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7日，太原，钟楼街周年庆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看（图\施泽科）

太原是一座低调的城市。与它周边的省会城市武汉、郑州、西安近些年来浩大的发展声势相比，太原的低调多少有些“格格不入”。

2022年城市GDP榜单上，太原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居于第50名，低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市，高于浙江省的金华市。尽管GDP增速3.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在36座城市名次下降的情况下，仍维持了上年水准，但是这样一个位置仍会让人心生困惑：作为省会，作为能源、重化工业基地，作为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晋商都会，太原为什么“起不来”？

郭晗，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的特邀研究员，从2014年开始参与撰写中国社科院的年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对此有深入研究。在与南风窗的对话中，郭晗谈及借鉴合肥与西安的发展经验，太原如果要实现赶超型发展，就必须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破解“资源诅咒”中发挥带头作用。

重重挑战在前，太原必须求变。

制 约

南风窗：今年8月，太原市政府派代表团去合肥和西安考察，学习兄弟城市转型发展的经验。太原为什么选择合肥与西安作为学习对象？

郭晗：合肥、西安和太原，三座城市拥有相近的区位条件，它们都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城市。而近年来，合肥与西安在转型发展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经济增速显著快于其他中西部省会城市，且城市GDP突破万亿大关，进入“万亿俱乐部”行列，实现了赶超型发展。

太原之所以将合肥与西安作为对标，我想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发展规模，太原2022年的GDP总值5571亿，全国第50名，与21名的合肥、22名的西安恰好存在一个代差。而未来，太原的发展目标大概与合肥、西安一样，是要进入“万亿俱乐部”城市的行列。

其二是发展速度，通过学习两者的经验，太原希望努力实现中西部城市的赶超型发展。

其三，从发展结构上来说，太原可能需要学习合肥和西安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方面的经验，来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南风窗：太原、合肥和西安的经济发展竞争力曾经都相对不足，但随着经济发展，合肥与西安实现了赶超发展，太原却有些落后了，原因是什么？

郭晗：之所以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中表现各异，根本原因是发展阶段转变所导致的竞争优势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将国家竞争优势的演变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

上个世纪，中国经济结构发展处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一大特征是对重化工业的高度依赖，这个阶段矿产资源丰富的太原具有相对的发展优势。再往后，随着禀赋红利变化、产业结构转型，中国经济从过去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科教资源丰富的合肥与西安就会在新产业、新动能的培育中领先。

三座城市的发展节奏有先有后，与它们各自的禀赋优势、产业结构高度相关。

南风窗：你参与撰写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将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标准分成“综合经济竞争力”与“可持续竞争力”两个指标。前者聚焦于经济，更好理解，后者所谓“可持续竞争力”具体指什么？太原在这个指标上表现如何？

郭晗：在我们的研究中，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主要反映经济的规模与增速，而可持续竞争力是一个质量性指标。具体来看，它往下分成5个解释维度：经济活力、环境韧性、社会包容、科技创新、全球联系。这五个维度之下各自还有4至6个三级指标，最终通过综合计算，得出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指数。

太原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在全国35个中大城市里位于24位，居中间偏后。

各种维度中，太原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环境韧性和科技创新这两项。前者是由于太原在环境污染、气候舒适度和交通便捷度上表现不佳，后者则受限于太原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型专利的数量。

倒 逼

南风窗：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城市普遍面临某种转型困境，太原也不例外。一座城市的自然资源极度丰富，为什么反而会成为它的发展困境？

郭晗：经济学对此有过专门的解释，这种现象被称作 “资源诅咒”。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不是增长的充分条件，在很多时候对于发展型经济体甚至是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相比资源稀缺的经济体来说，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反而不是非常理想。

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其实有一套严密的逻辑关系。用专有的经济学名词来解释，在这些资源型经济体当中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由于自然资源丰富、能源产业高速发展，它将对资源构成某种挤占，限制更多的生产要素向其他新兴产业流入。新兴产业缺乏资源，发展就会比较困难。

“资源诅咒”也被称为“荷兰病”，荷兰上世纪50年代在海岸线发现巨量天然气储藏，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导致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吸引了大量要素流入资源部门，使荷兰国内创新动力萎缩，其他经济部门也失去了成长性和国际竞争力。

不仅是太原，从全世界来看，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巴西，也面临这种资源依赖的问题，受限于这种挤出效应，困在“诅咒”之中。

南风窗：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之中，太原的产业结构分别呈现出怎样的特征？经历了怎样一种转变？在过去太原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什么困难？

郭晗：太原早从“一五”计划时期就已形成以能源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其主导产业包括煤炭、冶金、机械、化工等。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工业一直是太原经济的绝对支撑，具体占比始终保持在50%以上，甚至一度超过70%。

诚然，能源重化工业曾给太原带来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但由于过高的依赖性，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就是刚刚讲到的挤出效应，重化工业对生产要素的长期挤占让太原新兴产业发展不充分，导致整体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后劲不足。其次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对于其他城市，太原重工业对自然环境的伤害是很明显的。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2020年，我国提出“双碳”目标，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太原来说，环保的压力是很大的，但这种环保压力其实也是转机，它可以对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构成倒逼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早在2006年，太原就曾明确提出要实现转型发展、绿色发展，这些年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从2020年开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取代了传统的能化工业，成为了太原工业总产值排名第一的产业。

只不过再往后看，除了第一名，排在工业总产值第二名的是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第三名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再往后是燃气生产和供应、石油煤炭和其他燃料加工业，全部都还是能化产业。而更高端的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业态，太原表现得比较一般。

尽管在向好转变，但太原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欠缺，根本性问题尚未解决。

太原一家信息技术公司的员工正在生产线上工作（图\视觉中国）

雄 心

南风窗：你先前谈起，合肥与西安之所以实现赶超发展，是因为它们将其自身优势很好地转化成产业优势。它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有哪些成功经验是可以与太原、其他省市分享的？

郭晗：我想引用2022年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城市统一发展经济学》中，我们从20个中国城市发展的经验案例中，总结与提炼了城市发展理论，合肥与西安正好是其中两则经典案例。

合肥的成功，核心经验有三。一是积极引进外部技术，带动本地产业水平提升。合肥市自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入了众多外企，比如瑞士的ABB公司、日本的日立电机和三洋电机，还有英国的联合利华、美国的美泰克；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先后引进美的、格力、海尔、TCL等国内知名家电企业入驻合肥，让合肥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

第二，立足本地优势，坚守科创经济、扶持科创产业。我们知道，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代表，合肥的科研高校资源非常丰富，可以说仅次于北京与上海。2001年，合肥将科大讯飞公司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企引进高新区，后来随着人工语音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科大讯飞成为全球知名的上市企业和明星企业，带动在合肥高新区形成人工智能的产业集群。

第三，合肥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良好地结合了起来。一则经典的案例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当中的明星企业蔚来，曾因现金流短缺陷入困境。生死存亡之际，蔚来得到了合肥市国有资金的注入，重塑市场预期、走出困境，如今成为引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项目引进过程中，合肥首先会用国有资本去支持引导，待项目落地后，再有序撤出国有资本，让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逐步介入，国有资本再继续支持新的项目。如此，在新兴产业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投资闭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构成一种互动良好的关系，这是做得很好的。

那么再看西安，它同样是立足本地优势，把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作为城市开放发展的突破口，让文旅产业的发展倒逼城市建设和环境改善。

无论是曲江新区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等一批重点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还是所谓博物馆之城的定位、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西安以文旅产业为支点，去辐射、去改善城市软环境与硬环境，甚至去撬动城市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提升。

这些年，西安对外来人口、外部资源要素吸引力的逐年攀升，就建立在其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扩容的基础之上。

南风窗：理解了科创产业之于合肥、文旅产业之于西安的战略意义，那么在你看来，太原未来可以抓住怎样的机遇？

郭晗：首先，太原拥有比较好的区位优势，它紧邻着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就像长三角地区之于合肥一样，如果太原可以搭建高能级的平台载体，去承接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产业转移，引进先进技术、实现联动发展，这将是个很好的机遇。

其次，环境保护的硬指标、硬约束，意味着太原传统能源产业对新兴产业的挤压效应在逐渐减弱。

与此同时，太原市正在大力实施“百千万亿”工程，“百亿”指的是全力打造一批百亿级企业，“千亿”指的是推动形成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链），“万亿”指的是力争实现万亿级工业产值规模、以万亿级工业产值支撑万亿级经济总量。

太原市规划的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包括特种金属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新型化工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还有新能源和生物基新材料，全部是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

“百千万亿”工程是雄心壮志的，相信太原可以在未来发展中培育起经济的新动能。

南风窗：实现雄心的过程中，太原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

郭晗：如何吸引高端的科技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来到太原、留在太原，这是非常关键的。要发展新产业，靠的不再是自然资源，而是高层次的人力资源。

无论合肥，还是西安，在过去几年的人才争夺战中表现十分亮眼。合肥和西安优越的科教资源，在人才争夺中发挥了很好的支撑和依托作用。

太原也非常重视高等教育，2022年，山西大学的哲学、物理学，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学工程与技术，进入了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实现了突破性进步，不过与合肥西安比，仍有些差距。

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还发现，太原的科研与试验发展经费（R&D）在所有中部的省会城市当中是相对不足和落后的，科研与试验发展经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或许会直接制约太原的科技创新能力，制约太原未来的转型发展。

此外，由于过去对重化工业的高度依赖，太原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大型国企，民营经济活力不足。

山西省的民营经济百强企业当中，太原只有13家，且全部未进入前十名。从民营经济占GDP比重来看，合肥与西安的数值都超过了53%，但太原只有40%，远远低于前两者。这或许也将是太原未来必须直面的一则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