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老顽童
在愈发商业化、科技化的社会,人变得越来越没有余裕,时间和空间都被无限压缩,连停顿、喘息和玩耍的机会也没有。
漫画家朱德庸
要采访朱德庸,心里还有点偶像情结,毕竟电视剧《粉红女郎》大红大紫的年代,当时我虽少年不知愁滋味,但十分喜欢跟着刘若英扮演的“结婚狂”一起唱着:“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而从电视剧开始,我认识了《粉红女郎》原著的创作者、漫画家朱德庸,又似懂非懂地看起了四格漫画《涩女郎》《双响炮》《醋溜族》等—对于1980年代出生在大陆的小孩来说,朱德庸漫画里的那些人物形象是很新潮的。此外,朱德庸还著有《绝对小孩》《大家都有病》《关于上班这件事》《什么事都在发生》等深受两岸读者喜爱的漫画作品。
3月7日,我来到朱德庸位于台北市的工作室。工作室布置得相当有趣,除了陈列了朱德庸的书以外,还有不少好玩的摆设,可以看上一阵子。朱德庸和妻子冯曼伦晚到了一些,因为去张罗蛋糕。草莓蛋糕摆在一个有猫咪探出头的白色碟子里—这碟子也太好看了吧,是懂得寻找生活中小趣味的两个人啊。
“我说要迟到了,蛋糕就不要买了。”朱德庸讲话很慢,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灰白,发尾有个外卷的弧度。
“我想说你们可以一边吃一边聊。”朱德庸的太太冯曼伦帮忙招呼着。
朱德庸并不擅长与人交际,也不喜欢被采访,他形容自己是隔着玻璃球在观察这个世界。朱德庸在53岁的时候被诊断出阿斯伯格综合征,这让他“原谅”了孤僻的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
但哪怕出生于1960年的朱德庸已经64岁了,用当下时髦的语汇来形容的话,他仍旧充满“少年感”。向内探究就会发现,这是因为朱德庸的心里住着一个小孩,而朱德庸也小心保护着这个小孩,让他得以一直保持赤子之心。
在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玩
“老实说,我碰到我太太之前,都是自己一个人玩,在心里面玩。”
这是不是因为阿斯伯格综合征,朱德庸自己也搞不清楚,但他就是没办法和别人玩在一起。而且,只要跟团体在一起,自己就是最倒霉的那个—不仅玩具抢不过别人,就连幼儿园下午发饼干,轮到朱德庸的时候,饼干就刚好没了。
他干脆跟虫子玩。老家庭院的花草里有各种昆虫,蚂蚁、蟑螂、蜜蜂……还有蜘蛛,它们是朱德庸的朋友。“那个世界就是我所有的世界。我跟虫子在一起的时候,完全不会有隔阂,不会自闭,也不会自卑。”
长大一些后,朱德庸便从观察虫子转而观察行人。观察之后,他便在脑海里想象,如果自己碰到这个人,会与之发生怎样的故事和情节—这大抵便是他所谓的“在心里面玩”,凭借观察和想象,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因为学习成绩差,朱德庸一直都是那个在学校和家中不得宠的小孩。他很确定母亲并不喜欢自己,所以每次受了委屈,朱德庸就用笔将受到的气全部画下来。而画画,是朱德庸内在小孩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
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的呢?朱德庸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四五岁的时候父亲给了他一张纸、一支笔,他便开始画画。也没人系统性地教过他怎么画,小学参加美术比赛,他连水彩要沾水都不知道,只是干巴巴地在那边画,心里想着:奇怪,为什么别人的笔那么好画。
朱德庸并未将自己的绘画才能定义为天赋,他更倾向于认为那是一种命运。曾经只要有一个人阻止他画画,他都不会成为“漫画家朱德庸”,因为作为成绩差的孩子,他只是个被“放牛”的、性格孤僻的孩子罢了—“在那个时代,至少家长允许孩子没出息。”朱德庸如此解释这股“命运”。
而长大以后的朱德庸也才明白,自己学习成绩差是因为有识字障碍,而阿斯伯格综合征让他本就与外界沟通存在一点障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常常存在一定信息差。所以,知道自己患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时候,朱德庸很想抱抱曾经那个还没长大的自己。而阿斯伯格综合征,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呢?
当然,不喜欢与人接触,不代表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奇,朱德庸将自己对世界、对人与事物的观察全都用笔记录了下来。念大学的时候,系刊让他帮忙画东西,没想到系刊发到外面被报社主编看到。主编甚是喜欢,便向他约稿,于是朱德庸慢慢进入了这一行。
1985年,25岁的朱德庸开始服兵役。他晚上用手电筒照明,创作的《双响炮》在《中国时报》连载,一时之间,声名大噪。退伍之后,他便进入报社工作。在那个纸媒的黄金时代,进入报社等于拿到了金饭碗,不仅薪资待遇好,而且社会地位也高。
从小因为成绩差被很多人看不起、被踢来踢去的朱德庸,一下子成了亲戚眼睛里的“大明星”。
不想上班,成为Soho族
所有台面上的条件都看起来不错,但慢慢地,朱德庸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你知道吗?你可以骗得了别人,但骗不了自己。那时候我觉得既然已经拥有了所有人羡慕的工作,为什么还是不快乐?尤其显现在我上班的时候。”
朱德庸的上班时间是晚上7时半,等记者编辑交完稿后,他进去画插画。但朱德庸常常拖到7时15分还在家里,通常画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最多两个小时。所以其实朱德庸的工作时间比所有人都短,但薪资加上稿费,收入却是很高的。
然而,朱德庸常常拖到7点15分还在家里,因为心里就是不想去上班。好不容易出门了,还非要用走路的方式去报社。一直拖到超过8点,实在没办法再拖了,才打个计程车。
朱德庸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只要到了上班的时候,就会拖拖拉拉。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了4年。直到有一天,也是拖到最后没办法,朱德庸走在家附近的巷子里,突然吹过一阵风。就是这寻常天里一股寻常的风,突然把朱德庸吹醒了。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去上班,即便这份工作和环境是别人称羡的,但我没办法再强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情。”
朱德庸认为,自己从出生开始就在被强迫,因为他并未要求来到这个世界;被迫出生后,还要被迫去上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念完大学后又被迫去服兵役。“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根本不会选择诞生在这个世界。”
“我已经被迫做了那么多事情。好不容易服完兵役,该尽的责任义务都尽了,而我今天竟然就去上班了。上班之后我可能一上就要上几十年,然后在这几十年里,每天一到7时15分,就要强迫自己离开家门。即便上班时间再短,也是强迫。我突然觉悟到,已经没有人能强迫我做任何事情了,我竟然强迫自己去上班。”
那天想通之后,朱德庸就在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事情?当时航空公司在招机长,朱德庸觉得开飞机是件很有趣的事,加上自己是甲等体格,便想去报考机长。“正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把漫画甩掉!”
当然,当机长本质上也是上班。朱德庸后来回想的时候,他是这么理解自己的:小时候画画是兴趣,后来变成一种自我心理治疗,但当画画变成职业时,他同时感到隐隐不安。因为在台湾的社会氛围里,想要画画就准备饿死,这是个没出息的行业,不算“正当工作”。他内心深处,还存在着成长过程中来自社会“精英化”教育的阴影。
朱德庸将“想辞职”的想法告诉太太,原本以为会受到很大的阻力,但太太冯曼伦却和他说:“如果不想做,就别做了。”不过,冯曼伦并不赞同朱德庸去开飞机,她告诉朱德庸:“会开飞机的人很多,但有资格做专业漫画家且有才气的人,并不多。你应该继续画下去。”
当时冯曼伦是《联合报》副刊的主编,当年她自己也接触过非常多漫画家,但很多漫画家还有其他工作,因为专业创作者非常少且很难生存。她觉得朱德庸是极少数也许可以尝试走成专业漫画家这套路的人,去开飞机太可惜了。
就这样,朱德庸辞掉了金饭碗。没想到,一星期后,太太也从报社辞职了,冯曼伦也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而他们身边的人,都认为他们疯了,放弃了大好的薪资,而且房贷也还没缴完。
“那时候我们去便利超市的时候会讲好,超过75元的东西就不要买了。”朱德庸说。
“哼,就是那个小孩”
很难想象,画出《绝对小孩》的朱德庸,在自己的儿子刚出生的时候,躲在书房里三天没说话。但随着儿子的成长,他仿佛重新经历了一次童年。
朱德庸的童年过得其实不是很开心,所以他对童年没有任何怀念。有了小孩以后,他开始回忆起童年的很多事情。“这些回忆一点一滴回来后,我决定用一个小孩子的方式跟我的儿子相处,而不是以一个爸爸的方式。”
怎样是小孩子的方式呢?朱德庸会和自己的儿子抢玩具;玩游戏从来不让着儿子;如果儿子打他一下,他也会打回去。“我跟他玩任何东西都不会让他,因为我也是一个小孩,我是要赢的。”
以前朱德庸的儿子常常会哭着去找冯曼伦,直到有一天,冯曼伦说了一句话,儿子就懂了。冯曼伦说:“你不要看爸爸人那么大,他其实身体里面是一个小孩。”
后来每当朱德庸用小孩的方式对待儿子,儿子就会站起来说:“哼,就是那个小孩!”
“我小孩比他还像大人。”冯曼伦看着朱德庸,笑盈盈地补充。
因为不希望儿子经历自己那样的童年,朱德庸夫妻的教育方式,就是让儿子好好享受童年、好好玩、开心快乐。有时候一家人在家里吃中饭,在电视里看到阳明山在下霰,觉得非常有趣,就立刻开车去阳明山玩。儿子放暑假的时候,朱德庸比他还开心。“因为对我来说,太棒了,他可不用去上学了,我们可以玩两个月!”
即便没有放假,只要遇到可以玩的时候,朱德庸夫妻就会帮孩子请假。“我们有时候要去旅行,就会到学校和老师沟通,老师问我要请多久,我就说请一个月。我希望趁孩子还小,带他到处看看。”
因为一天到晚把儿子带出去玩,没想到有一天早上,儿子自己把衣服穿好、把书包背好,把熟睡中的朱德庸摇醒并哭着说,自己想去上学。
有一阵子朱德庸夫妻住在市区,儿子也跟着去市区的学校。但这所学校太严格了,每天做功课要做到晚上11时。朱德庸夫妻觉得这样不行,于是把儿子转去了之前管理比较松散的学校。别人挤破头想进的名校,朱德庸却把儿子转走。
来回交通需要朱德庸接送,送到儿子三年级的一天,儿子的老师跟朱德庸说:“朱爸爸你今天没有迟到哦,你准时到了。”
朱德庸幽默地回答:“老师我长大了。”
2007年朱德庸出版《绝对小孩》,这部陪着自己的小孩过一次童年、充满童心和想象力的作品,深受读者喜欢。那时候读者问朱德庸,为什么现在的大人不快乐,要怎么样才快乐?朱德庸的答案是:“回忆一下你的童年,童年做的事情是最快乐的,你现在就想办法去做。”
因为和儿子一起经历了一次童年,这更加让朱德庸反思起教育:“华人的教育有时候扼杀了小孩自由发挥的能力,于是很多小孩小时候是不快乐的小孩,长大以后就变成了不快乐的大人。我就一直跟大家说,一定要让孩子去发挥自己的天赋,千万不能帮他决定事情。”
最后朱德庸的儿子大学考上了昆虫系,朱德庸很开心。这对他来说好像一种奇妙的缘分,映照着小时候和虫子玩耍的自己。
四格漫画风潮
虽然泛泛说起来,都是“画画”,但朱德庸擅长的四格漫画绝对没那么简单。
四格漫画是用4个格数来构成一则故事的漫画形式,好的四格漫画,在短短四个格子即达成故事的“起承转合”,而且或幽默风趣,或讽刺批判。早期的报纸和杂志,因为篇幅有限,所以四格漫画很符合媒体需求。
“我的画其实讽刺性、批判性非常高,我要用我的漫画把那床棉被掀起来给大家看。因为这个世界的棉被太多了,把所有不堪的事情都一床盖着,我想用漫画把它掀起来。”
要在四个格子里把一件事情说清楚,而且还要幽默,更重要的就是要有观点。这不是一件易事。而且能够用的对白有限,这要求每一格的对白最多10个字。“相当于给你一个很小的房间,但房间里什么东西都要有,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小而精,反而更难。也因为四格漫画的挑战性高,所以画的人少,能留下来的好的作品也少,而朱德庸却用四格漫画说出了几乎所有的现代生活:反思婚姻关系的《双响炮》、描绘单身女性的《涩女郎》、讨论雇佣关系的《关于上班这件事》、探讨年轻世代的《醋溜族》、回顾童年的《绝对小孩》,乃至深掘当代人类困境的《大家都有病》……其中, 《涩女郎》在2002年被翻拍成脍炙人口的电视剧《粉红女郎》,时至今日,还维持着高热度的讨论。
2023年是《粉红女郎》播出20周年之际,有网友对朱德庸说,这部电视剧是很多人的情怀。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万人迷”、只要工作不要婚姻的“工作狂”、一心想结婚的“结婚狂”、不懂爱情也不懂婚姻的“天真妹”—对于Y世代来说,这些不完美但可爱至极的女性,携带着时代的独特印记,伴随着一代人成长。
“粉红女郎们”并不是朱德庸心中的“涩女郎”,但对于朱德庸自己来说,他对《粉红女郎》也有独一份的情感,因为这是他和太太参与最多的一部改编。从一开始的授权到后来的选角、开拍、探班,杀青后,戏中的演员逢年过节还会打电话问候朱德庸。
“我记得刘若英要背台词的时候,是找我小孩跟她对的。我小孩就拿着剧本跟着念,两个人都在那一起演。回想起来,实在是蛮多回忆的。”
后来,朱德庸决定停笔“涩女郎”系列,因为这群可爱、独立又独特的女性,早就长出了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在朱德庸专属的、想象的世界里活出自己的天地。
近期,朱德庸正忙着准备自己的新书出版,内容是关于年轻人在时代里的困境。“而且所谓的时代是蛮短的,大概现在20~45岁的年轻人,这个最可以追求人生的一段时间,也是年轻人最困惑、最没办法施展的一段时间。”
其实对于时代,朱德庸是悲观的。在他看来,愈发商业化、科技化的社会,人变得越来越没有余裕,时间和空间都被无限压缩,连停顿、喘息和玩耍的机会也没有。
这是朱德庸那个“内在小孩”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感受。而小孩子的感觉,往往是最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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