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中国》剧照（图/视觉中国）

人人熟知的动画电影《葫芦兄弟》有一句歌词“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用以形容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星空，甚是贴切。

那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东西方大师辈出，古典希腊和先秦中国尤其突出，“爱智慧”带来繁星满天。

先秦有百家之说，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有名有姓的思想家都聚拢起来，当不止百人之数。其中以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在思想意义上最为重要，合称“先秦七子”，仿若北斗七星，闪耀星河。

说他们是“葫芦娃”，是因为那是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时代，从发展意义上类似孩童时期；他们“出道即巅峰”，极其开阔深邃，也像葫芦娃一般，一出生就本领高强。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一根藤”，他们之间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归根到底他们思考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怎样才更好”。彼此之间，或对立统一，或脉络相继，共同构成一个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前后相随的生态共塑的思想花园。

七子思想之魅力，本期各篇文章各有专叙，本文从大历史角度，挑明那“一根藤”，以为读者顺藤摸瓜之助。

前史，创制与乱起

很有必要，先把思想爆发之前的事情做一概述。

武王伐纣，灭商兴周，以武力改朝换代。但中国文明，凡事必须讲究合情合理，不是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于是武王之弟周公，为新建立的周朝解决了几个根本性问题。

首先是合法性。商朝极为迷信，认定自己是上帝后裔，而政权合法性来自上帝（皇天）。周朝与上帝没有血缘关系，上帝不可能舍弃血缘子孙而将政权授予外族。但周公告诉人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帝不是谁家私有的，它是中立的，只看重道德，因此谁在道德上符合天意，谁就拥有天下。而天道玄远，政权在道德上是否匹配天意，上天无言，民心代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意表现在民心。因此，政权合法性在于民心。

其次是王朝运行的制度。周公创设了宗法制度，天子是中心，诸侯拱卫天子，诸侯又是中心，大夫拱卫诸侯，大夫也是中心，士拱卫大夫，大圈套小圈，形成意识形态和利益共同体。大圈如果不保，则小圈也为之动摇；小圈如果不受尊重，大圈也会有蚁穴之溃。睿智的周公设计了一个巧妙的框架，来确保每一个层级的封建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最后是礼乐制度。礼乐是封建制度的外在表现，不同的圈层，不同的具体身份，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就有不同的行为规范。礼乐制度的作用，就是从排场、衣着、住所、用物、人畜规模、言语方式、行为动作等方面全方位体现身份尊卑，确保各安其分，一旦越界，尽人皆知，尽人皆讥，天下共伐，以此形成约束。

在西周，这一套制度运行得还不错，前期不遵守规矩的都被周公镇压，后期则依靠周王室的威望或者武力，持续运行。西周之所以亡，是自上而下的，厉王、幽王自身不重视这套制度，胡作非为，名声败坏，亡国而有东周。

东周是春秋和战国的合称。到了东周，周公创设的礼乐制度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周郑交质，郑庄公与天子作战还射伤天子，秦文公和鲁惠公祭天，楚国称王，楚庄王问鼎，齐桓公问封禅之事，管仲家中设反坫，鲁国季孙氏“八佾舞于庭”……一切都乱套了。而且，“弑君不啻割鸡”，“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春秋200余年一共杀死36位君主，真可谓礼崩乐坏。

战乱频仍，内部相杀，淫风甚盛，阴谋横行……春秋时期，人们表面上还把周公的教化当作是非曲直的标准，背后则从未放在心上，你能想到的任何龌龊的行为，都能在春秋找到。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政治一步步变得毫无原则底线，每个诸侯国内部都动荡不安，普罗大众的生活，就陷入水深火热。

于是，我们的思想家们就登场了。

孔子，走一条最难的路

世道之混乱，人心之不古，政治之不堪，百姓之艰难，这是当时的思想家们面对的同样的现实基础，只是不同的人，开出了不同的药方。

孔子是商朝贵族后裔，但他打心里认同周公的思想和典章制度，“周鉴于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孔子看来，贵族的堕落，不是因为周公创立的制度、文化出了问题，而是人出了问题。礼不下庶人，礼都是用来规范贵族的，但当时的贵族，因为权力、土地、财富等欲望而相互争斗，脱离了周公设定的轨道，人人不安职分、身份、名分，僭越出格，以致祸乱丛生，奸恶肆虐。因此孔子希望能回到过去的秩序，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按照礼乐的原本要求行事，所谓“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封建宗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血缘关系越近的人之间，彼此负有越大的义务，情感的分配也是如此，呈现出一种根据血缘远近而爱有差等的格局。孔子从人之常情、人之常识出发，确认亲疏伦理的正当性，血缘至亲是天生的，不可斩断，其他都是后天的，弱于前者，只需根据亲疏原则推理即可。由此团结起来的社会，就会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根据这样的社会理想，他抽象出了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标准，作为个人对自身加以观照和提高的参照系。

后人把这称为退化史观，过去的才是好的，把回不去的过去看作一个乌托邦。然而历史证明孔子非但没有保守不进，反而超越了前人，退而瞻远。他从周公礼乐制度中抽象出一种关于善与美的哲学精神，用来要求个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不管身处何种时代，要求都是一致的，人的道德追求，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这样的文化精神，就不因具体的社会制度、物质形态的消亡而与之共灭。

夏朝文明消灭了，商朝文明消灭了，而周朝文明，则因为孔子的超越视野，而朝代虽灭文化永存，成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部分。再看世界其余古文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均形神共灭，像中国文明这样一以贯之的就剩下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正因如此，后人才会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政者，正也。”政治的本义，是中正持衡。因此孔子提出的伦理原则，首先是用来要求居上位者，“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儒家理想想要实行，就必须努力去改善那些手握权力之人的道德境界，继而改善全社会所有个体的道德境界，做到人人自律，各尽其分。每个人都以道德为自我要求，自我追求，社会当然就会好起来。

一看就知道，孔子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儒家知识分子以此为信条，孔子曰“知其不可为而为”，孟子曰“虽千万人吾往矣”，后代仁人志士，都以他们做榜样。

老庄，世间不值得

想要改变现实是极其艰难的，但要咒骂现实和逃避现实则不难。

老子就是典型的咒骂现实、逃避现实之人，青牛一匹，西出函谷，留下道德五千言。

同样面对糟糕的现实，老子的态度和孔子完全不一样。他不像孔子，善意地理解周公创制的初衷，把衰败的政治看作好的原则被破坏的结果，而是从根本上否定那些原则，也从根本上否定当时的贵族政治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他不相信有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会协调万物关系，世上没有什么天然向善的价值；继而他当然也就不相信有什么身负天命之人，有主动性和能动性去谋求百姓的福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老子是个白胡子老头，慈祥而脱俗，平静又超然，而事实上，他对政治之评论，其尖锐、狠辣，可谓前无古人。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他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在他看来，当时的现实政治就是肮脏龌龊、一潭浊水，无药可救。周公基于封建宗法制度而设立的那些道德原则、伦理标准，不但无用，而且起反作用，只不过是粉饰太平的词汇堆砌而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因此，他和孔子截然相反，不但不愿意恢复所谓周制，而且认为那些道德原则和伦理标准都应该丢进粪坑里去，这样老百姓反而过得安宁多了。这些居上位者都是一些无耻之徒，寄望他们实行仁义道德，无异于一个笑话，而且只会衍生更多肮脏龌龊。

那应该怎么办？老子说，你们啥也别干，老百姓就谢天谢地了。“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后世有思想者据此认为老子主张“小政府”，比附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理论。比如新自由主义之父哈耶克就说自己的“自发秩序”理论与中国的老子一致。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老子不是主张小政府，而是主张不要政府；他也没有什么理性经济人假设，因为理性依赖知识和智力，而老子认为知识和智力是作伪行恶之源，“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自由市场的目的是分配，也就是达致欲望，而老子从根本上反对欲望。“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那么，老子是无政府主义者吗？也不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还向往一种自治的美好社会，并且提倡人与人应当相爱，而老子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他只认为，任其自然就好，凡事都不需要设计和刻意。

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地运用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来思考社会问题，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骂完现实，老子就深入探讨宇宙之理去了，他的思想核心是“无”，无就是道，因此他在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了道这一概念。“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把人生志趣安置在思考玄远天道之上，渐渐离开了政治现实，留下青牛出关的背影。这些思想也一样具有超越性，即人生应当有不必依赖于社会而存在的终极价值，这是道家思想永存的关键。

老子去后100年左右，庄子出生，这是道家另一位大师。

庄子继承了老子批判现实的路径，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对儒家的积极干预现实持否定态度。老子从来没有提到过孔子，大约因为老子比孔子年长，但庄子则经常提到孔子，虽然他不认可儒家思想，但对孔子从来没有不敬之语。

儒家和道家都具有超越社会的终极关怀，任这世间无穷演进，“城头变幻大王旗”，个人永远能够找到价值归依，永远不会陷入虚无。作为中国文化思想中最重要的两支，它们都不把人生价值依归安置于来世、彼岸，“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而庄子则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它们的终极关怀都在现世，因此它们都不是宗教。

儒家和道家是正反两面，互不认可，又彼此依存。事实上它们也具有互补性，在后代士人的身上共存。儒家关心道德原则，因此它的规范性很强，理想主义氛围十分浓郁，凡事谨小慎微，人生比较局促，能像孔子那样“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少之又少。而道家则玄想渺远，神飞物外，不受现实局限。如老子对于道的缥缈思寻，“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种思维的不确定的幽邃意境，是儒家所没有的。而庄子，以其自由自在、冯虚御风的伟大想象力，开阔了中国人的艺术审美境界。后世的屈原、李白、苏东坡，那种浩荡的哲学和艺术想象，都跟道家尤其是庄子开拓的审美境界直接相关。当他对现实不再积极，而对个体情意的体验无限积极，哲学的真正魅力反而喷薄而出。汉末天下大乱，儒家思想解释力下降，道家就又回归到士人的胸怀和意念当中，故而有玄学诞生，有竹林七贤，有酣畅的酒海，有放肆的草书，有山水画的起源……儒与道，逐渐融合在一起。

庄子那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和自由意志的宏大气魄，摘引几句，就能领略。

“夫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世间不值得，天地任逍遥。

墨子的博爱与孟子的心性论

自西汉开始，2000多年来，儒家是中国王权的官方思想。由此我们往往会形成一个错觉，即认为先秦时代儒家就是占据主流地位。

事实上，儒家一直被当作参照系来提出不同的思想观点，但儒家本身长期是弱势的。到了战国，孟子的时代，杨墨之学风行，天下争相论说，孟子正是看到“圣道不行”，起而著书立说。

墨家被概括为功利主义，而杨朱之学则被认为是个人主义。墨子讲兼爱，即爱无差等，同等地爱每一个人，这与儒家基于家庭血缘的亲疏伦理格局相悖；而杨朱注重自利，“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同时他也不需要天下拔一毛以利我，各人自扫门前雪，只需爱自己，纵欲享乐过此生。孟子从儒家的角度看去，杨朱只爱自己，不关心天下之人和公共利益，是“无君”；而墨子不论亲疏地爱人，至亲的父母也不偏爱，是“无父”。“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连人都算不上。

彼时虽是隔空争论，但大师们的毒舌比之今朝，不遑多让。

此时我们应当再一次回味文首描述的乱离世道，这是一切思想的现实背景。杨朱有道家那种不在乎的意思，但他没有更多超越性追求，只求自身逸乐。而墨子则相反，知行合一，他要起而改变。他认为，混乱之源、战争之祸，源于人们不相爱，“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于是他提出了兼爱理论。这又有点像后来新文化运动期间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军阀与百姓，资本家与工人，以及所有人与人，都应当相爱，达致和谐，“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这是墨子最为可爱的一点。兼爱显然体现出他身上具有宗教情怀，但他却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科学精神，凡事“究其所以然”的哲学家。

既然兼爱，当然就反对战争，因此墨子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非攻”，国与国之间不要战争，发起战争是不义的。同样地，这也是一个奢望，春秋后期两次晋楚弭兵，都不能阻止诸侯厮杀。但墨子提出一个有利于天下的论断，不是说完就算了，你说我的想法不现实，我就干给你看。因此他带领着弟子们，建立了一个独立于任何政权的社会组织，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身体力行阻止战争。为首者称为“钜子”，一众门徒，“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是第一任钜子，继之者为禽滑釐，此外《吕氏春秋》记载，钜子还有孟胜、田襄子和腹䵍。《墨子公输》中述及，墨子为了止楚攻宋，派出禽滑釐等300人，持守圉之器入宋以待楚师，而他自己则找到了帮助楚国的公输般，一番沙盘推演，让对方认输。

读者当然都知道，这种方法不可持续，但读到此处，想必也会被墨子精神所感染而热血沸腾，“觉气沸沸从十指中出”。又会想起《神雕侠侣》，郭靖黄蓉守襄阳，侠气纵横。的确，中国文化中的侠义精神，主要源头就是墨子，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位大侠。即便是骂墨子骂得最狠的孟子，也承认他“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

如果我们认为，墨子认识沧海横流的现实，止于人们不相爱，因此而嗤笑他的天真，那我们就是自己太天真了。墨子很清楚，问题核心之所在，是“阶级固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贵族的后代，就算是个白痴也一样是贵族，一样掌握权力。所以他又提出尚贤，“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以此罗致人才，治理国家。这简直就是在呼唤理性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了，因此他的思想也是非常深刻而先进的。他的“尚同”和“天志”思想，就是在当时对理性官僚制度、统一政令、建立有秩序的社会的想象。

在孟子看来，墨子这些想法，都是异端邪说。因为在儒家看来，天地是有秩序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自然界每一个部分，每一种事物，都有各自的功能与职分，各安其分，就配合成和谐运转的局面。折射到人类社会，这些功能与职分，就是不同的德，也就是不同的权利与义务。秩序大乱，是因为没有各安其分，因而首先应当正名，寻求名实相副。而我们认识自己的位置和道德要求，依靠的不是外力强行干涉，而是要撇除欲望，回到人性。

因此君子求诸己。人人求诸己，用常识就能感知什么是好，你认为对自己好的，就一样去对待他人，你不想别人怎样对待你，就不要同样对待他人。

孟子坚决捍卫孔子的思想，并且从理论上为孔子提供底层支持。我们都知道孔子“述而不作”，他只告诉弟子们对与错，是与非，但从来不在艰深的理论上做太多阐述，所以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孟子横空出世，补上了这一阙如。

君子应当求诸己，克己复礼，回到人的本性上来，那么必须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人性本善。孟子就是旗帜鲜明提出了性善论。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善者，天下之达道也。”

善，是人的自然趋向，就像水一定是往低处流一样。说完这一结论，孟子就要论证它。这是一个公理，证明起来最不容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也是动物的一种，和其他动物的相异之处极少，只有一点点。那一点点，就是人天生地具有道德感，也就是天性即善。

一个十分精彩的论证过程，以极简的方式展开。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他设置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在一瞬间，一个孩子就要掉进井里。孟子说，见到这一幕，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任何人心里都会突然揪紧，下意识地就会出手相救。这一援手，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和这个孩子的父母结交，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在熟人圈子里获得美好的名声，也不是因为不喜欢听到孩子在井里的哭喊。

事发突然，一切都来不及想，与现实利害毫无关系。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心与行的反应？就是因为人性本善。

其言虽简，但无法反驳。孟子在这一公理基础上阐发了他的心性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此四心，非人也。

后世加入了佛家修辞，所谓“明心见性”，其实就是由孟子而来。韩愈复古，是以孟子为儒家正宗；宋明理学所谓理、性、心，天理，性即理，心即理，学达性天，等等，都是对孟子心性论的发扬。

子夏、荀子、韩非子，法家之兴

法家其实源自儒家，是对儒家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逆反，这一点，是孔子预料不到的。如果他地下有知，恐怕会气得爬起来吧。

孔子不重法，而重礼。礼是教化，居上位者以身作则教导国人何为善，就会带领举国向善，人人都知道何为善，就不会行恶。在他看来，明文法条（刑）固然可以建立秩序，但那只是让人不敢为，而非不想为。严刑峻法即便导向秩序井然，也是虚伪的秩序，因为人们不知善恶，不明礼义廉耻，这种社会令人窒息。以道德教化实现一个互爱、互信的社会，人在其中才有真正的舒适感。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由此显露出孔子的天真，但也显露出他的伟大，他始终相信人，反对暴政和警察国家。这也是周公创设礼乐制度的初衷，春秋虽乱，还是始终有坚守原则的贤人。比如郑国子产铸刑鼎，晋国贤大夫羊舌职就写信去批评。春秋无义战，但在表面上，诸侯、大夫之间，还是不敢明目张胆逾越礼义要求。

子夏（卜商）是孔子文学科的高足，他到晋国创立西河学派，发扬老师的思想，但在为政方面，则脱离了轨道，认为法律和制度也是治国之利器。正因如此，他被同门鄙视，被称为“贱儒”“小人儒”。

孔子死在公元前479年，三家分晋（公元前481年）之后三年，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都标志着周公之礼的彻底沦亡，战国拉开了序幕。

战国之名，来自举国动员的战争。春秋时的战争，主要是贵族带领家臣上阵，规模比较小，几千人上阵已经是大战；战场往往预先安排，对百姓的杀伤力也有限；双方摆开阵势，经常还彬彬有礼，“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大夫在战斗中见到敌方国君，甚至还会下车行礼。而在战国，则是建立常备国防军，举国进行资源动员、人力动员，展开你死我活的灭国之战，但凡能行动的百姓，都可能被编入行伍。因此我们看到战国后期，动辄几十万人厮杀，一次战胜，甚至活埋对方数十万兵将。

这样的世界对于孔子，就是理想的反面，是人间的地狱。

然而，儒家后辈却为这种地狱局面的来临进行了思想准备。除了子夏，儒家大师荀子也是法家的领路之人。

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针锋相对提出了性恶论。虽然他的本意是强化儒家思想的解释力和现实性，却误打误撞地为法家提供了哲学基础。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他认为人性本恶，而善是礼的教导之下呈现的“伪”，伪不是虚伪，而是人为。其本意是承认人性之恶，而突出礼的重要性，才能实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的局面。而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法律制度的规范也就很重要，“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

“隆礼重法”，这就是逻辑结论。

但后学之人，拿捏着人性恶这一点，“顺是”发扬，制定严刑峻法，为政权提供归集资源、整合社会、动员战争的方法论，一个严酷的世界随之到来。荀子之法，是罪刑相等的公开的制度，而法家之法，是专制统治、玩弄阴谋的工具。

千万不要以为法家提倡的是今天的法治，它只是一种禁制手段，一种随着形势进展而无所不用其极的统治工具，编户齐民，连坐告密，一应俱全。

荀子有两个徒弟，韩非和李斯，前者为秦国的残酷暴政提供理论基础，后者则帮助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天下，并制定了“百代皆行”的秦政法。

韩非的理论，连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也望尘莫及。他们的目的都在强化君主权力，结束分裂局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他说，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好逸恶劳，哪怕是父子至亲，也没有什么伦理可言。“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

因为人皆自私，所以造车的希望别人富贵，卖棺材的希望人们快死。

身为君主，也不要以为有威德就足以服人，说白了都是阴狠的利益关系。“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

在这样一个“人对人是狼”的世界里，不要讲什么道德，而要“重刑少赏”。“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

韩非的思想，实在令人脊背发寒，但在战国后期，这一切都纷纷以“法”的名义，以“术”和“势”的形式在现实中兑现。

韩非自己的下场很悲惨，汉代太史公评价他的时候，毫不留情，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死有余辜。

儒者当然不喜欢他，但不意味着他说的不是真话。我们把他作为思想者来看待，置入历史进程之中，他依然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家“重法”的学者，以及他们教出来的法家弟子，大多集中于三晋（韩赵魏），原因在于晋国公室被历次削弱，权臣炙手可热，到处都是乱臣贼子，弑君频仍，最后豪门大族直接瓜分国家，自立为君。这是对周朝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的直接颠覆，如果按照孔孟的理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全都要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孔子不过黄河，与此直接相关。

《孟子》里有初见魏惠王时对国君言行的生动描述，可见他们心中只有私利，而且不惮外露：“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魏惠王之子魏襄王无知无畏，孟子对他的评价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残暴之君和乱臣贼子，在儒家面前俱是败类，但法家提供了一套去道德化的政治思想，等于是为这些人做了理论辩护，因此在三晋之地极受欢迎。子夏的著名弟子有李悝、吴起，李悝又有个弟子叫商鞅。李悝是魏国人；韩非子是韩国贵族；申不害是郑国人，但郑国被韩国吞并后在韩国长大；慎到是赵国人；李斯虽是楚国人，但跟着赵国的荀子学习。

他们开创了一个孔子所说的“无耻”的世界。比如，吴起为了取得鲁国信任而为将，亲手杀死了自己出身齐国的妻子，母亲死了也不奔丧。

法家帮助诸侯国动员起倾国之战，周朝分封“八百诸侯”，到战国后期只剩下七国，全都在战争中打没了。最后秦灭六国，秦又二世而亡，在那种几近变态的意识形态驱使下，所有人都跳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人民遭尽了劫难，而法家的变法者们，也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他们提倡的严刑峻法、阴谋诡计，最后反噬自身。李悝因为判决冤案，处决他人，被发现后，抵罪自杀；吴起在楚国变法，被守旧贵族杀死；申不害死因不详，亦非善终；商鞅在秦国变法，得罪贵族，车裂身亡；韩非投秦之后被李斯陷害，冤死狱中；李斯参与秦朝宫廷政变，被“盟友”赵高设计处死。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无法否认，其中法家思想家和实践家们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后世继承了统一的体制，并在西汉大儒董仲舒努力下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使得中国这个文明体，具备了民族向心力。

但秦朝的统治实在令人心有余悸，汉朝政权和知识分子都普遍在心理上抵制其死灰复燃，儒家学说走进了政治文化中心。其后各家学说不断在历史的颠仆前行中融合，愈发灿烂。在儒家理想感召下，正如鲁迅先生所云，“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如今再看先秦思想历程，在纸面上与那些思想家做深入的交流，唏嘘之际，也觉心旌动摇，久久难以平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