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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一部大国民企生长史

  红豆的发展横跨共和国建设的数个时代,它因此具备一种独特的气质。它有着“工匠精神”,是一部中国人轻工业的发展史。同时,它也总保持着一股改革锐气,是一部企业制度的变革史。
作者:本刊记者 谭保罗 日期:2019-09-26
  1957年,中国的经济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一五”计划顺利完成,我国初步构建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这一年的11月,在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江苏无锡,一家毫不起眼的小作坊改名为港下针织厂。小作坊的创立者叫周林森,他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棉花匠人。
  港下针织厂即是我国知名民企红豆集团的前身,从针织厂创业至今,这家民企已走过62年的岁月。目前,红豆已成长为一家以制造业为主业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长期位居中国民营企业100强,产业横跨纺织服装、橡胶轮胎、红豆杉大健康、园区开发商业地产等四大行业。
  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的大型民企中,很难找到像红豆这样典型的企业,它几乎就是一部共和国民企的发展史。它的发展贯穿了共和国经济建设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前的社队企业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再到成长为一家面向世界,营业额超过600亿元的现代化大型民企集团。
  这种经历,让红豆与生俱来有一种很多民企所不具备的独特气质,既富于创新,也不失历史的厚重。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掌门人周海江的带领之下,展开一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和实践。
 
 
  匠人精神,一部轻工业史
  新中国的工业发展最初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在“一五”(1953-1977)计划中,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绝大多数都是重工业。它们主要集中于东北、西北和华北。作为原有的轻工业中心,长三角得到的投资并不多。
  缺乏重工业的大规模投资,反倒给长三角特别是上海往西、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一带留出了发展轻工业的空间。这一地区本身就有很深厚的民间工商传统,也有技术和人才,很多民间工匠曾长期在上海的正规工厂受训。因此,即便在改革开放前那段特殊时期,无锡的社队企业依然顽强地在发展。它们多从事纺织、印染和小电机制造等行业。
  港下针织厂就是这样一家社队企业。它的厂房是一排两层楼瓦房,条件简陋,但在周海江祖父周林森的带领下,这家企业成为了港下人民公社效益最好的企业。1960年秋天,针织厂产值达到近6万元,在当时是一个天大的数字。1970年,产值更一度达到20万元。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港下针织厂的经营也并不稳定,多次濒临倒闭。但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这家社队企业始终顽强地存活了下来,直到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
  1983年,周海江的父亲周耀庭已经当上了村支书,而组织一纸调令,让他去濒临倒闭的港下针织厂上任。很多村民认为,这是去接手一个“烂摊子”:厂里只有八台老掉牙的棉纺车,仓库里堆满库存,工人都回了家。但就是这个“烂摊子”,却在周耀庭的带领下不断“旧貌换新颜”。
  1987年年底,周海江辞去河海大学教师的职务,加入还处在创业阶段的红豆,成为江苏省首位辞去公职加入民营企业的大学生。1988年7月,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为此专门刊发了一篇报道《大学教员周海江到乡镇企业展才华》,引起一时轰动。
  除了企业家精神,其实从周林森到周耀庭,再到周海江,红豆的创业过程之中还体现着一种植根于江南锡商传统的“匠人精神”。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解放前的上海滩,浙江人尤其是宁波人一般从事金融投机和商贸流通,而无锡人一般开工厂做实业家,如荣氏家族,普通无锡人则热衷于从事技术工作。上海各大工厂最好的师傅,多半都是无锡人。
  红豆的“匠人精神”一脉相承。在20世纪70年代初,港下针织厂所生产的土布便以质地优良、穿着舒适而远近驰名。改革开放后,红豆又成为了国内最早从日本、法国引进设计专家和联合培养的设计人才的服装企业之一。同时,红豆也在国内同行中,率先花巨资从德国、日本引进全球领先的生产线。
  在技术端,红豆的变革也从未停歇。在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周海江的带领下,“智慧红豆”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智慧设计、智慧产品、智慧供应链、智慧全渠道SPA以及智慧管理”等五大体系已开始高效运营。红豆旗下通用股份全钢工业4.0工厂正在建设,目前密炼车间试投产,半钢硫化车间已达到黑灯车间运行。同时规划的全钢三厂胎胚自动输送系统将实现胎胚的自动卸胎、输送、称重、入库,全过程无人作业。
  无论是国际化的设计,还是智慧供应链的柔性生产以及工业4.0的推进,在周海江看来,创新和变革的终极目的依然指向了“用户”和“产品”。他说,红豆的产业板块横跨衣食住行,现在还有了红豆杉大健康,任何一个板块都与消费者密切相关,因此必须有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用最好的设计理念、最好的设备,生产出顶级的产品,提供一流的消费者体验一直都是红豆的执着所在。
 
  企业家,一部企业制度史
  按照传统的工业分类,红豆所处的产业可以称为是轻工业。从最初的纺织小作坊,到规模化的乡镇企业,再到现在插上了互联网、物联网翅膀的“智慧红豆”,红豆是一部中国轻工业的技术进步史。从纺织业,向橡胶轮胎、商业地产园区开发和红豆杉大健康,以及金融等领域拓展,则是红豆发挥规模效应和产业协同的做大做强史。
  红豆的发展最终靠的是企业制度的创新和变革。周海江在中学时代成绩优异,高考完全可以考上国内最好的学校,但他毅然选择位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大学。在深大,他学到真正的“市场意识”。在80年代中期,在深大读书的他发现,深大有很多勤工俭学机会,但都必须竞争上岗,甚至还有“竞选演说”。深大的这种做派,在全国高校中独树一帜。
  于是,1988年进入红豆之后,周海江推出的第一个改革就是“内部赛马”。一个只有20人左右的销售科,周海江将其一分为二,内部互相竞争。之后,又将衬衫和西服分成一厂二厂,同样是内部竞赛。再之后,周海江又搞了更大范围的改革,即所有职位都要竞争上岗。“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竞争,不竞争就不是市场经济。”周海江说。
  有趣的是,这种“内部赛马”机制似乎是深大毕业的企业家的一种管理习惯。马化腾是周海江的师弟,而腾讯最受外界推崇的管理模式同样是“内部赛马”。比如一款手游,便可能是好几个团队同时开发,最后选择用户体验最好的那一支团队,而其他人淘汰出局。这种模式尽管残酷,但也保证了腾讯主要利润来源—游戏板块开发质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红豆更为关键的制度变革之路是股权改革。在9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由于股权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了经营,红豆也不例外。但另一方面,完全民营化的阻力也比较大,江苏和浙江、福建还有广东等地的氛围颇有不同。于是,周海江提出“增量扩股”的办法,即增发部分为红豆干部和员工持股,而政府的部分不动。这种兼顾各方、实现共赢的策略立刻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同,红豆得以顺利股改。
  “八方共赢”是周海江经常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八方”即股东、员工、顾客、供方、合作伙伴、政府、环境、社会(社区)八方的利益。各方共赢,这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周海江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
  2017年3月24日,凝结周海江30年推动企业制度变革心得和管理实践经验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一书在北京中央党校隆重发布。该书以红豆的变革实践为案例,阐述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党建+社会责任“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周海江说,“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企业的基础工程。创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并非否定始于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要克服后者诸如企业过度逐利等先天缺陷。
  此外,“企业党建”是中国企业的保障系统,从交易费用理论看,可以从多方面降低企业“内部要素间交易费用”,而且也让企业和企业家走得更正、更稳、更远;“社会责任”是中国企业的应负使命,八方共赢、共同富裕,让企业不断积累社会资本,对股东而言意味着更加长期的利益。
  在企业发展方向上,周海江未来的目标是把红豆打造成“千亿红豆”。他说,这一提法对应的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红豆的目标是瞄准世界五百强,这个目标是长期的。
  9月中旬,锡商银行获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红豆集团合计持股30%,为第一大股东。锡商银行是江苏省第二家民营银行,定位于物联网银行,将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中小银行的创新之路。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新枝。
 
 
专访周海江
 
  周海江
  现任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副会长,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兼CEO,全国工商联宣传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全国工商联第十一届副主席。
  2016年7月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2018年10月24日,入选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锡商精神,一脉相承
  南风窗: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特殊时期,无锡的“工业血脉”也一直在顽强持续,红豆的前身港下针织厂便是一个例子。这是否和当地的人文环境有关?
  周海江:工业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人,人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势必离不开人文环境的土壤。
  无锡的工商文化源远流长,自19世纪中叶,无锡的“丝市”“布码头”就已闻名遐迩,至20世纪上半叶,无锡迅速崛起了以杨、荣、薛、唐四大家族为龙头的民族工商业群体,形成了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等三大支柱产业。到1937年,无锡的工业产值已经排列在上海、广州之后,居中国第三位。
  从鱼米之乡到工商业勃兴地的巨变,为无锡人带来的思想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民族工商业先驱无不投身实业、热心公益,被后人总结出“敢创人先、坚韧刚毅、崇德厚生、实业报国”的锡商精神,这种精神和情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无锡人。
  在20世纪中叶,除了港下针织厂的例子,还有另外一家社队企业叫无锡春雷造船厂,它是当地第一家社队企业。在绝大多数农民刚刚吃饱肚子的时候,这家藉航运而起的社队企业早早做到了户均收入千元,家家有电灯、户户用拖拉机和人人享受合作医疗。周边的村落眼看着春雷村办企业致了富,都摩拳擦掌,大办社队企业。
  企业发展离不开本地独特的文化土壤,红豆62年的创业历程,我们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锡商精神对我们的激励。
 
  民企“造血式”扶贫
  南风窗:共同富裕一直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红豆在新疆的扶贫是典型的“造血式”扶贫,如何做到“造血”?近年来,中国很多大型民企都开始积极扶贫,红豆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它们?
  周海江: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设新疆“要坚持就业第一,增强就业能力,引导各族群众有序进城就业、就地就近就业”。红豆集团的经验就是,通过产业拉动当地百姓就业,提高当地职工收入。只有产业发展了,扶贫才能持续,群众才能真正脱贫。
  可以告诉你一组数据。目前,新疆红豆384名职工中,新疆少数民族职工占84%以上。有的员工一家三口以务农为生时,年收入约3000元,而在新疆红豆工厂上班,全家全年收入可达10多万元,可实现在霍尔果斯口岸买车、买房。
  还必须入乡随俗,人性化管理。我们对于新入职的南、北疆职工实行同工、同薪、同吃、同住,并专门开设了清真食堂。每逢古尔邦节、肉孜节等少数民族节日,我们会营造各族员工一家亲的温馨氛围。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新疆红豆在每个车间都设置了“回音壁”,职工对公司或公司领导有什么意见、建议甚至怨言都可以写个纸条,随时贴在回音壁上,我们要求所在单位“一把手”都要处理,并且必须在24小时内予以回复。
 
  走出去与国家形象
  南风窗:在海外,每一家企业、每一位个体都可以说是国家形象的代言。现在,一些后发地区的人民可能将中国人和“暴发户”联系在一起。红豆主导建设的柬埔寨西港特区被称为“柬埔寨的深圳”,在当地口碑极佳。你们做对了什么?
  周海江:我认为,西港特区真正践行了“八方共赢”的理念。首先,推动了经济发展,让政府和群众双双受益。2007年,西哈努克省全省只有18家工厂企业(不算手工类小型企业),2018年达到160家,其中西港特区内的企业占比超过80%,工业产值对西哈努克省的经济贡献率已超过50%。
产业发展,拉动了就业,就能提升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仅属地波雷诺县就有70%的家庭在特区工作。同时,特区的发展还带动了周边商业的发展,依托特区的发展,很多人干起了服务业,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距离特区最近的一个叫布腾的村子,十年前,村子大部分被树丛覆盖,村民主要靠种植农作物和打猎为生,全家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一头牛,约300美元。如今,村民通过在特区工作,每月就能挣回一头牛。2018年,西哈努克省年人均收入3358美元,跃居柬埔寨全国前茅。
  必须一提的是,西港特区是工业区,但西港特区一开始就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绝不以牺牲自然环境,影响周边村民的生活为代价。比如,我们建设了柬埔寨最大的标准污水处理厂,既解决了园区的污水问题,还让当地其他群众也受益。
  归根到底,还是要关注人。我们“授人以渔”,增强村民谋生技能。特区搞免费中文教学,还与无锡商院合作培训员工,目前已有4万人次接受培训。同时,还先后资助两批柬籍学员到中国深造。公益也很重要,红豆集团为西哈努克省捐建了市民公园,还发起成立了柬中友谊公益志愿者联盟。
  八方共赢,兼顾各方利益,让当地群众得到实惠,这就是我们做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