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和9日，欧洲各地和俄罗斯举行了盟军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这番热烈的气氛带着些许尴尬。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他将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的“欧洲胜利日（V-E Day）”改名为“二战胜利日”。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二战并没有在这一天结束，太平洋战场持续到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V-J Day）。讨论白宫的历史常识没有意义，有意思的是，特朗普极力淡化欧洲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无论你喜欢与否，这一胜利主要归功于我们”，这引起了不少欧洲媒体的批评，认为他篡改历史。

对特朗普来说，这不过寻常之事，但对欧洲来说，这样的言论和举动，却有些意味深长。11个月前，美国还在诺曼底海滩，和跟它铁板一块的欧洲盟友们，纪念诺曼底登陆（D-Day）80周年。双方执手许诺共同迎接“岁月的考验”，誓言不会离开。

不到一年，世界像一部突然加速的电影，画面匆匆而过，温情脉脉被一扫而空，对白全成了难以理解的呓语。自重新掌权以来，特朗普一直以张扬的姿态，瓦解1945年之后的世界秩序。而这个秩序的基础，正是美国自己建立并主持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乃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等等。

尽管这套秩序仍带有美国霸权色彩，但总体上也建立了国与国之间良好信任的基础，以及一致协调的机制—至少，对美国及其盟友如此。如今，特朗普卸下了面具，转而奉行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

“特朗普正在杀死一个由美国所创造的世界”，西方人开始恍然大悟。一夜美梦之后的清晨，西方人发现，自己正在孤独地醒来。这是痛苦的，但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必须挖掘裂痕中存在的机会，他们必须走自己的路，摆脱美国人80年来对他们的“控制”，否则，自己国家将沦为美国的狩猎场。

一种秩序被破坏，意味着另一种秩序的重建—我们的世界来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口。

反应还是迟钝了

特朗普重新上台前，很多人认为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不少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和外交官，都是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就职的，他们熟知特朗普的粗暴作风，知道这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讨价还价的余地，总归还是有的”。

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寄希望于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变专业和成熟，毫无疑问是一种充满讽刺的奢望。

美国的盟友们，在特朗普一通眼花缭乱的操作下，已经很难理解他们在华盛顿的对应方是谁，美国想要什么，以及该如何满足美国的要求。如何与自以为很熟悉的美国打交道，终于成了摆在台面上的难题。

正如对美贸易逆差的英国，按特朗普的逻辑，本该是美国占后者的便宜。但在5月8日达成的关税2.0时代的首个“贸易协定”中，英国人却没有赢面可言，10%的关税仍然有效，仍然适用于进入美国的大多数英国商品。“协定”只豁免了钢铝，汽车关税只是降至10%，但英国还得买美国的农产品。这远远不是期待已久的英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多于答案”。

一些高级外交官也早就领略过特朗普政府的“混乱”。今年2月，一位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部长赴美会晤，谈话的断断续续令他吃惊。“我们与华盛顿之间，从未有过这样的对话。20年来，人们总觉得有一个计划和战略。但现在，我们无法了解全局。我们不知道谁在代表政府说话。他们的想法前后不一。”

对格陵兰岛的胡思乱想，明确表示有意吞并加拿大，向全世界抡起的关税大棒，与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争吵，痛斥欧盟的存在就是为了“搞垮美国”，明里暗里对各国极右势力煽风点火，以制造混乱，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的操作，令盟友们慌乱无措。

4月24日，爱沙尼亚前总理、欧盟最高外交官卡娅·卡拉斯告诉法新社记者：“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想，我敢不敢看一下我的手机？发生了什么？这太疯狂了。”

2月底，人在华盛顿的卡拉斯，被告知即将举行的外交官会晤取消了。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向卡拉斯表明，她对他来说并不重要。这无疑是一场羞辱。

盟友们对这种“变脸”的反应，多少有些迟钝了。在波罗的海，在斯堪的纳维亚，在波兰和意大利，甚至在德国，美国的保护伞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人们迟迟没有醒悟。当特朗普在就职典礼前提到他对格陵兰的意图时，哥本哈根要求欧洲伙伴们不要做出反应。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抱有一种幻想，她认为，跟特朗普打个电话，好好聊聊，问题自然可以解决。但当在电话中意识到特朗普不是开玩笑时，她才紧急启动危机模式。她访问欧洲各国首都，想得到欧洲伙伴的声援。

波兰—曾被特朗普盛赞为“欧洲最乖巧的孩子”—也面临着羞辱。先是马斯克就星链痛斥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安静点，小矮人。”鲁比奥也插话训诫：“你应该说声谢谢。如果没有星链，乌克兰早就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显然是模仿万斯指责泽连斯基的那句话—“你说过一次谢谢吗？”

波兰是世界上最亲美的国家。2024年，皮尤针对34个国家的调查显示，86%的波兰人表示他们对美国抱有好感，远高于以色列、英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余国家。特朗普要求北约增加国防开支时，波兰自感“责无旁贷”，很快拉到了北约官方目标2%的两倍多，大部分用来购买美国的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特朗普在第一任期访问波兰时就说：“你们树立的榜样确实了不起，我们为波兰鼓掌。”

但波兰这种回报友谊的方式，最终换来了特朗普政府的羞辱。这些对话，惊呆了波兰总理图斯克。前一天，他还在强调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第二天，就开始为欧盟必须摆脱对美依赖进行辩解。

在一众盟国首脑中，“管理特朗普”唯一成功的人，也许是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3月29日，他和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共处7个小时，堪称特朗普外交史上的特例。

斯图布祭出的秘密武器是高尔夫。他擅长这项运动，年轻时还考虑过走职业球员之路。那天在海湖庄园，他被特朗普选为队友，打完了18洞。之后，芬兰总统府克制地发了一份声明：“访美期间，两国总统讨论了芬兰和美国的关系，也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当前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第二天，特朗普接受NBC采访，罕见地表达了对俄罗斯领导人的“生气”。外界认为，这是芬兰总统起到的积极影响，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梦醒时分

过去几十年来，欧洲习惯于把美国视作伟大盟友。但现在，这位昔日最可靠的盟友，化身制造混乱的大师。特朗普善于玩弄各种“特技”，他在社交媒体上前一天装扮成教皇，后一天装扮成《星球大战》中的绝地武士。

美国成了对手，甚至掠夺者。

“离午夜只有一刻钟。”“离午夜只有5分钟。”紧迫感已经弥漫开来。2月底，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爆发那场惊世骇俗的争吵后，欧洲人便惊醒了。

马克龙说，午夜将至，现在是欧洲战略觉醒时刻。德国总理默茨发出警告称，只有5分钟了，欧洲需要团结。还未走马上任时，默茨就明确说，实现“从美国独立”是他任上的“绝对优先事项”。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纪念欧战胜利80周年的讲话中警告说，特朗普“破坏”了支撑欧洲大陆近一个世纪和平的“价值观”，这是“划时代的断裂”。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在德国媒体上说：“我所知的西方，早已不复存在。”

盟友们把美国参与多边组织、联盟和条约看得太理所当然，或者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忽略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的警告：美国是一个“矛盾的超级大国”，其外交政策，摇摆于救世主般的理想主义和单边撤离的诱惑之间。

回顾历史，美国在1945年倡导多边机构，捍卫开放的国际秩序，反而是个反常决定。从1776年独立到1945年二战胜利，美国极少表露出对开放世界秩序的渴望。整个19世纪，美国都在奉行孤立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专注于大陆扩张。

上一个“世纪之交”，西方世界暴露了它前所未有的脆弱，帝国秩序陈旧不堪。一起王储刺杀事件，如多米诺骨牌，摧枯拉朽地摧毁了旧欧洲。茨威格笔下安稳的黄金时代，近乎永恒的君主制，像泡影一般，纷纷破裂。彼时，美国的确尝试寻找机会，参与世界秩序的构建。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加入了对一战的调停，他提出国际联盟这一构想，以创造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他那野心勃勃的草案，囊括了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的32个国家，但却遭到了美国国会的拒绝，最终抱憾终身。

接下来是更加动荡的30年，然后由罗斯福接过这一棒。罗斯福政府根据《大西洋宪章》的原则，起草了二战战后的世界秩序蓝图，这是在敦巴顿橡树园和布雷顿森林谈判期间实现的。

美国所构想的世界，有三大支柱。其一是联合国，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和平与安全组织，取代传统的力量平衡、势力范围和秘密联盟。其二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后来的世贸组织，其三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二者，将构建一个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取代自给自足、帝国偏好、经济民族主义和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但二战后的现实世界，与这一蓝图大相径庭。冷战爆发后，这种自由国际主义，很快被调整为维护狭隘“自由世界”的武器。

也正因如此，美国得以借助强劲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无孔不入的软实力输出，奠定了作为欧洲盟友的可靠地位，成为战后世界的领导者。

这种图景，如果具象成一种文化叙事，那便是美国梦。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梦充斥着西方人的想象。在这种想象里，美国是充满可能性的国度。人们可以白手起家，初创企业可以获得在本土得不到的资金，世界上的伟大思想家可以移居于此，在无与伦比的环境里开展工作。“这片土地上的风景蕴含着神话的力量：66号公路、大峡谷、纽约街头的黄色出租车。”

构筑这一愿景的根基，正是两个确定性。其一，独立的美联储。发生跨国恐慌时，它可以协调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使市场恢复平静。其二，美元的确定性。美元是典型的避风港，作为储备货币、国际贸易和主要投资者的首选货币而备受推崇。

但在特朗普眼里，这二者，都不是属于美国的特权，而是美国前进的障碍。在他一通乱拳之下，美联储的独立性，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前所未有地下降。股债汇的罕见“三杀”，预示着这背后“美国梦”的满目疮痍。

没有美国的世界？

“美国不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这种认知，对很多人而言并不新鲜。”

今年4月，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著有《21世纪资本论》）在《世界报》撰文指出，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逾10万人丧生，带来地区局势的长期动荡，早已暴露出美国军事霸权主义的灾难性后果。但当前的危机却有些不同，它直接冲击着美国经济、金融和政治权力的核心。如今的美国深陷迷茫，领导者行事飘忽，且难以预测，而民主制度却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力量。

在皮凯蒂看来，特朗普主义者推行如此粗暴而孤注一掷的政策，正是因为他们无力应对国家的经济颓势。长期积累的贸易逆差，已将其公私外债推至创纪录水平—预计2025年达到GDP的70%。利率还在持续攀升，美国被迫向全球支付天量利息。这种局面原本可凭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掌控得以缓解，但特朗普扔出了赤裸裸的手段：关税，企图强占乌克兰矿产资源，意图合并加拿大，欺负格陵兰和巴拿马等，旨在填补国库空虚；同时以武力威胁、胁迫、讹诈和霸凌等手段，期望通过“美式和平”从那些“本应”对美国“感恩”的国家中，获取“经济补贴”。

正是基于这一困境，特朗普才想把美国拉回到19世纪。彼时，美国政府的主要收入，不仅来自扩张，也来自关税。4月2日，在征税庆祝仪式上，他再次提及，美国“从未像那个时候那样富裕”。

他政治上的“引路人”，是1897—1901年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莱。后者1890年10月通过的《麦金莱关税法案》，将平均进口关税提高至接近50%，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立刻反制报复。这场关税战，的确为美国工业（钢铁、纺织等）提供了发展窗口。但其代价也惨重，最受伤的自然是美国农民。1891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量锐减42%。物价也在飞涨，引起社会的广泛抗议。

麦金莱还表现出急切的扩张欲望，美国击败了日薄西山的西班牙帝国，一举从西班牙手上抢到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这是美国首次在海外“秀肌肉”。

特朗普的野心，也是让美国从“道德枷锁”中解放出来—在特朗普看来，美国是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傻瓜”，美国克制着硬实力，任由其他国家掠夺其财富。现在，他要用丛林法则取代国际法治。他所设想的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全球秩序，而是一个区域化的秩序。这样的秩序中，强国追求势力范围、四处施压，对较小的经济体（如丹麦和巴拿马）横眉冷对。

在他纯粹的交易愿景中，实质性的多边主义，将屈服于恃强凌弱的单边主义。

真正的特朗普问题

沉湎于历史回响的特朗普，注定是“想做麦金莱而不得”。

原因有二。其一，当今时代，已不容许粗暴无度的殖民主义行径。其二，如今的全球经济活动，已经不再受民族国家和地域的限制，供应链的触角盘根错节，四通八达地延展开来，这不是一道关税可以抽离出来的，但却可能因为一道关税引发蝴蝶效应。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将加速这个离心过程。

对世界各国来说，如果放任这种“历史倒车”，可能意味着一个黑暗的未来愿景。特朗普将国内经济压力对外转移，将带来一个更加不平等、也更加危险的全球经济局势。

在皮凯蒂看来，欧洲已经接连犯下了战略性错误：既在G20峰会上阻挠巴西提出的全球税收正义倡议，又与美国联手在联合国否决制定公平征税国际框架公约的动议。他说，这些行径的实质，是要维护经合组织及富国“小圈子”对全球治理核心议题的排他性掌控—在他们眼中，税收规则制定权这类关键事务，绝不允许最不发达国家染指。

即便是如今“幡然醒悟”，欧洲也有自身的问题，它很难说已经团结起来。随特朗普一起席卷而来的极右翼政治，反非法移民的狂热民族主义浪潮，在欧洲大陆也很强大。正在崛起的极右翼政党，包括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法国的国民联盟等，反映了欧洲部分人的愤怒，他们感到自己被遗忘、被孤立、被城市精英忽视，就像他们在美国的同胞一样。这与一战前夕何其相似。

彼时，欧洲的生产，转移到世界上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技术工人的工作机会正在消失。民粹主义领导人激起了对少数族裔—犹太人、移民和精英的不满。革命者谴责整个制度不平等、不公正，呼吁建立新秩序。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相互合作的意愿也消失了。新的联盟出现，一边是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一边是法国、英国和俄国，激起了相互的怨恨、复仇欲望和军备竞赛，最终演变成一场浩劫。

历史映照当下，观察家试图搞清楚是什么把华盛顿拽入了泥潭：去工业化、极端自由主义、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甚至是资源匮乏，所有这些现象，都助长了愤恨的特朗普主义。

随着特朗普“变脸”，一些国家正在醒来。法国人呼吁，警惕任何人将美国发生的一切带到法国，并开始用司法手段“清算”极右领袖勒庞。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将自己树立为反特朗普的急先锋，试图给国内极右政党Vox及其支持者敲一敲警钟。在加拿大，民调弱势的全球主义精英马克·卡尼，凭着反特朗普霸凌的口号，反超保守派当选总理。同样的故事，也在澳大利亚上演。对于全球选举政治中的保守主义来说，特朗普可能是一种“负资产”，不少曾经有模有样模仿特朗普的民粹政治家们，也在收敛自己的作风，或者自觉割席。

但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只是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变异的表征。如何面对特朗普，不只是一个外交议题—真正的危机，也许藏在它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