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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大城市生育观,才能改变生育观

生孩子这件事,从来是观念驱动的。

作者: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1-08-20

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推动中国生育率的提升。在我看来,推动生育率,关键是改变观念,因为,生孩子这件事,从来是观念驱动的。

动物的生育,乃是本能推动。人的这种本能,在历史中变为文化、变为观念。人的生育行为,本质上,其实不是算经济账推动的,而是观念推动的。比如所谓养儿防老,的确有用。同是住养老院,一个有儿女经常探望的老人,与一个孤寡老人,受到的待遇肯定完全不一样。但算经济账,其实仍然是不划算的。这是因为生物繁衍的规律决定了,生存资源向下一代倾斜。一边是85岁得癌症的老人,一边是20岁要去国外读书的孙子,家里唯一的一笔钱,该怎么花,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相同的,哪怕老人自己给出的答案,可能也是那样。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从父母处获得,然后为子女奉献,所以,养儿育女,不管怎么计算,在经济上都不可能是划算的。

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粮食供应情况刚刚好转,中国的生育率就有了一个即刻的提升。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人们不会觉得生下来养不起、养不活,反而都有很强的生育意愿。现在很多人说养不起,表面上看,是在算经济账,实际上,仍然是观念驱动。中国的生育观,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再加上丁克等思想的影响,少育成了一种流行的观念。

在这种观念驱动下,现在的中国人宁愿精养一个孩子,哪怕这个孩子资质不足,也低效率的在他身上花上几十、一百万,而不情愿多生一个,把这些钱花在另一个孩子身上。如果算经济账,多生一个孩子后,可以摊平成本,通过边际效应,提升金钱与精力的效率。所以,某种程度上,少育,本身就不是经济理性的,而是观念驱动的。

那么,中国人的生育观该怎么改变呢?人都是从众的,人的很多行为,并不会拿着计算器计算是否划算,只是随大流,大家都这么做了,我也要这么做。六十年代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那个时代幸福生活的象征;八十年代,三大件变为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到了新世纪,三大件变为了票子、车子、房子。这些幸福的象征影响着很多人,哪怕没有自来水,也要有洗衣机。所以,关键是将“多育”树立为幸福生活的标杆与象征。

幸福的象征从哪里来?从大城市来。一个国家国民的观念,从阶层上说,源于中产阶层,从地域上说,源于大城市。大城市中的中产群体的生活,往往被视作“可及的幸福”“奋斗的目标”的象征。

对于大城市而言,住房是生育行为中,最难翻越的门槛。当一个大城市中产家庭,想生育二孩、三孩,寻求增加居住面积时,在现行的购房积分、首付、银行贷款环节,他们都面临惩罚性的政策,其成本远高过所有其他育儿优惠政策之和。

生育二孩、三孩,一般来说,都是经济相对宽裕之后的选择,这样的家庭,往往已经超过公租房的标准,所以公租房政策,解决不了大城市中产的生育的基本条件。改变二套积分、银行贷款、限购政策对二胎、三胎家庭的惩罚性,甚至推动大户型、低容积率住房等政策,乃至返还土地出让金等政策,才能真正促成大城市提高生育率。由此,才能树立幸福家庭的新标杆,以此观念,推动全国其他地域生育观念的改变。“房住不炒”,以住为先,精准施策,让新生儿有房子住,有地方可以爬来爬去,也是“房住”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

大城市人口总量虽然不多,但却是一个国家观念推动的源头。推动大城市的生育率,在观念示范效应之下,却会被放大,影响更多的国人。从这个角度,促进大城市生育,对整个国家,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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