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红阳（作者供图）

要考上北京大学，可能性近乎万里挑一。在这种极致的考验面前，每个人的北大之路，都能够延展成为大体相似的求学励志故事。如何从中找出一个更特别的故事？

2023级北大新生苏红阳之所以成为故事主角，是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区域的命运缩影，更是女童教育的历史注脚。

30年前，麻山是苦甲天下的穷地方，如果命运让一个人成为麻山女童，她就不得不忍受一种必然降临的痛苦—失学。但苏红阳升学北大，为麻山女童创造出了新的叙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曾经板结的困境终于走向破裂。

苏红阳为什么表演了一个漂亮的空翻？

麻山红阳

苏红阳出生在打易镇纳降村，这个小村位于黔西南州望谟县和安顺市紫云自治县交界的麻山腹地。相比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她拿了一张不太好的牌，但幸运的是，她遇到了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

她的爸爸苏仁光说，家里人一定要有文化，才能不被别人欺负，女孩子也不例外。在苏红阳看来，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妈妈高永霞更严厉，小学一年级时，她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竟被妈妈打了一顿。“我当时不能理解，现在想来可能是为了不让我骄傲。”

但事实上，苏红阳并非“学霸”。大多数时候，她不是生活在公众幻念中“别人家的孩子”，而是普通阶层人家都可能拥有的普通孩子。她跟着父母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的打工地上学，成绩过得去，也不是特别拔尖。住在类似棚户区的地方，身边的很多孩子都爱玩，她也有点贪玩。

打易镇是麻山区域海拔最高的地方，加上山势陡峭，遇到暴雨天气很容易形成瞬时性的山洪灾害。苏红阳老家背后的山体有裂缝，一家人作为生态移民迁入县城。六年级时，她回到望谟县定居。

在这里，苏红阳的成绩迎来转折，渐入佳境。一方面，她比老家的孩子有优势，考得比较好，从此对学习有了信心和热情；另一方面，在新的环境缺乏朋友，她反而更加专心学习。

中考时，苏红阳没有考入心仪的贵阳一中，而是进入黔西南名校兴义八中。苏红阳的名次并不高，相比很多更优秀的同学来说，心理压力也很大。

不过，这个女孩笃定一个念头：各地初中师资差距是比较大的，学生竞争起点不同；进了重点高中，大家面对的师资力量都差不多，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可以赶上去。“花时间，以勤奋来代替和别人的差距。”

高二时，要分文理科。文科老师特别强调，兴义八中的文科比较强，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苏红阳选择了文科，从那以后，心里朦朦胧胧地有了一个大致的目标。那就是，要考一个好成绩，争取上最好的大学，最好是北大。

最终，她又一次成了那个龟兔赛跑中的胜利者，一直跑到未名湖畔。

尽管家庭并没施加什么压力，可她的内心不想比别人差。“我知道读书对自己的意义，也是为了自己的未来。我一直知道学习是自己的事，把学习看做是一件快乐的事。”

6月23日晚上，高考分数公布。苏红阳以为午夜12点才出分数，心里并不着急。不过，晚上10点多就有人在微信群里说分数已经出来了，她开始紧张起来。高考成绩的短信，发送在爸爸手机上，而爸爸因癌症去上海接受化疗还在回家的旅途上。

苏仁光正好在分数公布不久踏进家门，苏红阳立即拿爸爸的手机查看，一下子就看到674分这个数字。苏仁光非常高兴，激动地拍了拍女儿的背部，对她的好成绩表示赞赏。

能不能上北大？此刻，苏红阳只知道分数，并不知道名次，到底怎么样心里也没数。当爸爸问起来时，苏红阳轻描淡写地说：“想多了，清华、北大分数很高的，我这还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呢。”在安徽外婆家的妈妈接到消息，立刻打了视频电话，妈妈和外婆激动得一夜没睡好。

在获悉更多同学的成绩之后，苏红阳明白自己考得很好，也许有希望上北大。老师也说应该能上北大。苏红阳心里想的是，冲一冲吧，不行，就去上海。

后来，北大招生组联系了她，尘埃落定。

在此之前，麻山涉及的行政片区6个县中，曾有3个县的6名学生考上清华或者北大，但是，其中只有1名孩子来自地理意义上的麻山，而且还是个男孩。

对北大来说，和苏红阳的通话不过是数以万计的招生电话之一而已。然而，对麻山来说，尤其是对麻山女童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通话。从此，北大的学生名单上，烙下了麻山女童的印记。

石头山

11月15日下午，我们前往纳降村。浓雾漫天如细雨包裹一切，昼夜不歇。山上的柏油路光洁如新，像黑黝黝的乌江鲇鱼一样，游走在陡峭的山坡或幽深的谷地之间。山下的公路，截然不同，灰头土脸，车子驶过就扬起尘埃。

我们行车谨慎地劈开浓雾，有一次差点就撞上护栏，车身扭摆了几下才稳住。

和别的著名山脉不同，麻山不是一条山脉或者若干座山的名字，而是一个特定区域的泛指。麻山片区总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是一片绵延400多里的石头山。

有人说，这里山乱如麻，所以叫麻山。其实，人会心乱如麻，山却永远也不会乱成一团麻绳。麻山不但不乱，而且很有规律。

它是典型的喀斯特峰丛地貌，一簇簇锥形的山头分布非常均匀。从谷歌地球软件上看，它像上苍遗落人间的榴莲壳，密密麻麻的尖刺令人望而生畏。

我曾多次在这些锥形山头之间穿行，车子绕来绕去，山却都差不多，好像没完没了。对于曾经步行穿越麻山的人们来说，他们和困在莫比乌斯环里的蚂蚁有什么区别呢？无论怎么奋力前行，眼前看到的，永远都是毫无变化的双侧曲面。

麻山原本是藤乔-丛林系统。刀耕火种的轮作方式，只需要将种子撒播在覆盖着灰烬的地表或在地里戳一个洞就行了。这种做法影响的是地表植物，但不扰动容易流失的土壤，也就避免了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统。

然而，麻改变了这一切。

1731年，雍正改土归流运动结束，清王朝开始管理开发这片过去属于“生苗”的地方。在引种不同作物后发现，这里最适合种植麻。而这片山区也因此得名“麻山”。人们选择在最肥厚的洼地种麻，为了避免积水，戳穿了地漏斗，水土便一起流失到地下的溶洞。

从此，多雨的麻山变成无情的干旱，水变得无比珍贵。

与此同时，在近代中国开展实业运动以后，纺织业的兴起还导致麻失去了市场。此后，玉米和红薯作为耐旱高产作物，被引入麻山，又一次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毁灭性打击。为了在山坡上种玉米，人们砍掉藤本、灌木甚至乔木，放任炽烈的阳光灼烧裸露的石灰岩。

大多数植物无法忍受这恶劣的环境，于是水土流失加剧，甚至发生滑坡。很多动物也就此消失。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麻山，尤其如此。在这片遍布锥形山峰的土地上，生无立锥之地，甚至死也无立锥之地。麻山镇的高桥，曾经是一个靠攀爬藤萝出入的悬崖村。山和山夹着房子，石头和石头夹着土地，地小得可怜，没法让成年人来一次助跑跳远。无处安放的坟墓就在家门口，坟也小，小得好像可以抱起来。

高寒气候也是麻山村落面临的考验。望谟县处于贵州和广西接壤地带，海拔落差很大，南部温暖的红水河畔和北部湿冷的麻山片区形成强烈对比。望谟海拔不到300米的下半截已经感受到广西的温暖，而海拔1300米以上的上半截还在云端倒吸冷气。有时县里开会，南边来的干部穿短袖，北边来的干部穿棉衣。

偏僻而不便，阻隔了麻山和外界的交流。纳降村离镇政府30公里，这样的距离，对东部省份人们来说足以从县城抵达边缘村落。

我们行车中途，在209省道一个叫山王庙的地方，因边坡治理施工耽误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越过这30公里抵达纳降村。相比过去，这已经算好了。毕竟，对苏红阳来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交通，过去只有黄泥巴路。

我们最终抵达时发现，苏家的老房子已被拆迁，空荡荡的宅基地被一层薄薄的苍翠野草覆盖，苏家人留下的唯一痕迹是最边缘残留的鸡舍。湿冷的雾气把人们逼进家里，大门紧闭。村干部叫开了苏家邻居秦胜忠的门，我包裹在厚毛衣和羽绒服中，同当地人们一起坐在火塘边聊天。

纳降村的历史并不长，150多年来，秦、龚、刘、文、冉、吴、龙等姓氏的人家陆续迁入这里。

村主任刘连荣一边在火塘旁烘着手掌一边说，秦家来得最早，至今有8代了，苏家是最晚的，苏红阳的爷爷从邻村入赘落户于此。他们的先辈，可能是因为麻山生态恶化而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居住地，也可能是为了获取更多种麻的土地而主动迁徙。

纳降村教育基础不好。50岁左右的村民，男人都有读书经历，但女人读书比例很少，受教育时间也很短。秦家大女儿是1985年出生的，两个儿子是“90后”，都只读了小学四年级或六年级。秦胜忠的妻子说，实在是条件不好，不是不重视，也不是看不起女儿。

直到2006年国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之后，村民才开始重视教育。

2003年出生的苏红阳，和麻山女童普遍失学或辍学的时光，擦肩而过。“‘00后’就没有辍学生了。”刘连荣说，纳降村300来户人家，最近三五年每年有十几个大学生。“今年15个，8个女生。”

3个月了，祝贺苏红阳考上北大的鲜红横幅，还挂在村委会办公室二楼的水泥栏杆上。麻山的人们很珍惜这种荣耀。

1985年的纳夜镇纳夜小学（今麻山镇中心小学）

女童班往事

对苏红阳考上北大的事，秦胜忠说：“希望多有几个。巴不得个个都上。现在呢，攀比，但是好的攀比，比学习。”有没有想过要是苏红阳是个男孩就好了？我问道。秦胜忠俩口子抢着说，那不会，现在男女平等，都一样。

很大程度上，麻山人的观念之变，缘于30年前轰轰烈烈的女童教育浪潮。  

1993年，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蒙素芬（1932-2020）带队深入望谟、紫云、长顺、惠水、罗甸五个县的农村调研贫困状况，并形成一份《麻山在呼唤》的报告。

调查发现，麻山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00元左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麻山镇情况尤为恶劣，五分之一家庭吃不饱，人均纯收入不到100元，155个村寨中只有5个村寨有水源。十分之一的人没有被子可盖，有的住山洞，有的睡稻草或谷壳，有的老人以棺材当床。

和贫困如影随形的是，文盲率太高，入学率太低，女童读书太难。1992年前，麻山乡入学读书的女童仅13名；紫云自治县的打郎小学，办学近40年的历史中仅接收过3名女生。

报告不仅在省内引起巨大反响，也在中央层面产生震动。1994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决定资助麻山中心小学开办女童班。全班共40人，年龄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

刚师范毕业的何臣燕，成了首届女童班班主任。住在土房里，很潮湿； 缺水，拿着水壶上山找水，或向老乡买用马驮来的水。她苦笑着说：“经常喝雨水，黄的，还带泡。我们还开玩笑，喝的是啤酒。”在前锋村芭因组重访时，何臣燕看着树巅上碧绿的佛手瓜说，有捧瓜时连续吃几个星期，“炒了煮，煮了炒”。

何臣燕家在相邻的桑郎镇，同样属于麻山片区。听说女儿要在女童班工作，她的父母还挺高兴，认为离家近。其实，说近也不近，回家要走六七个小时的路。土马路虽然修通了，但是基本上没有车。两年后，妹妹何臣兰也到了麻山教书。有一次，妹妹实在累得走不动，在半路哭了起来，把行李中背不动的食物给扔了。

“有人说，你妈妈素质太高了，两个女儿去麻山，这么苦的地方。”

离家远的学生，要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学校为方便孩子们早点回家，压缩午休时间，下午3点就放学。

有些孩子选择住校，每人带一口锅，宿舍里面除了床，满地都是锅。

每天放学以后，孩子们就结伴去捡干柴。捡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时的麻山，石漠化非常严重，农民做饭取暖都向本已瘦骨嶙峋的石头山继续索取。在一段围墙的墙根下，她们以石头当灶露天煮饭，一旦下雨就没办法，只能等雨停了再说。通常情况下，她们把大米黄豆一起煮，连吃5天，没肉没蔬菜。

女童班的汤佳英有3个哥哥1个姐姐，父母务农为生，偶尔卖点自家养的猪和鸡。住的是黑瓦为顶木板为墙的房子，无论冬夏，风总是从指头大的木板缝隙往屋里钻。“我们觉得很幸运。要不是上级重视，很可能就去打工了。妇联经常带文具等东西来看我们。”

另一个女童班学员袁应现住得更远，她每天早起割猪草，哥哥负责做饭。兄妹俩一起上学，基本上跑步翻过几座山，又跑步回家。

我问她，是不是很辛苦？袁应现觉得，读书和干活已经够忙了，没有时间去思考其他的问题。同学们没人抱怨，有书读就是最幸福的，哪怕一年四季吃黄豆都觉得好香。在她心里，即使一灯如豆也是那么美好。“很怀念那种煤油灯下的感觉，视线不会离开仅有的那点光亮，学习精力非常集中，因为离开煤油灯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袁应现体恤的是父母。“父母很辛苦，已经很努力了，就是没能力做到他们想做（让孩子上学）的事。”那时，除了打砂石或砍甘蔗，没有别的增收途径。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年三十父亲还在红水河边帮人家砍甘蔗，一家人做好了年夜饭等他回来。

汤佳英和袁应现如今都在县城教书。女童班有20多人升入初中，其中，6人跻身高中并最终成为教师和医生等。

9月13日，我们驾车从县城出发，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麻山小学。何臣燕的手指轻轻地从墙面上方掠过，想要触摸又没摸到，喃喃自语地说：“面目全非，面目全非。”她一边缓缓移步打量高大的新楼，一边搜寻往日的痕迹，这分明不是那熟悉的旧模样，往日再也不可寻。

这是何臣燕暌违20年之后重访麻山小学。汤佳英和当年的班主任何臣燕成了同事，也被眼前的景象弄得恍恍惚惚。

1968年，麻山小学只有一间50平方米的茅草房，1名教师，8名学生。

曾经在这里上学的老村干部说，一直到80年代，每个班也只有10个孩子左右。1994年，麻山小学刚实施春蕾计划时，全校学生为100多人。2005年，麻山小学变更为麻山九年制学校，占地面积拓宽至7000多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

如今，校园右侧角落矗立着一栋高大的宿舍楼，汤佳英和何臣燕迟疑着走进第一间空荡荡的宿舍，又迟疑着转身出来。一排绿萝高低错落又有节奏地分布在墙上，贴纸画依然鲜艳明亮。

过去，她们只能在宿舍旁的空地靠着围墙做饭。一旦下雨，就很难生火，孩子们经常被熏出眼泪。如今，这块空地以及老围墙荡然无存，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唤醒运动

麻山女童班的出现，既源自中央重视和社会支持，也源自麻山自身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不仅是对麻山女童的启蒙，也是麻山人民对自身的社会教育。

女童班是幸运的，成了全社会的宠儿。在一张班主任何臣燕和学生合影的彩照中，有3个女孩是粉红色同款服饰；在毕业照中，女孩子们统一穿着白色短袖衬衫。“每年给她们买一次衣服，县妇联出钱。”

那时，麻山大多数人从未踏足县城以外的地方。何臣燕回忆，县妇联资助孩子们去贵阳玩。“到了河滨公园，说是麻山的”，她一边说一边模仿公园工作人员激动的声音，“啊，麻山的！免费！免费！”

何臣燕自身的教育经历，以及从事女童教育的经历，也是观念战争的一部分。

她家中共有姊妹4人，没有兄弟，在农村人看来都是帮别人家养的。父母却希望，女儿们要争气，有个出头之日。为了读书，父母起早摸黑做豆腐或烤酒，有时姊妹们也要半夜起来到河里挑水。一家人节衣缩食，老大穿过的衣服，老二老三接着穿。

在何臣燕成为老师后，初登讲台就接过女童教育的重任。不同之处在于，她的父母为小家庭女儿们读书奋斗，而她要为麻山女童读书奋斗。

然而，唤醒家长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以前有报道称女童班一半人上高中，其实，40人当中，只有6人升入高中。

在贫穷面前，女孩很容易成为不平等的牺牲品。

1995年，也就是实施春蕾计划一年后，麻山小学学生数由1993年的114名增加到239名，女生入学率上升了43%。不难发现，学生总人数增长110%，而女生入学率只上升43%。换言之，男孩还是优先入学。

女童班学生之一汤佳英说：“当时没上学的女伴还是后悔，现在生活不稳当。其实，她们也是想读的，家里老人强烈不愿意，认为没用，要嫁人的。”

即使入学了也可能被迫辍学，女童班的黄定美就是例子之一。她说，读书很艰苦，没水喝，吃的也少。尽管如此，她还是很喜欢学习，成绩也不错。可是，家里反对，不支持她上学，四年级就被叫回家干农活。“当初那么好的机会，特别遗憾没有坚持。”

据望谟县妇联原副主席蒙海莲回忆，县妇联每年会给受助女童发放资助金，逢年过节走访慰问赠送爱心物资。然而，在辍学人员开展劝学方面，效果不佳。

唤醒麻山的教育运动，一直在延续。

袁应现读书时，亲戚和村里人在背后议论说，女生不要读书，但当她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以后，又被当成榜样。“女孩子读书也是有益的，观念不同了。”

刘秀祥因为“千里背母上大学”而孝感天下，最终，这位为读书吃尽苦头的青年回到麻山从事教育。望谟县实验高中设立了刘秀祥工作室，“唤醒”被列为工作室四大理念之首，它包含了唤醒学生热爱学习、唤醒家长重视读书、唤醒教师热爱教育、唤醒社会尊师重教四个方面。

校长罗珍琳倍感欣慰的是，热爱学习的风气已形成，早上5点40分就有学生出来读书，6点10分就遍布校园。望谟县实验高中成立仅5年，虽然学生中考成绩普遍400分以下，但本科上线率超6成，创造了和张桂梅华坪女高一样“低进高出”的成绩。

30年前，全县女童入学率为4成多，至今很多麻山中年男性戏称当年读的是“和尚班”。如今，情形大不一样。近5年来，全县被录取的本科生中，男女生分别为2588人和3159人。从总体比例来说，女生占55%，比男生高10%。

苏红阳家三代人的变化，是最好的说明。爷爷奶奶是文盲，认为女孩读书没用，最大的姑姑没上过学。当女童教育成为麻山社会浪潮时，父亲为两个年幼的姑姑争取读书，最终在老人排斥下，两个姑姑还是辍学了。爷爷奶奶没料到，有朝一日，孙女竟会成为麻山女孩的骄傲。

如今的望谟县实验高中

故园之恋

兴义是黔西南自治州的首府。1848年，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张之洞的父亲张瑛出任兴义知府。张瑛的一大善举是劝学，建书院和考试院，为贫苦学子“加油”。每到午夜，两个衙役挑着桐油巡城，如有人挑灯夜读便上前去给他添加一勺灯油。张瑛的油灯在城市的穷居陋巷中摇曳着微弱的光芒，但是，它无法照亮麻山的黑夜，甚至无法点亮麻山的白昼。

彼时，麻山还深陷在因“麻”而来的麻烦之中。一首民谣称：“苗家座在麻山头，无吃无穿无处求。祖辈留下苦日子，不知哪年熬出头。”

《麻山在呼唤》曾沉痛地指出，麻山片区苗族人口23万左右，初中、高中、中专毕业生加起来不到百分之一，麻山苗族人民中没有一个作家和各类专家学者。报告的参与者吴德祥感叹，麻山苗族的文化可能比其他区域苗族要落后50年以上。

已退休的老县长罗锦峰说，女童班帮助部分女孩子实现读书的梦想，对当时封闭的麻山片区“女子读书无用”的观念起到一定的扭转作用。同时，少数民族同胞受教育的机会和水平更加均衡，如今，麻山苗族教育水平和全县整体教育水平一致。

事实上，麻山教育在女童和民族两方面都实现了巨大的跨越。毫不夸张地说，这堪称中国教育史上难忘的一页。

如今，苏红阳考上北大，为麻山女童教育刻下了新的历史高度。3似乎是苏红阳的吉祥数字，2003年出生，2013年全家搬进县城，2023年考入北大。这背后，有一条因系列公共政策让望谟发生巨变的时代轨迹，而苏红阳正好踩准了这条轨迹。她不需要为失学发愁，受益于生态移民搬迁进城，又正好赶上望谟教育大翻身的时刻。

某种程度上，苏红阳的幸运，在于赶上了一个友善繁荣进步的时代。正如望谟县政协主席胡亦所言，望谟教育大翻身，是各种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

苏红阳对麻山还没有什么认识，不过，对故乡在心理上经历了一个转变，“由陌生到有亲切感，越长大就越会发现那个地方就是自己家族的根吧”。

北京距麻山2300公里，而故乡的情愫，在苏红阳心里越发升腾起来。10月8日中午，阳光灿烂，苏红阳一边漫步燕南园一边瞻仰大师故居。燕南园58号的主人是贵州人乐黛云和她丈夫汤一介。靠近这些故居，她感到自己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师的距离在缩短。“那些书写在历史书上的人物，现在可以称为我们学校的老师，原来距离很远的人，距离很远的历史，瞬间就和我产生了联系。”

在这之前，苏红阳并不了解，原来北大的倡建者李端棻是贵州人。而乐黛云呢，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贵州人，一个苗族人，特别是作为一名女性，能在学术上作出如此之大的贡献非常不容易。“贵州人在近代历史上的贡献很大”，苏红阳第一次理解了这个说法。“在外省眼中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贵州，也有不输于外省的杰出人物，每次想到这都很激动。不仅是因自豪而激动，也是因贵州人不输外省人的想法而激动，这让我有了更多的信心。”

苏仁光对贵州有强烈的自豪感，总是对女儿述说县县通高速公路等贵州的进步成就，他相信贵州未来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女儿从小时候起就被灌输一种观念，要回到贵州工作，不一定是在村里，就在贵州这边也算是回馈家乡。对此，苏红阳说：“在自己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为家乡做一点点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从改土归流到近代，当大地被打碎，原有的生活被打碎，麻山人茫然失措，踉踉跄跄地度过了最艰难的100多年。在进入新时代之后，新生代麻山人，对故乡怀着别样的憧憬。

没有麻的麻山，也在自我修复，慢慢丰腴起来。在那些扎心的喀斯特峰丛之上，郁郁葱葱的灌木基本覆盖了原本裸露的石灰岩，栾树遍布山冈如玫红色云团点燃深秋。栾树是一种特别耐干旱瘠薄的顽强植物，它的花语为“奇妙震撼、绚烂一生”，微妙地昭示麻山女童的命运。

麻山小学闲置已久的教学楼，现在被一家初创企业租赁下来，作为生产麻山腊肉的厂房。高寒气候使麻山具备一种别处没有的天然优势，那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制作腊肉，而且比别处有更浓郁的香气。腊肉的香气，弥漫扩散在昔日的校园中，当年“三月不知肉味”的麻山女童们已在各地创造和享受这丰裕的新生活。

著名人类学者杨庭硕说，历史上麻山引进麻和玉米等高产作物不是孤立的事件，是当地自然与生态背景和晚清国内政局巨变的复合产物，整个生态系统发生了连锁式崩溃。

如今，另一个自然与生态背景和新时代中国巨变的复合产物正在麻山出现，曾经连锁式崩溃的系统，正在连锁式重建。这是贵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缩影，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