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护生育力
呵护生育力,所要构建的正是一个让人们敢生、愿生、乐生的社会氛围。
经济越发展,生活水平越高,生育率就会越低,事实果真如此吗?对,也不对。
在前现代社会,生育没那么多理性计算,它由人类本能驱动:物种繁殖的本能、家族香火延续的本能,或者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生存本能。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间里,生育,都是人类抵御战争、灾难、短寿和疾病的自我存续的手段,用足够的人口数量,去应对足够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唯其如此,人类这一物种才不至于灭亡。这种宏大演化落到家庭内部,就变成一种血脉传承的叙事。也因资源匮乏、生存残酷,高生育率的前现代社会,也呈现高死亡率的特征,因此人口总量始终不高。
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曾在20世纪带来了迅猛的人口大爆炸,但也因社会发展与技术对劳动的解放,人们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体力劳动者,人口爆炸的趋势很快转颓。相反,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子女数量,反而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家庭或个人发展的劣势。
今天,方方面面去考量一个生命的未来发展潜力,成了生育决策的关键。因此,人口质量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生育”二字的意义,开始有所倾斜,“育”面前,“生”相形见绌。我们将会发现,社会越发展,人们生活水平越高,生育背后的投资属性似乎越高,人们越需要在反复权衡中,寻找最优解。
然而,这种生育理性,并不减损人们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死亡、新生,仍是人类构筑自身意义的基石,人类生而朝向死亡,也必然乐于迎接新生。人,始终是社会与情感的动物,这一点永远不会变,甚至,走出了物质贫乏,人们更珍视生命。
今天,我们谈低生育率社会,光谈人口学上由冰冷数学公式算出来的生育率,似乎已经显得苍白,我们已经很难用数量去衡量人口的发展。在今天这个时代,关于生育的一切研究和探讨,都离不开一个微妙的词汇:意愿——生育已不再是前现代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而是人心的动念,是理性计算后,人类深藏于心的情感冲动。
于是,我们尝试换个角度讨论生育——生育力,这本是生殖学术语,即关于身体孕育新生命的能力,但它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绝佳隐喻:一个社会、国家,乃至人类,孕育自身以继续存续下去的可能性,也是一种结构性的能力。生理层面的生育力会衰弱,会损耗,社会层面又何尝不是?
在这里,我们谈生育力保护,而非生育率提振,似乎会切实得多。这个概念,带领我们走向了人心意念的生发,它关乎我们对自身以及下一代人生活可能性的愿景。呵护生育力,所要构建的正是一个让人们敢生、愿生、乐生的社会氛围。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奔赴的宏伟目标。
正如社会学之父、法国思想家孔德所言,“人口即命运”。保护一个社会的生育力,亦即保护其活力、韧性与未来。
无论技术发展到什么阶段,仅从生理角度考量,普通人适龄自然妊娠还是显而易见的最优解。卢光琇常说,大家对“晚婚晚育”的理解有偏差:“并不是要你晚到40多岁50岁再去结婚。”
为促进生育率而出台的政策,既需要关注普遍的物质支持、社会支持,也需要在生理层面,为女性提供真切的身心减负支持,这才能补全“社会生育力”呵护体系的短板。
一个环境是否对生育友好,不完全是由补贴多少决定,也看压力是否可承受、风险是否可控。广东的经验并不在于成本多低,而在于年轻人真实感受到:哪怕有压力,仍然能往前走。
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可能包揽下所有脏活累活,改变传统家庭分工模式而提升生育意愿,也可能通过更好为个体提供服务支持系统,降低个体对婚姻和家庭的需求,进而降低生育水平。
“无论哪个国家,都是最顶尖10%的人才,带动和创造90%的社会价值,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非常重要。我认为,关键在于释放农村人口的成才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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