海员以及当地人民接触，听他们介绍革命的有关情况。在海参崴国际海员俱乐部等地方，还有机会阅读一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刊。可以说，苏兆征是到过十月革命“现场”的人，这当然与他海员的职业生涯分不开。

1920年，苏兆征在一艘英国资本家的轮船上打工，因为外国职员、包工头无理殴打中国海员等，他第一次领导了海员罢工。殴打中国海员是家常便饭，对海员“闹事”，船长开始不以为意，轻蔑地说：把带头闹事的丢大海里喂鲨鱼。但在船长室被海员围堵后，船长也慌了，毕竟是在航行途中，海员真闹起来，麻烦也就大了。

在船长答应赔偿药费后，有些海员就想结束罢工，但苏兆征动员大家要向资方进一步提出要求，共同签名写信给轮船公司老板，要求处置打人的包工头，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老板的招数也是过去屡试不爽的：闹事的一律开除，反正香港有大把失业海员，找人上船顶工就是了。在苏兆征的努力下，很多失业海员拒绝受雇，坚决支持海友的斗争。

领导海员罢工的经历让苏兆征明白，过去那类团体，虽然可以为大家谋取一些福利，但是组织涣散，没有战斗力，必须学习苏俄和欧美国家工人的榜样，建立真正的工会。

1921年2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香港海员工会）在香港成立，除了香港海员，内河的珠江、黄浦江等地行船的中国海员也陆续加入；除了香港有个总会，广州、上海等地成立了分会。1922年1月，香港海员工会发动了大罢工，被邓中夏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

到黄埔去

如鲁迅先生所说，要赶走“孙传芳”们，还得需要“大炮”。

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对熟读历史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常识。问题在于，“大炮”要在谁的手里？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是要仿照苏联式样建立“革命军”。以一个现代政党的主旨去塑造一支新的军队，这在中国也是头一遭。

在这里，“好男不当兵”的陈旧观念被抛弃，“升官发财”的人生哲学更是遭到鄙夷，大家来的目的正如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军是有革命责任的，革命责任就是救国救民。

区别于旧式军校，黄埔军校的组织制度和教育训练方法具有新的鲜明特点，比如实行党代表制度，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坚持军事和政治训练并重、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办学方针。

在广州黄埔军校时期，以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主体的政治教官群体，可以说集中了一批党内当时最优秀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以及军队领导者，包括周恩来、叶剑英、毛泽东、李富春、董必武、陈毅、聂荣臻等。

黄埔军校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政人才。据统计，在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将领中，担任正军职以上职务的黄埔师生超过40人。

在广州黄埔军校时期，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的身份是秘密的。抗战时期，延安也成立了黄埔同学会分会，理事当中就有徐向前、林彪、陈赓、陶铸、宋时轮等这些党史或者军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十大元帅有五位是出自黄埔军校师生。

如果把时间定格在1924年前后，当一批批后来在中国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汇聚于广州、汇聚于广州长洲岛，那是这个民族的精英们的一幅多么让人震撼的图景。

所谓精英，说的并不是出身，而是一批批热血青年，无论曾经身处何方，但都本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凝聚在了一起，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去接受炮与火的洗礼。这是所有中华儿女之间斩不断的一个精神纽带，也是广州的红色印记的独特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