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期间，黄昌伟(左一）和志愿者跟随心理救援队的医生去为当地青少年做灾后心理辅导，通过陪伴和聊天的方式来安抚灾区小朋友

2008年5月12日，当有关汶川地震的新闻铺天盖地涌到眼前时，黄昌伟决定从英国回国救灾。

黄昌伟是广州市黄振龙凉茶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黄振龙凉茶是广州街头巷尾都有的凉茶品牌，是家喻户晓的“广东省著名商标”“广州市老字号”。当时，黄昌伟刚刚当上慈善服务组织广东狮子会的会长。震后，他不断接到会员们从国内打来的情绪激动的电话，很多企业家志愿去灾区服务，“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下一步怎么做”……国难当前，黄昌伟感到自己必须回来。

2008年汶川地震到后来的玉树、雅安地震，黄昌伟一次次地出现在灾难救助中，从单纯捐物到专业性救灾救援，后来十年，又从救灾拓展到其他领域的公益项目……多年来，他引领着志愿者们不断发挥民间的公益力量。

如果他的公益生命从1998年特大洪灾捐赠物资算起，至今已有24年时间。公益已经深深烙在黄昌伟的生命轨迹里，而他也见证了中国民间公益发展的波折与成长。

以下是黄昌伟的自述：

“凉茶仔”做公益

我从小被称为“凉茶仔”，小时候家里卖祖传的黄振龙凉茶。1995年，我打算创办一家全新的黄振龙凉茶店，不同于以往个体经营的、传统作坊式熬制凉茶，而是引进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想把“黄振龙”打造成广州的凉茶旗舰。

我最早接触公益是在1998年。当时，黄振龙凉茶经过两三年的时间，发展出了二三十家店面。那一年，长江特大洪水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我们与红十字会合作，在所有的凉茶店发起募捐行动，同时公司还在募捐期间将每天的营业额全部捐给受灾的灾民。

那个时候的公益，还处于相对原始的一个状态，当时我就认为“慈善就是捐赠”，这个认识也一直延续了好长的时间。

这一次公益行动，对我来说鼓舞很大。做募捐的那几天，黄振龙凉茶店的生意都特别好，我感受到，不止我，其实所有人都有着一颗善良的心。

很多顾客也给予了我们夸奖，这种夸奖对于我以及管理团队无疑是一种鼓励，对企业文化来说也是一种正面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今后能持续地去做公益，起到了很重要的激励作用。

2003年，“非典”暴发了。当时，凉茶、口服液等成了人们预防传染的良药，一时间供不应求。黄振龙凉茶也特别受欢迎，常常是早上或者中午就卖完了。公司生意出奇的好，供货量都跟不上了。那时候，公司有两个选择：一是有人建议，可以趁着此时提价，加价卖能赚上不少；二是可以推出一些预防“非典”的特效凉茶宣传，也可以卖一个相对更高的价格。

但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样做不厚道，后来公司也没有这样做。我们不仅不加价，还加班加点地制作凉茶，送给广东省各大医院的医护人员免费赠饮，我们还拉了好几批货送到香港赠给医务人员。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看到了企业和个人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力量。从那时开始，我和公益慈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3年以后，我国中小企业开始步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许多个人也慢慢积累了财富。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做一点回报社会的事情。

但是，在这种公益慈善的萌芽状态里，个人应该要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当时我们都不太清楚公益的概念，更不清楚方向在哪里。

我个人有一种做公益的向往，现在觉得我的公益道路是冥冥之中踩对了，而在踩对的过程中又遇到一些磕碰，让自己可以激发出更多的领悟。

2003年，因为向社会捐赠凉茶的缘故，我得到了当时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领导的一个邀请，加入广东狮子会。我问他，狮子会是什么？其实他们可能也不是非常清楚。但我被其中一句话打动了：“在国外，狮子会是由社会精英们组成的一个慈善队伍。”

“成为精英”，对于经营私营企业的我来说，充满着吸引力。

某种程度上，正是当时的一点虚荣心推动我加入慈善队伍。后来我慢慢明白，社会的精英未必是有很多钱、有很大的事业，而应该是对社会有所贡献、对所在行业有贡献、对他人有贡献。

一开始做公益，都是充满着迷茫的。

当时国家的政策、社会氛围，也希望人们去推动志愿者团队的建设。于是在2005年，我开始创办慈爱志愿服务队，摸索着把一群人组织在一起，去策划出值得做的公益项目。我们最后想到了开展帮助贫困白内障者的复明活动，但整个过程里，伴随着许多争论。参与者都是企业家，对于项目有不同的理解，要把争议统一起来，其实是一个团队的磨合过程。

我开始明白，要做好公益慈善的项目，不能光有爱心，还要具备许多技能，包括建设团队的能力、矛盾协调能力、团队激励能力、沟通与感召的能力等等。

从创办慈爱志愿服务队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不断通过进修学习、参加公益类别的各种培训，来提高个人引领志愿团队、加强公益项目顶层设计的能力。持续不断的学习，对于做公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混乱中成长

2008年是充满着大灾大难的一年。

年初，中国南方遭遇了大范围雪灾，许多旅客滞留在广州火车站。我们唯一想到能做的就是物资救援，向人们捐赠御寒的衣物、食物等，算是比较初始的一些做法，单纯想要力所能及地帮忙。

汶川地震发生以后，狮子会全体成员都非常关注。当时的副会长安慰我可以继续游学，但我觉得这件事要看大是大非，还是坚持要飞回来。灾难发生两天后，以广东狮子会为首的慈善团队很快投入救灾工作。

我们迅速筹到350万元善款，随即将2700顶帐篷、100多个流动厕所、大批药品和食品、妇婴用品等近200吨紧急物资运往灾区。第一批志愿者队伍在震后第三天就奔赴灾区了，我在5月19日回到广州，采购了各种应急物资，然后次日就奔赴绵阳，在灾区一共停留了将近一个月时间。

汶川地震也是中国志愿者群体的首次集中亮相。

从灾难发生的第一天开始，参与抗震救灾的志愿者就无所不在，这是志愿者第一次大规模参与救灾。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地参与救灾的志愿者超过1000万人。

出发之前，我问过同行的志愿者有没有害怕，他说“说不怕是假的”，大家都担心地震后可能有余震、有疫情，也可能有很多情况不明的突发情况。但既然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志愿者，那一定要踏实地做一些事情出来。

到了绵阳以后，我们几乎是全天连轴转。

刚到灾区的前十天，我们主要是不停地到各个灾区分发物资。白天，我们一般要坐着大货车到四五个分发点派发物资，常常顾不上吃饭，一直要到晚上八九时，才能回到住宿的帐篷；然后，就开会统计当天收集的信息，了解灾区的现实需求，商讨接下来的工作方向。每天都是如此，不断重复。

灾后救助的经验，是在混乱中一点点理清的。

一开始，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为灾民们分发矿泉水、方便面，后来发现灾区已经接收了大量的类似物资，我们改变思路，尽可能想一些别人没想到的东西，比如婴儿奶粉、卫生巾等。我们还捐了100多个流动卫生间，因为在灾区的安置点没有洗手间，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

重大灾情，对我们来说像是地狱式的锻炼，也是在这个过程里才得到特别多的成长。

后来，我在绵阳的魏城县呆了十多天。在灾民安置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难题是到处都买不到帐篷。后来我们想到，在广东招募大量的四川籍工人，组织人们在灾区砍伐竹子，就地取材搭建好竹棚。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搭建好了1000多平方的竹棚小学，临时解决了帐篷紧缺的问题。

像汶川地震这样的救灾，我一共经历了三次，在之后2010年玉树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都分别担任了不同的统领工作。每一次救灾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在成长、在改变。

2008年，我们偏向物资救援，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灾情发生后自己能够做什么，只能每天去看哪里可能有需要我们的地方，希望能在物资救援方面做到最好。

2010年，我们认为首先在做好物资救援的同时，还要做好灾后安置。2008年的经验在这次就发挥了作用。比如，灾后我们立刻联系到供应商定制板房，用来安置学校学生、老师等。竹棚解决了2008年的燃眉之急，但毕竟不足以遮风挡雨，而板房的使用寿命、体验就要好得多。

到了2013年救灾，我们不仅延续了物资救援、灾后安置的工作思路，还想到了要成立志愿者驿站。在过往的救灾过程里，我们发现很多志愿者怀着一腔热情，没有组织地奔赴灾区，可能会增加当地的负担，另外志愿者还可能和政府部门组织的专业救援队抢活干，但是效果并不佳。

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看，志愿者应该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去配合政府的救灾工作，在不添乱的基础上去配合发挥次要的力量。于是，我们更主动地去和政府部门做许多沟通，减少当中的信息不对称。

经过这么多次救灾的磨炼，我们不断地积累下宝贵的经验，从简单的物资救援，到做好灾后安置，再到发挥枢纽作用，行动更加高效，也用更高层次的思考方式来发挥自己的力量。

2008年，民间公益迎来了初始的萌芽，它们经历过野蛮的生长，在后来也被新的机构替代。但这个过程也焕发了更多人的公益意识。往后的10年里，更多的公益机构成熟起来了。

黄昌伟一直投身公益，谈起公益来有说不完的话（图/郭嘉亮）

企业家做公益的可能性

加入广东狮子会以后，我就在思考什么样的需求是社会比较需要的，又能够让人很容易记住，总而言之，投入和产出成正比。

以前人们经常问我：“狮子会所谓的‘精英志愿者’体现在哪里？跟一般的公益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认为，是因为他的经历，这群志愿者们在所在的行业、企业用自身的智慧、经验来赚钱。当他们在公益机构时，不仅要拿出时间，还要拿出智慧、经验来让钱花得更有价值，这才能体现出社会精英的价值。

2005年，成立志愿服务队以后，我就作为项目执行者带领队员开展“新疆、西藏光明行”等复明活动，帮助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为什么是服务贫困白内障者？

首先，当时到医院做白内障手术，一位患者要花费几千元。而我们会引领、感召一些有爱心的医生到当地医院帮他们做手术，成本只要一千元左右。但我们只需要一千元就能减轻一个贫困家庭的重担，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

另外，团队志愿者在参与的时候，会协助医生做表面麻醉术前检查、穿衣、运送等简单的术前工作，增加了会员们的参与感。这种成就感和赚钱是不一样的，公益慈善与纯粹的赚钱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感。

有一次在做完复明手术的返程，许多志愿者在车上一直哭，现场看到这么多病患者重见光明，那种感动与开心是无法言喻的。

在当上广东狮子会会长以后，我跟省残联发起了“视觉第一”的行动，希望用三年时间在广东实现1万例的白内障手术。到2010年，我们一共做了1.2万例，提前超额完成目标，相当于帮助了1.2万个家庭，我很有满足感。

2011年，我们成功组织80多人的医疗团队远赴非洲大陆，分别前往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三国进行“非洲光明行”慈善复明活动。这也是中国的民间公益团队首次成功实现对国际社会的援助。最后，我们共为373名失明的贫困非洲友人成功复明，还给当地医疗机构送去了紧缺的医疗设备。

当然，在线路规划上、信息沟通以及志愿者专业培训上，我们后来反思：还可以有更好的规划、做更多的准备。我们去了非洲4个地方，中间都要隔着很远的交通距离，中途还发生了因中巴车轮胎螺丝帽脱落而险些到不了目的地的意外。为了协调物资运送，我的电话有时要打一早上，打到没电。尽管如此，还是有信息不畅的时候，譬如有的医疗点通知不到位，来的人不多，但我们准备了很多器材；有的地方来的人很多，但准备的资源又不够了。

每一次项目执行中的经验教训，都会成为之后的宝藏。

当下，我们正在与免费午餐公益团队一起合作，开展一个非洲的免费午餐项目，希望做一个由中国发起的、引领更多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帮助非洲贫困国家的国际项目，这一次肯定会比之前做得更好一些。

我们做公益，更多的思考在于能否找到社会的真正痛点、是否有价值。第一我们会挑选项目，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第二看是否有可持续性；第三会跟政府去合作来推动项目，后来政府对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全部免费救治，我们在其中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实，商业与公益互有联系。企业家可以将赚到的钱、社会资源、企业管理经验都带到公益机构里，对公益项目的效益进行判断，并把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发挥在公益的影响力上。

但做公益又不完全等同于带领团队。作为公益项目的领导，要学会把自己的目标沟通成为大家的目标，引领成员们往共同目标一起走。这个过程中锻炼的感召能力、沟通能力，也能继续带到企业管理中发光发亮。

疫情发生以后，经济受到的冲击也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三年，基金会筹款的难度增加了，更多的企业家也会把自身的精力放在企业的生存上，这些对公益机构来说肯定会有影响。

但按我的观察，公益项目、公益服务的质量并未下降。这一点，我是由衷敬佩。

对于狮子会来说，疫情也对我们开展公益的方式有所影响。许多的培训、会议都从线下改成了线上，大家见面少了，但是有线下公益活动的时候，志愿者们都非常活跃，格外珍惜每一次机会。

似乎每一次经济上的萧条年份，反而是公益机构旺盛发展的一个开始。我想，回过头看，企业家们经过这几年也会变得更顽强。经历了这一次的风浪，我们无论是心理的素质、还是对社会发展的前瞻性，都有了更好的预判能力。我们让企业活下去的能力，在未来也会更好地用于公益机构的发展上。

在接下来任职国际狮子会理事的两年时间里，我也希望可以学到更多顶层设计的经验与方法，并加以转换、推广，让国内的公益机构可以少走一些弯路，更快地茁壮成长起来，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家走进他们的公益生涯，发光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