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7日，广州，建设中的琶洲经济开发区（图/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界和学术界常就“国进民退”“民进国退”，吵得面红耳赤，这种争论一段时间就会发作一次。听上去好像我们必须做出选择： “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到底哪个是对的？

彼之进不意味着此必退，一方发展，另一方也未必就要受损。任何一方的发展对国家发展都是有利的，那么最基本的逻辑就应该是，两者都应该得到充分发展。

事实正是，中国民营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企业块头大了，投资领域增加了，而且在全国经济比重实现空前突破。另一方面，国企也在做大做强做优的道路上奋力前进。

谁也没有后退，大家都在前进，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真相。那些贩卖民企焦虑的声音，只是人为制造对立下的选择性偏见，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图与事实，不会变也不能变。

民营经济不断做大做优做强

每家民企的成长，或许都有一段曲折、艰辛的故事，在其辉煌腾飞的背后也有无数倒下的身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民营经济日益发展壮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从体量上看，2022年，民营经济占国内GDP的比重达到65.4%。如果论企业数量，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4月初，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首次突破5000万户；截至2023年9月底，这一数量攀升到5200万户，民营企业在全国注册企业总量中的比例高达92.3%。

回看1990年前后，那时，我国的民企数量还不到10万家。邓小平第二次南方谈话之后，民营经济突飞猛进。到了2001年底，民企数量猛增到244万户，注册资金达到24756亿元，对GDP的贡献率达到13%。

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出台一系列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2014年，民营企业首次突破1000万家，相比2012年，民企数量增长了3.8倍，民企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不到8成上升为超过9成，净增1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民企无论是数量还是体量，抑或是科技含量，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从经济比重来看，全国工商联原研究室主任陈永杰曾指出，“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实施的10年间，国有经济创造的GDP占比由10年前的50%左右，下降为大约30%；民营经济占比由10年前的不足40%，上升为大约60%多；外资经济占比由十年前的15%左右，下降为近10%。

从科技含量来看，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数量达到47.9万家，比上一年增长了15.5%；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企业的数量和比重分别达到11.6万家和41.4%。目前，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80%，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其中，民企在外贸领域的崛起，尤其引人瞩目。相比2010年，外企和民企在进出口方面的贡献地位倒置，民企从1/4上升为半壁江山，外企从5成变为3成，而国企比重有所下降。自2019年起，民营企业首次成为我国外贸第一大主体，且贡献比重仍在持续增加。

关于民营经济，“五六七八九”是一组广为人知的数据，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2023年，“民营经济”再度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中央集中出台一系列支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重大政策，《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等文件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了民营经济发展局。

更早时候，国家陆续发布过系列针对性文件，如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2010年的“新36条”和2019年的“国28条”等等。

具体到不同区域，多年来，各地地方政府也针对民企，持续出台各种扶持政策。

比如，贵州先后实施了“提高民营经济比重五年行动计划”和“民营经济三年倍增计划”。2022年9月1日，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杨从明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年来，贵州民营经济增加值翻了近4倍，GDP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占全省市场主体的比重达到96.06%。

比如，2022年2月，《云南省“十四五”民营经济暨中小企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民营经济规模实现“一个跨越”，产业发展实现“两个突破”，优质企业实现“两个倍增”。

换言之，民营经济发展至少有两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第一，民营经济不但在增长，而且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持续在提高；第二，民营经济的发展始终得到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扶持。

 2023年10月27日，江苏淮安，沙钢集团淮钢特钢高炉绿色低碳升级改造项目正在建设（图/视觉中国）

从何而来的民企焦虑

令人讶异的是，伴随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做优之事实，舆论场不断出现“国进民退”的不顾事实的论调。正如前些年向家长兜售“起跑线焦虑”是一门好生意一样，如今，向企业主兜售“民企焦虑”也成为一门好生意。

世纪之交，有的地方将国有企业改革简单地看作“国退民进”，以激励为借口将一些国有企业无偿或低价转变为民营企业。2001年，时任总理朱镕基明确提出，简单的“国退民进”提法和做法是错误的，国资委应运而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国进民退”的声音出现。

2008年，受美国金融海啸冲击影响，中国推出4万亿救市计划，“国进民退”声音再度兴起。

事实如何呢？据卫玉涛统计，中国500强企业营收额变化如下：2010年，国有企业的总营收为23.17万亿元，民营企业的总营收为4.46万亿元；2019年，国有企业的总营收增长为55.92万亿元，民营企业的总营收为23.17万亿元。从平均营收额来看，民企2010年相当于国企一半的水平；2019年，这一比例提升到7成，每家营收额高达515.51亿美元。

也就是说，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中国500强企业中的国有企业营收，增速远远不如民营企业，前者增长2倍多，而后者增长5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型民企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即便是2022年春天，在疫情暴发的情况下，民营经济也在多个指标方面实现了增长。

数据并不支撑“国进民退”的说法，但由于个别民企的遭遇被无限放大，部分人刻意无视了整个民企森林，找到一棵生病甚至枯死的大树，然后高呼死亡的威胁。

然而，当他们列举民企倒下的个案时，却忽略了国企的命运。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曾透露，2002—2010年，每年倒闭的国有企业将近5000家，其中也包括央企。另有数据表明，国有工业企业从1978年的8.4万家减少到2017年的1.9万家，减少77%。

有意思的是，李荣融明确指出：“美国安然公司、雷曼公司的倒下给我强烈的刺激，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一样会垮掉，我想要害是如何搞好企业。”言下之意，倒与不倒，不在于所有制属性，而在于企业本身的市场生存能力。

有人认为，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事实是，欧洲国家本世纪以来经济乏善可陈，除德国情况稍微好点以外，大多数萎靡不振。

有人声称，国运兴衰看民企，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中国的未来。事实是，国运兴衰也看国企和外企，没有哪种经济力量会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中国的未来，由国企、民企、外企乃至无数公民个人共同托举。

有人简单断言，“创新的主体必然是民营企业。所以为了建设中国的创新经济，一定要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事实是，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自动拥有创新经济，即便是西方国企也在创新。中国民企科技创新数量多是事实，而国企承担重大科技创新任务也是事实。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末，国资委网站发布央企科技创新成果推荐目录（2020年），这份目录涉及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零部件、分析测试仪器、基础软件、关键材料、先进工艺等8个领域共178项技术产品，其中相当部分是克服西方“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全球被忽略的国企贡献

西方也有国企？事实上，国企曾经是东西方无论哪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同的企业形态。

罗斯福新政的一大举措就是国有化。二战期间，美国通过国有企业加强对运输、航空、港口和电讯等基础行业的持续投资，同时为解决退伍军人住房问题，政府出资建立房利美和房贷美从事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业务。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邮政、电话和铁路行业，这些行业的国有经济占比大约为25%。1979年，美国国有经济的资产价值，占美国国民财富的30%以上。

二战后，为恢复经济和解决社会问题，联邦德国政府在汽车、钢铁等支撑经济命脉的基础性行业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法国也进行了多次国有化运动，国有企业对西德、法国重振国家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在国企上班的英国人占就业人口1/4，而芬兰更多，达到1/3。1978年，英、法、德、意、奥等国家在邮政、电信、电力、铁路等行业国有化程度均达到100%。

国企有国企的优点，不应该被妖魔化，英国电力系统国有化就是一个例子。国有化之前，伦敦曾同时存在17种不同的直流电压和20种不同的交流电压，消费者购买电器成为一件复杂的事。国有化之后，500个独立的供电企业被整合为14个地区供电局，电压标准化了，用电的安全性也大大提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私有化运动，这在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这两大保守政治人物登台后加速，到90年代登峰造极。

尽管西方在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影响下大力推行私有化，但是，不同国家仍有不同表现。法国时任总统密特朗是一个另类，强势推行国有化。近年来，法国国有企业总营业额占GDP的10%左右。英国随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出现“私有化—国有化—私有化”的拉锯战。联邦德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17年底，德国共有国有企业1.8万家，总营业额占GDP比重为17.6%，主要集中于能源、房地产、供水、卫生、运输等行业。

美国作为私有化最彻底的国家，国企数量不多，然而国企块头之大极其惊人。在2021年全球最大国企前10名中，美国的联邦国民按揭集团和联邦住房按揭集团分别为冠亚军。尤其令人咋舌的是，中国五家最大国企总资产为12341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最大国企一家资产的3成。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尽管美国私有化轰轰烈烈，但放在更长的时间段来看会有不同发现。据学者研究，美国国有经济占GDP比重，1959年为12.8%，1972年增长到15.2%，1990年降为13.7%，1999年再降为12.5%。

加拿大住房按揭集团公司和加拿大财险公司两家国企，总资产达3600多亿美元，相当于加拿大GDP的16%，而中国5家入榜国企只相当于本国GDP的6%。

中国社会科学院加拿大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姚朋发现，不管是18世纪还是在当下，加拿大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金融、能源、交通和公共服务领域，加拿大国有经济体量占GDP的分量一直在12%左右徘徊。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郎昆，多年来持续研究西方国家国企。他指出，要用历史的视角认识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模式，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历史上都普遍存在，国企为解决二战后的社会问题发挥了关键作用，至今在公共服务、国家安全战略等行业仍普遍存在。

21世纪初，对国有企业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一方面，很多进行私有化改革的经济体如原苏东国家、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不少发展中国家再次重视发展国有经济；另一方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不少发达国家通过财政注资等方式来拯救困难企业，同时一些政党开始号召重建国企，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也普遍上升。2022年，受俄乌冲突、能源危机因素影响，德国和法国政府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推动了能源企业的重新国有化。

总而言之，国企对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企不仅对西方国家经济有过突出的历史贡献而且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其次，国企至今占据西方国家的命脉行业或重大民生行业，起到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器作用；最后，国企始终是西方国家面对危机时的重要力量，成为努力避开经济危险的安全阀门。

“国进民进”的共同富裕之路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辉煌历史也是民营经济的辉煌历史，改革开放成就了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也为改革开放出了大力。

不过，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民营企业绝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也不是自生自灭的一股力量，而是改革开放扩大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因此，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

所谓“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这两种论调都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它们假设了一种经济蛋糕总量固定不变的前提，你多一点我就少一点。然而，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中国经济过去成长非常快，现在也仍保持良好的成长性。

无论哪种资本背景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增长空间，都有自己的增长轨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总的来看，民企比国企成长速度更快，既不存在民企自身退步的情况，也不存在因为国资收购民企而导致民企退步的情况。

西南财经大学博导盖凯程教授等人在研究中发现：1981—2016年，公有制资本总额从6095.2亿元增长到14.4万亿元，非公有制资本总额更是从5.8亿元增加到150.8万亿元；1998—2017年，公有制企业利润总额从919.9亿元增加到5279.6亿元，增长近5倍，非公有制企业利润总额从418.6亿元增加到4.1万亿元，增长98倍。针对国企收购事件，盖凯程认为，与其当作“国进民退”的佐证，不如称之为“资本出清”更为恰当。

有人说，民营经济从草根成长为树根。但是，我们不能忘了，中国经济这棵大树不是只有民企这个树根，国企、外企以及资本混合型企业也是树根，这才是中国经济根深叶茂的全部事实。

向民企和民营企业家泼粪不应该，向国企和国企管理者泼粪也不应该，向外企和外企管理者泼粪还是不应该，每一种能够为中国发展做贡献的经济成分，都值得尊重而且都值得平等对待。

因此，当下比争论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矫正倾斜的天平，理性平等地对待所有在市场经济中付出努力的经济实体，无论它是哪一种资本。

“两个毫不动摇”是辩证的，也是硬币的两面，不能只看只讲一面。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国进民也进”或者说“民进国也进”，是携手共进的关系，而不是你进我退的关系。人为地将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危险的，也是没有良心的。

准确地说，国企是顶梁柱，民企是自己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3年12月，富有传奇色彩的央企掌门人宁高宁在第21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演讲中明确表示：“我觉得所谓的‘国进民退’也好‘民进国退’也好，这个争论应该终止。”

他解释说，国企和民企经过三四十年共同的竞争、发展，现在已经分化得非常清楚了，产业分割得也非常清楚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谁的设计。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是民族企业，应该同等支持。“哪个产业民企没有做好，是因为国企给它障碍了？应该依据不大。”

宁高宁认为，对伪命题的争论，影响人们对企业的理解，阻碍了我们的思维。“没有人因为所有制的问题而长期地说我这个民营企业就不行，或者是国营企业就一定怎么牛，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