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工作,特权还是权利?
也许人类就是这样的动物:不可能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也不可能一直不和人连接。
在各地结束疫情管控措施之后,欧美国家出现了一个显著现象:城市中心的写字楼空置率没有随着经济复苏而相应降低。这背后的原因是:经济虽然恢复,但在家工作的风潮还在继续。甚至有不少报道提及:一些写字楼白领挑选工作时,会看看是否会每天都要坐班。于是为了争抢人才,很多公司也把允许一周几天远程在家工作,当作员工福利和岗位卖点。
美国大报在2023年底刊登了一篇由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Nicholas Bloom撰写的评论,其中提到,2023年美国大城市办公室上班刷门卡的数据,只有2020年2月的一半。他继而认为,在这样的趋势下,五天工作制和办公室制度都将走到尽头。
远程/在家工作,的确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叠加疫情大流行带给世界的巨大变化。不过,欧美国家的语境和中国并不尽然相同。当我们在微信或微博搜索远程工作和在家工作,就会发现:弹出的结果是各种各样的零工兼职—“可以在家工作,不用坐班就赚外快”。
带着这个问题,我又问了做白领工作的朋友们:“疫情结束后工作环境有什么变化吗?出现了远程工作的潮流吗?”只有在外企工作的朋友表示了肯定,而非外企的朋友们几乎都答曰没有。看来,讨论得如火如荼的远程工作概念,在中国职场中仍然像是某种高级特权。
这其实说明:是远程工作还是来办公室坐班,并不是简单的管理、效率和资源配置问题,它更多也是职场生态、文化和上下级权力关系的体现。
我问还在大公司坐班的朋友:“为什么远程工作在我们这儿不流行?”得到的回应是:也许是因为我们太卷了吧,没有改变的动力。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我们竞争激烈,所以大家没办法说“我希望能够有几天不来上班”—哪怕这么做,其实有可能改善工作效率和质量也不成。
在已经开始习惯远程工作的欧美社会中,也有类似的讨论。一些人开始提出:远程工作不一定是员工福利,也可能是特权和职场中的控制方式:一些公司让人远程工作只是为了节约成本,甚至方便随时炒掉员工;还有一些公司发现,远程工作有助于让企业分化员工,阻止他们凑在一起争取更多福利;还有人提出,远程工作依旧是少数白领阶层的特权,因为大多数实际的工作不可能在家完成。也有研究显示:远程工作虽然让工作环境变得舒适,也省去了通勤时间,但很多人也发现自己的工作时间因此变长了。
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在未来,我们这儿也会有不少企业出于“降本增效”等等原因,削减在办公室上的开支,允许更多员工远程工作。但到那时,这种远程工作安排的性质,就不是现在少有的特权和福利,而是另一种对员工权利的侵蚀了。
要说不坐班的好坏,身处零工经济和平台经济的打工族可能更有发言权:自由、自主,但代价是常常24小时待机,疲于奔命;要说坐班的好坏,在大厂或体制内工作的可能体会更深:有办公室福利,有单位的文娱设施,也有办公室政治和无法拒绝的领导监视与加班。在家工作好还是去办公室好?不同管理者和不同岗位若只是着眼效率和个人发展,都会有不同见解。但人们在工作中遇到更多的问题,仍然是诸如通勤会否影响带娃和照顾老人,强行打卡是否令人喘不过气等等。远程工作的话题仍然会回到这里:选择在哪里工作,多久来一次办公室,单位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工作场所,不应该是一件大家都有权利参与讨论和决定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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