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一则名为“建议取消自动续费”的词条冲上热搜，像一粒石子投入安静的湖水，激起舆论的阵阵涟漪。

这是一则两会提案，来自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希肯国际文化集团董事长安庭。详细的提案中，安庭写道，如今的付费软件“自动续费”功能隐蔽性强、取消订阅困难、费用不透明，且存在一定的欺诈行为和订阅陷阱。他建议加强监管，取消强制性的自动续费功能，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安庭告诉南风窗，他们在事先调研中发现，某消费者服务平台上关于“自动续费”的投诉记录，竟显示超过10万条。

他由此想到，“被‘自动续费’困扰的人群可能比这个数字更多，毕竟个体个案的维权成本太高，很多人不会选择去投诉”。

隐蔽的同意条款、繁冗的取消程序，个人账户中被悄悄扣除的每个月十几块钱或几十块钱，微小而不经意，倘若聚沙成塔，或许就是关切千万消费者权益的庞大困惑。

把从普通生活中发现的小小困扰，经过严密的调研、论证，递交给全国两会的平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七年以来，安庭坚持关心普通人真正关心的，去说普通人真正想说的。

提案来自日常

南风窗：你今年的提案，“关于加强付费软件‘自动续费’乱象监管治理力度的建议”，在两会还没开幕前就登上了热搜，你看见了吗？什么感受？

安庭：这个提案涉及的面比较广，我认为之所以能上热搜，最重要的是反映了民生关切，同时它还关系着互联网业态如何健康发展的讨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的古训，付费软件“自动续费”尽管涉及的是小金额、小问题，却关系千千万万用户对于公平消费的感受，积累起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把它写进相关建议，积小善而致广大，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履职尽责的切入点。

南风窗：为什么决定把它写成建议，递交给全国两会？

安庭：我的家人、朋友，甚至我自己，都曾遭遇“自动续费”带来的困扰。扣费扣得莫名其妙，退订起来却很费劲。每个月的续费金额虽小，但积少成多，往往发现时已经花费了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对智能手机等设备不熟悉的老年人，以及没有养成消费习惯的青少年，尤其容易吃“自动续费”的哑巴亏。搞不清楚谁扣的费、扣的什么费，对应的服务是什么，不想要了如何退订，经常是一笔糊涂账。

很多付费APP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没有尽到“提示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内容”的义务。繁琐的程序极大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退订续费服务隐藏得极深、障碍重重，经常要深入到软件的第四、五级页面才能完成。这其中还包括自动续费前不通知、默认勾选自动续费、提示文字故意使用浅色小字等套路。

但因为涉及的金额通常较低，个案维权的经济、时间成本高，操作性极低，很多人默默放弃了。所以，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调查研究，经过论证，在两会上提交了建议。

南风窗：今年，你的另一个提案是关于“药品说明书全面启用‘大字版’‘简化版’的建议”，这个提案是怎么来的？

安庭：真的是来自生活。有一次，家中老人把药品说明书给我，让我帮着辨认上面的内容，我也看不清，再转交给旁边视力良好的年轻朋友看，对方还是很吃力，后来拿着放大镜才最终看清。我们拿起一粒米横过来放到说明书上，居然比2—3个字还长。说是“蚁字”，大一点的蚂蚁或许都比一个字大。

后来，好不容易看清用法用量后，我们又难于将毫克或克这些精密的计量单位换算成多少片、多少粒，只好跑去药店现场咨询。

从药店回家的路上，我看向小区里的千家万户，突然就想，药品说明书上的“蚁字”虽小，却是一个困扰几乎所有需要服用药物的普通人的大问题。

南风窗：据你们调研，药品说明书的字为什么都这么小？

安庭：我们对一些药品生产企业进行了抽样调研，原因大体上有两个。一是厂家出于生产成本收益比的考量，试图在尽量小尺寸的纸张内塞进去更多信息；二是药监局对于药品说明书有强制规范，必须将几乎全部专业内容公示在说明书上，如果使用大字体印刷，一般小巧的药品包装盒根本塞不进去。

但是，普通患者真的需要读取这么多专业信息吗？我们发放了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发现，超过95%的药品消费者最想要了解的是“适应症（即功能主治范围）”“用法和用量”“禁忌”“有效期”这几项信息，对“成分”“化学结构式”“药效原理”“毒理”“药品动力学”“执行标准”等过于专业化的信息表示无感。这些内容或许原本是给药剂师或相关医疗工作者准备的，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不仅造成信息冗余，还迫使说明书的字体变小，以至于难以辨认。

所以，我们最终将提案确定为“关于药品说明书全面启用‘大字版’‘简化版’的建议”，希望在药品说明书内容简化的基础上，让大字版成为现实，让药品说明书的不同版本更有针对性地触及普通患者与专业人士，大家各取所需。

提案应着重于解决实际问题

南风窗：选择怎样的提案带上全国两会的舞台，你个人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安庭：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标准是：国之大者，枝叶关情。

如果系统性地总结，我认为提案工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把握好提案工作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搞清楚“提案”为谁而提？社情民意在哪里？专业性与“社会通识度”的关系如何平衡？

其次，抓住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提案工作与通常的课题研究有所不同，不存在大量篇幅供作者论述，所以需要提炼升华主要内容，折叠压缩次要内容，剪除无效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思考。

最后，提案应当着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方法、策略步骤等，避免过于原则性的、笼统的表达。

提案工作重在关切度、预判力与可操作性。“伤十指不如断一指”，在有限的篇幅里锚定某一个或某一类的问题，集中发力。

南风窗：与会的委员代表，通常会更倾向于关注自己所在行业发展的难点痛点，你自2018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早期递交的提案也是如此，更聚焦于文化行业的发展。但渐渐地，你的提案中会涵盖更多聚焦公共利益、贴近社会民生的内容，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安庭：与其说是“转变”，不如说是“涵盖”。

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的时候，我的第一份提案就是关于“研究推动文化产业成为第四产业的建议”。文化产业比较特殊，它并非可以简单适用于“一般服务业”的行业范畴。经济属性上，文化行业能涵盖、链接几乎所有行业。那么在提案方面，出于文化天然的向善视角，我会更偏向于聚焦公共利益、贴近社会民生的建议。

南风窗：往年你提交两会的各项提案，得到了相关部门怎样的反馈？

安庭：我想讲两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我从小在北京中轴线鼓楼附近的胡同里长大，对这座城市的民俗讲究、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感情。2018年5月，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首次参加十三届一次会议，会后不久，我撰写了一份有关“着力加强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居民‘原生态生活方式’保护”的建议。不到两周的时间，我接到了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参会通知，我被遴选为与会的唯一一个民营企业委员进行发言。

我在会上说，正是一方人，造就了名城名镇的一方水土。居住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里的居民，才是装在“特色建筑”硬件里的历史文化灵魂。人人都知道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苏杭的小桥流水人家、广州的大屋，但是谁来关注胡同里还住着谁，弄堂里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是否便利，广州大屋的居民是否还会讲粤语？

我的提案得到了与会领导和委员们的重视。这次座谈会后不久，住建部就出台了“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体检评估制度；明确了“对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不得违背群众意愿搬空原住民进行商业、旅游开发，在开发时必须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对个别破坏特别严重并整改不到位的，列入濒危目录，直至撤销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称号”。

这份建言成果，就发生在会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履职建言渠道之畅，建言成果效率之高，我想这体现了政协的工作风范与效率。

第二个小故事发生在2021年两会期间，我提交了一份关于“鼓励大中小学定期开设学农类实践课程”的建议，当时一经报道，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位居微博热搜榜榜首长达7个多小时。

后来，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德智体美劳中的“劳”字列入党的教育方针与理念，明确提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纷纷根据自身条件，在中小学开设了或计划开设农业劳动类实践课程。

以上两个小故事，是我这些年来的提案工作得到的比较典型的反馈效果，而我绝大部分的提案也都得到了立案与积极回复。

南风窗：今年是你全国政协委员履职的第七年，刚刚闭幕的这届两会，较往年来说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感受？

安庭：一年之计在于春，每逢春天两会的召开，对我们来说都是全新的。过去的履职做得再好，那么在新的一年里也都必然要重新踏上征程，从零出发。

很多人看到的是两会上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最新动向，以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议案、提案。但其实很多工作早在春节过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开始运筹、酝酿了。

新鲜或许意味着一种活力吧，意味着同理心、共情力的表达—对我来说，就是与党和国家同理共情，与社会民生同理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