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山女孩,命运的空翻

对北大来说,和苏红阳的通话不过是数以万计的招生电话之一而已。然而,对麻山来说,尤其是对麻山女童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通话。

作者: 特约记者 肖郎平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3-12-18

微信图片_20231123083600.jpg

苏红阳(作者供图)


要考上北京大学,可能性近乎万里挑一。在这种极致的考验面前,每个人的北大之路,都能够延展成为大体相似的求学励志故事。如何从中找出一个更特别的故事?

2023级北大新生苏红阳之所以成为故事主角,是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区域的命运缩影,更是女童教育的历史注脚。

30年前,麻山是苦甲天下的穷地方,如果命运让一个人成为麻山女童,她就不得不忍受一种必然降临的痛苦—失学。但苏红阳升学北大,为麻山女童创造出了新的叙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曾经板结的困境终于走向破裂。

苏红阳为什么表演了一个漂亮的空翻?


麻山红阳

苏红阳出生在打易镇纳降村,这个小村位于黔西南州望谟县和安顺市紫云自治县交界的麻山腹地。相比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她拿了一张不太好的牌,但幸运的是,她遇到了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

她的爸爸苏仁光说,家里人一定要有文化,才能不被别人欺负,女孩子也不例外。在苏红阳看来,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妈妈高永霞更严厉,小学一年级时,她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竟被妈妈打了一顿。“我当时不能理解,现在想来可能是为了不让我骄傲。”

但事实上,苏红阳并非“学霸”。大多数时候,她不是生活在公众幻念中“别人家的孩子”,而是普通阶层人家都可能拥有的普通孩子。她跟着父母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的打工地上学,成绩过得去,也不是特别拔尖。住在类似棚户区的地方,身边的很多孩子都爱玩,她也有点贪玩。

打易镇是麻山区域海拔最高的地方,加上山势陡峭,遇到暴雨天气很容易形成瞬时性的山洪灾害。苏红阳老家背后的山体有裂缝,一家人作为生态移民迁入县城。六年级时,她回到望谟县定居。

在这里,苏红阳的成绩迎来转折,渐入佳境。一方面,她比老家的孩子有优势,考得比较好,从此对学习有了信心和热情;另一方面,在新的环境缺乏朋友,她反而更加专心学习。

中考时,苏红阳没有考入心仪的贵阳一中,而是进入黔西南名校兴义八中。苏红阳的名次并不高,相比很多更优秀的同学来说,心理压力也很大。

不过,这个女孩笃定一个念头:各地初中师资差距是比较大的,学生竞争起点不同;进了重点高中,大家面对的师资力量都差不多,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可以赶上去。“花时间,以勤奋来代替和别人的差距。”

高二时,要分文理科。文科老师特别强调,兴义八中的文科比较强,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苏红阳选择了文科,从那以后,心里朦朦胧胧地有了一个大致的目标。那就是,要考一个好成绩,争取上最好的大学,最好是北大。

最终,她又一次成了那个龟兔赛跑中的胜利者,一直跑到未名湖畔。

尽管家庭并没施加什么压力,可她的内心不想比别人差。“我知道读书对自己的意义,也是为了自己的未来。我一直知道学习是自己的事,把学习看做是一件快乐的事。”

6月23日晚上,高考分数公布。苏红阳以为午夜12点才出分数,心里并不着急。不过,晚上10点多就有人在微信群里说分数已经出来了,她开始紧张起来。高考成绩的短信,发送在爸爸手机上,而爸爸因癌症去上海接受化疗还在回家的旅途上。

苏仁光正好在分数公布不久踏进家门,苏红阳立即拿爸爸的手机查看,一下子就看到674分这个数字。苏仁光非常高兴,激动地拍了拍女儿的背部,对她的好成绩表示赞赏。

能不能上北大?此刻,苏红阳只知道分数,并不知道名次,到底怎么样心里也没数。当爸爸问起来时,苏红阳轻描淡写地说:“想多了,清华、北大分数很高的,我这还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呢。”在安徽外婆家的妈妈接到消息,立刻打了视频电话,妈妈和外婆激动得一夜没睡好。

在获悉更多同学的成绩之后,苏红阳明白自己考得很好,也许有希望上北大。老师也说应该能上北大。苏红阳心里想的是,冲一冲吧,不行,就去上海。

后来,北大招生组联系了她,尘埃落定。

在此之前,麻山涉及的行政片区6个县中,曾有3个县的6名学生考上清华或者北大,但是,其中只有1名孩子来自地理意义上的麻山,而且还是个男孩。

对北大来说,和苏红阳的通话不过是数以万计的招生电话之一而已。然而,对麻山来说,尤其是对麻山女童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通话。从此,北大的学生名单上,烙下了麻山女童的印记。


石头山

11月15日下午,我们前往纳降村。浓雾漫天如细雨包裹一切,昼夜不歇。山上的柏油路光洁如新,像黑黝黝的乌江鲇鱼一样,游走在陡峭的山坡或幽深的谷地之间。山下的公路,截然不同,灰头土脸,车子驶过就扬起尘埃。

我们行车谨慎地劈开浓雾,有一次差点就撞上护栏,车身扭摆了几下才稳住。

和别的著名山脉不同,麻山不是一条山脉或者若干座山的名字,而是一个特定区域的泛指。麻山片区总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是一片绵延400多里的石头山。

有人说,这里山乱如麻,所以叫麻山。其实,人会心乱如麻,山却永远也不会乱成一团麻绳。麻山不但不乱,而且很有规律。

它是典型的喀斯特峰丛地貌,一簇簇锥形的山头分布非常均匀。从谷歌地球软件上看,它像上苍遗落人间的榴莲壳,密密麻麻的尖刺令人望而生畏。

我曾多次在这些锥形山头之间穿行,车子绕来绕去,山却都差不多,好像没完没了。对于曾经步行穿越麻山的人们来说,他们和困在莫比乌斯环里的蚂蚁有什么区别呢?无论怎么奋力前行,眼前看到的,永远都是毫无变化的双侧曲面。

麻山原本是藤乔-丛林系统。刀耕火种的轮作方式,只需要将种子撒播在覆盖着灰烬的地表或在地里戳一个洞就行了。这种做法影响的是地表植物,但不扰动容易流失的土壤,也就避免了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统。

然而,麻改变了这一切。

1731年,雍正改土归流运动结束,清王朝开始管理开发这片过去属于“生苗”的地方。在引种不同作物后发现,这里最适合种植麻。而这片山区也因此得名“麻山”。人们选择在最肥厚的洼地种麻,为了避免积水,戳穿了地漏斗,水土便一起流失到地下的溶洞。

从此,多雨的麻山变成无情的干旱,水变得无比珍贵。

与此同时,在近代中国开展实业运动以后,纺织业的兴起还导致麻失去了市场。此后,玉米和红薯作为耐旱高产作物,被引入麻山,又一次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毁灭性打击。为了在山坡上种玉米,人们砍掉藤本、灌木甚至乔木,放任炽烈的阳光灼烧裸露的石灰岩。

大多数植物无法忍受这恶劣的环境,于是水土流失加剧,甚至发生滑坡。很多动物也就此消失。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麻山,尤其如此。在这片遍布锥形山峰的土地上,生无立锥之地,甚至死也无立锥之地。麻山镇的高桥,曾经是一个靠攀爬藤萝出入的悬崖村。山和山夹着房子,石头和石头夹着土地,地小得可怜,没法让成年人来一次助跑跳远。无处安放的坟墓就在家门口,坟也小,小得好像可以抱起来。

高寒气候也是麻山村落面临的考验。望谟县处于贵州和广西接壤地带,海拔落差很大,南部温暖的红水河畔和北部湿冷的麻山片区形成强烈对比。望谟海拔不到300米的下半截已经感受到广西的温暖,而海拔1300米以上的上半截还在云端倒吸冷气。有时县里开会,南边来的干部穿短袖,北边来的干部穿棉衣。

偏僻而不便,阻隔了麻山和外界的交流。纳降村离镇政府30公里,这样的距离,对东部省份人们来说足以从县城抵达边缘村落。

我们行车中途,在209省道一个叫山王庙的地方,因边坡治理施工耽误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越过这30公里抵达纳降村。相比过去,这已经算好了。毕竟,对苏红阳来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交通,过去只有黄泥巴路。

我们最终抵达时发现,苏家的老房子已被拆迁,空荡荡的宅基地被一层薄薄的苍翠野草覆盖,苏家人留下的唯一痕迹是最边缘残留的鸡舍。湿冷的雾气把人们逼进家里,大门紧闭。村干部叫开了苏家邻居秦胜忠的门,我包裹在厚毛衣和羽绒服中,同当地人们一起坐在火塘边聊天。

纳降村的历史并不长,150多年来,秦、龚、刘、文、冉、吴、龙等姓氏的人家陆续迁入这里。

村主任刘连荣一边在火塘旁烘着手掌一边说,秦家来得最早,至今有8代了,苏家是最晚的,苏红阳的爷爷从邻村入赘落户于此。他们的先辈,可能是因为麻山生态恶化而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居住地,也可能是为了获取更多种麻的土地而主动迁徙。

纳降村教育基础不好。50岁左右的村民,男人都有读书经历,但女人读书比例很少,受教育时间也很短。秦家大女儿是1985年出生的,两个儿子是“90后”,都只读了小学四年级或六年级。秦胜忠的妻子说,实在是条件不好,不是不重视,也不是看不起女儿。

直到2006年国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之后,村民才开始重视教育。

2003年出生的苏红阳,和麻山女童普遍失学或辍学的时光,擦肩而过。“‘00后’就没有辍学生了。”刘连荣说,纳降村300来户人家,最近三五年每年有十几个大学生。“今年15个,8个女生。”

3个月了,祝贺苏红阳考上北大的鲜红横幅,还挂在村委会办公室二楼的水泥栏杆上。麻山的人们很珍惜这种荣耀。


1985年的纳夜镇纳夜小学(今麻山镇中心小学).jpg

1985年的纳夜镇纳夜小学(今麻山镇中心小学)


女童班往事

对苏红阳考上北大的事,秦胜忠说:“希望多有几个。巴不得个个都上。现在呢,攀比,但是好的攀比,比学习。”有没有想过要是苏红阳是个男孩就好了?我问道。秦胜忠俩口子抢着说,那不会,现在男女平等,都一样。

很大程度上,麻山人的观念之变,缘于30年前轰轰烈烈的女童教育浪潮。  

1993年,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蒙素芬(1932-2020)带队深入望谟、紫云、长顺、惠水、罗甸五个县的农村调研贫困状况,并形成一份《麻山在呼唤》的报告。

调查发现,麻山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00元左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麻山镇情况尤为恶劣,五分之一家庭吃不饱,人均纯收入不到100元,155个村寨中只有5个村寨有水源。十分之一的人没有被子可盖,有的住山洞,有的睡稻草或谷壳,有的老人以棺材当床。

和贫困如影随形的是,文盲率太高,入学率太低,女童读书太难。1992年前,麻山乡入学读书的女童仅13名;紫云自治县的打郎小学,办学近40年的历史中仅接收过3名女生。

报告不仅在省内引起巨大反响,也在中央层面产生震动。1994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决定资助麻山中心小学开办女童班。全班共40人,年龄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

刚师范毕业的何臣燕,成了首届女童班班主任。住在土房里,很潮湿; 缺水,拿着水壶上山找水,或向老乡买用马驮来的水。她苦笑着说:“经常喝雨水,黄的,还带泡。我们还开玩笑,喝的是啤酒。”在前锋村芭因组重访时,何臣燕看着树巅上碧绿的佛手瓜说,有捧瓜时连续吃几个星期,“炒了煮,煮了炒”。

何臣燕家在相邻的桑郎镇,同样属于麻山片区。听说女儿要在女童班工作,她的父母还挺高兴,认为离家近。其实,说近也不近,回家要走六七个小时的路。土马路虽然修通了,但是基本上没有车。两年后,妹妹何臣兰也到了麻山教书。有一次,妹妹实在累得走不动,在半路哭了起来,把行李中背不动的食物给扔了。

“有人说,你妈妈素质太高了,两个女儿去麻山,这么苦的地方。”

离家远的学生,要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学校为方便孩子们早点回家,压缩午休时间,下午3点就放学。

有些孩子选择住校,每人带一口锅,宿舍里面除了床,满地都是锅。

每天放学以后,孩子们就结伴去捡干柴。捡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时的麻山,石漠化非常严重,农民做饭取暖都向本已瘦骨嶙峋的石头山继续索取。在一段围墙的墙根下,她们以石头当灶露天煮饭,一旦下雨就没办法,只能等雨停了再说。通常情况下,她们把大米黄豆一起煮,连吃5天,没肉没蔬菜。

女童班的汤佳英有3个哥哥1个姐姐,父母务农为生,偶尔卖点自家养的猪和鸡。住的是黑瓦为顶木板为墙的房子,无论冬夏,风总是从指头大的木板缝隙往屋里钻。“我们觉得很幸运。要不是上级重视,很可能就去打工了。妇联经常带文具等东西来看我们。”

另一个女童班学员袁应现住得更远,她每天早起割猪草,哥哥负责做饭。兄妹俩一起上学,基本上跑步翻过几座山,又跑步回家。

我问她,是不是很辛苦?袁应现觉得,读书和干活已经够忙了,没有时间去思考其他的问题。同学们没人抱怨,有书读就是最幸福的,哪怕一年四季吃黄豆都觉得好香。在她心里,即使一灯如豆也是那么美好。“很怀念那种煤油灯下的感觉,视线不会离开仅有的那点光亮,学习精力非常集中,因为离开煤油灯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袁应现体恤的是父母。“父母很辛苦,已经很努力了,就是没能力做到他们想做(让孩子上学)的事。”那时,除了打砂石或砍甘蔗,没有别的增收途径。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年三十父亲还在红水河边帮人家砍甘蔗,一家人做好了年夜饭等他回来。

汤佳英和袁应现如今都在县城教书。女童班有20多人升入初中,其中,6人跻身高中并最终成为教师和医生等。

9月13日,我们驾车从县城出发,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麻山小学。何臣燕的手指轻轻地从墙面上方掠过,想要触摸又没摸到,喃喃自语地说:“面目全非,面目全非。”她一边缓缓移步打量高大的新楼,一边搜寻往日的痕迹,这分明不是那熟悉的旧模样,往日再也不可寻。

这是何臣燕暌违20年之后重访麻山小学。汤佳英和当年的班主任何臣燕成了同事,也被眼前的景象弄得恍恍惚惚。

1968年,麻山小学只有一间50平方米的茅草房,1名教师,8名学生。

曾经在这里上学的老村干部说,一直到80年代,每个班也只有10个孩子左右。1994年,麻山小学刚实施春蕾计划时,全校学生为100多人。2005年,麻山小学变更为麻山九年制学校,占地面积拓宽至7000多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

如今,校园右侧角落矗立着一栋高大的宿舍楼,汤佳英和何臣燕迟疑着走进第一间空荡荡的宿舍,又迟疑着转身出来。一排绿萝高低错落又有节奏地分布在墙上,贴纸画依然鲜艳明亮。

过去,她们只能在宿舍旁的空地靠着围墙做饭。一旦下雨,就很难生火,孩子们经常被熏出眼泪。如今,这块空地以及老围墙荡然无存,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唤醒运动

麻山女童班的出现,既源自中央重视和社会支持,也源自麻山自身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不仅是对麻山女童的启蒙,也是麻山人民对自身的社会教育。

女童班是幸运的,成了全社会的宠儿。在一张班主任何臣燕和学生合影的彩照中,有3个女孩是粉红色同款服饰;在毕业照中,女孩子们统一穿着白色短袖衬衫。“每年给她们买一次衣服,县妇联出钱。”

那时,麻山大多数人从未踏足县城以外的地方。何臣燕回忆,县妇联资助孩子们去贵阳玩。“到了河滨公园,说是麻山的”,她一边说一边模仿公园工作人员激动的声音,“啊,麻山的!免费!免费!”

何臣燕自身的教育经历,以及从事女童教育的经历,也是观念战争的一部分。

她家中共有姊妹4人,没有兄弟,在农村人看来都是帮别人家养的。父母却希望,女儿们要争气,有个出头之日。为了读书,父母起早摸黑做豆腐或烤酒,有时姊妹们也要半夜起来到河里挑水。一家人节衣缩食,老大穿过的衣服,老二老三接着穿。

在何臣燕成为老师后,初登讲台就接过女童教育的重任。不同之处在于,她的父母为小家庭女儿们读书奋斗,而她要为麻山女童读书奋斗。

然而,唤醒家长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以前有报道称女童班一半人上高中,其实,40人当中,只有6人升入高中。

在贫穷面前,女孩很容易成为不平等的牺牲品。

1995年,也就是实施春蕾计划一年后,麻山小学学生数由1993年的114名增加到239名,女生入学率上升了43%。不难发现,学生总人数增长110%,而女生入学率只上升43%。换言之,男孩还是优先入学。

女童班学生之一汤佳英说:“当时没上学的女伴还是后悔,现在生活不稳当。其实,她们也是想读的,家里老人强烈不愿意,认为没用,要嫁人的。”

即使入学了也可能被迫辍学,女童班的黄定美就是例子之一。她说,读书很艰苦,没水喝,吃的也少。尽管如此,她还是很喜欢学习,成绩也不错。可是,家里反对,不支持她上学,四年级就被叫回家干农活。“当初那么好的机会,特别遗憾没有坚持。”

据望谟县妇联原副主席蒙海莲回忆,县妇联每年会给受助女童发放资助金,逢年过节走访慰问赠送爱心物资。然而,在辍学人员开展劝学方面,效果不佳。

唤醒麻山的教育运动,一直在延续。

袁应现读书时,亲戚和村里人在背后议论说,女生不要读书,但当她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以后,又被当成榜样。“女孩子读书也是有益的,观念不同了。”

刘秀祥因为“千里背母上大学”而孝感天下,最终,这位为读书吃尽苦头的青年回到麻山从事教育。望谟县实验高中设立了刘秀祥工作室,“唤醒”被列为工作室四大理念之首,它包含了唤醒学生热爱学习、唤醒家长重视读书、唤醒教师热爱教育、唤醒社会尊师重教四个方面。

校长罗珍琳倍感欣慰的是,热爱学习的风气已形成,早上5点40分就有学生出来读书,6点10分就遍布校园。望谟县实验高中成立仅5年,虽然学生中考成绩普遍400分以下,但本科上线率超6成,创造了和张桂梅华坪女高一样“低进高出”的成绩。

30年前,全县女童入学率为4成多,至今很多麻山中年男性戏称当年读的是“和尚班”。如今,情形大不一样。近5年来,全县被录取的本科生中,男女生分别为2588人和3159人。从总体比例来说,女生占55%,比男生高10%。

苏红阳家三代人的变化,是最好的说明。爷爷奶奶是文盲,认为女孩读书没用,最大的姑姑没上过学。当女童教育成为麻山社会浪潮时,父亲为两个年幼的姑姑争取读书,最终在老人排斥下,两个姑姑还是辍学了。爷爷奶奶没料到,有朝一日,孙女竟会成为麻山女孩的骄傲。


如今的望谟县实验高中.jpg

如今的望谟县实验高中


故园之恋

兴义是黔西南自治州的首府。1848年,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张之洞的父亲张瑛出任兴义知府。张瑛的一大善举是劝学,建书院和考试院,为贫苦学子“加油”。每到午夜,两个衙役挑着桐油巡城,如有人挑灯夜读便上前去给他添加一勺灯油。张瑛的油灯在城市的穷居陋巷中摇曳着微弱的光芒,但是,它无法照亮麻山的黑夜,甚至无法点亮麻山的白昼。

彼时,麻山还深陷在因“麻”而来的麻烦之中。一首民谣称:“苗家座在麻山头,无吃无穿无处求。祖辈留下苦日子,不知哪年熬出头。”

《麻山在呼唤》曾沉痛地指出,麻山片区苗族人口23万左右,初中、高中、中专毕业生加起来不到百分之一,麻山苗族人民中没有一个作家和各类专家学者。报告的参与者吴德祥感叹,麻山苗族的文化可能比其他区域苗族要落后50年以上。

已退休的老县长罗锦峰说,女童班帮助部分女孩子实现读书的梦想,对当时封闭的麻山片区“女子读书无用”的观念起到一定的扭转作用。同时,少数民族同胞受教育的机会和水平更加均衡,如今,麻山苗族教育水平和全县整体教育水平一致。

事实上,麻山教育在女童和民族两方面都实现了巨大的跨越。毫不夸张地说,这堪称中国教育史上难忘的一页。

如今,苏红阳考上北大,为麻山女童教育刻下了新的历史高度。3似乎是苏红阳的吉祥数字,2003年出生,2013年全家搬进县城,2023年考入北大。这背后,有一条因系列公共政策让望谟发生巨变的时代轨迹,而苏红阳正好踩准了这条轨迹。她不需要为失学发愁,受益于生态移民搬迁进城,又正好赶上望谟教育大翻身的时刻。

某种程度上,苏红阳的幸运,在于赶上了一个友善繁荣进步的时代。正如望谟县政协主席胡亦所言,望谟教育大翻身,是各种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

苏红阳对麻山还没有什么认识,不过,对故乡在心理上经历了一个转变,“由陌生到有亲切感,越长大就越会发现那个地方就是自己家族的根吧”。

北京距麻山2300公里,而故乡的情愫,在苏红阳心里越发升腾起来。10月8日中午,阳光灿烂,苏红阳一边漫步燕南园一边瞻仰大师故居。燕南园58号的主人是贵州人乐黛云和她丈夫汤一介。靠近这些故居,她感到自己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师的距离在缩短。“那些书写在历史书上的人物,现在可以称为我们学校的老师,原来距离很远的人,距离很远的历史,瞬间就和我产生了联系。”

在这之前,苏红阳并不了解,原来北大的倡建者李端棻是贵州人。而乐黛云呢,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贵州人,一个苗族人,特别是作为一名女性,能在学术上作出如此之大的贡献非常不容易。“贵州人在近代历史上的贡献很大”,苏红阳第一次理解了这个说法。“在外省眼中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贵州,也有不输于外省的杰出人物,每次想到这都很激动。不仅是因自豪而激动,也是因贵州人不输外省人的想法而激动,这让我有了更多的信心。”

苏仁光对贵州有强烈的自豪感,总是对女儿述说县县通高速公路等贵州的进步成就,他相信贵州未来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女儿从小时候起就被灌输一种观念,要回到贵州工作,不一定是在村里,就在贵州这边也算是回馈家乡。对此,苏红阳说:“在自己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为家乡做一点点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从改土归流到近代,当大地被打碎,原有的生活被打碎,麻山人茫然失措,踉踉跄跄地度过了最艰难的100多年。在进入新时代之后,新生代麻山人,对故乡怀着别样的憧憬。

没有麻的麻山,也在自我修复,慢慢丰腴起来。在那些扎心的喀斯特峰丛之上,郁郁葱葱的灌木基本覆盖了原本裸露的石灰岩,栾树遍布山冈如玫红色云团点燃深秋。栾树是一种特别耐干旱瘠薄的顽强植物,它的花语为“奇妙震撼、绚烂一生”,微妙地昭示麻山女童的命运。

麻山小学闲置已久的教学楼,现在被一家初创企业租赁下来,作为生产麻山腊肉的厂房。高寒气候使麻山具备一种别处没有的天然优势,那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制作腊肉,而且比别处有更浓郁的香气。腊肉的香气,弥漫扩散在昔日的校园中,当年“三月不知肉味”的麻山女童们已在各地创造和享受这丰裕的新生活。

著名人类学者杨庭硕说,历史上麻山引进麻和玉米等高产作物不是孤立的事件,是当地自然与生态背景和晚清国内政局巨变的复合产物,整个生态系统发生了连锁式崩溃。

如今,另一个自然与生态背景和新时代中国巨变的复合产物正在麻山出现,曾经连锁式崩溃的系统,正在连锁式重建。这是贵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缩影,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注脚。


版权声明

本刊及官网(南风窗在线)刊登的所有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声音、录像、图表、标志、标识、广告、商标、商号、域名、程序、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内容分类标准及多媒体形式的新闻、信息等)未经南风窗杂志社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违者必究。

版权合作垂询电话020-61036188转8088,文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