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的梁晓声,还在书写“人世间”

他真正关心的是,具体的个人,在具体的处境里,如何激发出人性深处的精神潜力与心灵魄力?

作者:本刊记者 肖瑶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4-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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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梁晓声


梁晓声已经75岁了,对他来说,接受采访是一件比写作困难得多的事。

受访时,为了保持基本的仪态和礼貌,他必须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对于如今的他而言,这成了需要额外付出精力和体力的事。因为长期伏案,他的颈椎与脑供血都出了点毛病。

“你不要介意”—梁晓声用温和的语气告诉我,他很不喜欢被采访,面对一个陌生人,说一些“可有可无的话”,要“特别地不允许自己走神儿”;各式各样的大型讲座或活动,台下乌泱泱的听众,或许“没有几个人是真正读书的”。

这些都让他心力交瘁。

我们的采访结束后,梁晓声又果断委托出版社帮他拒绝了几场活动邀请。“我是一定不会去的!”他重重叹口气,显出些无奈和委屈。

有时候,我很感谢坐在他身边安静聆听的皮皮。皮皮是一只5岁的泰迪,它多少调和了偶尔紧绷和阻滞的气氛。采访开始前,梁晓声搬来一张竹藤椅挨着自己,那是皮皮的专座,凉快。梁晓声冲皮皮喊:“上来开会!”皮皮犹豫了一会儿,跳上了竹椅,一面继续吐着舌头散热,一面缓缓向靠近梁晓声的方向匍匐下来。

因为一写作常常就是几个小时,梁晓声无法陪伴皮皮,正值壮年的小狗只好跟自己玩,难免孤独。一旦来人,它又难免兴奋。敲开梁晓声家门的时候,皮皮就先人一步迎出来,用摇尾巴和舔舐欢迎来客。它的好客给寂静的家添了点夏日热情。

7月初的北京,梁晓声在家里不开空调—倒也不热,阳台上偶尔徐徐有风。可同他聊天,风吹不散紧绷感。

梁晓声的直言与坦率,会让初次见面的来访者被迫卸下伪装。讲到后头,他抽起烟来,写作时也抽烟,“注意力难以集中是因为身体的毛病,抽烟又对身体不好”,成了一个令人发愁的闭环。

2021年,梁晓声那部曾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被改编为电视剧,并势如破竹地冲上2022年收视率第一,创下CCTV-1三年来新高。

彼时73岁的梁晓声,借此被更多年轻人看见。人们发现,他笔下那个遥远的时代,竟持续散发着鲜活热忱的气息。梁晓声的笔与他的眼一样,总愿意带着温暖与善意进入人间,于微处提炼真实复杂的人性,在席卷个体的时代罅隙里,也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在近期出版的小说集《孤独的清醒者》里,梁晓声继续书写“人世间”。十个中短篇,聚焦家庭与官场,欲望与良知,心灵与精神的困境,命运的荒诞和偶然。没有嬉笑怒骂,平实朴素的语言编织着一个七旬老人于微处管窥到的真实世情。

写作近半个世纪,梁晓声没有请过助理或帮手。人到晚年,生活要做减法,留下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如今,他住在北京偏安一隅的旧居,一人一狗,白日清闲。每日写作至少8小时,以纸为棋,日拱一卒。他喜静,养兰花,用各种方法保持头脑的清醒和稳定。

某种程度而言,生活的稳定性组成了人生的稳定性,正如他用笔墨不厌其烦拭亮的人间的道义与担当,心灵的韧性与热情。


“该写”

梁晓声住在北京昌平区一老式小区,楼梯房,最近的地铁在两三公里外。他的书房既用于写作,也作临时会客室。一面墙的正中央挂着列夫·托尔斯泰的油画像,另一面挂着三张风景画。其中一张油画是市场上花250元买的,其余两张是从曾经的挂历里裁剪出来的。日子过期后,梁晓声觉得挂历里的图画怪好看的,不想浪费,遂摘下,裱起来。

书桌上放着一块A4纸横宽的木砚,用来垫高书写的纸板。写作50余年,他仍然坚持手写,《人世间》115万字,全文钢笔手写。如今,他每天最少伏案8小时,写10页稿纸,3000字左右。随着年龄增加,他越来越容易眼花,戴着眼镜也会把字写得很大,于是格子纸也用不了了,就在白纸上写。

最近,他在写一个剧本,从1940年代末的东北写起。不是约稿,梁晓声自己想写,他就是觉得,有些东西,“该写”。他不写,谁来写呢?

稿纸左侧有两只相框,分别是梁晓声已逝的母亲和胞弟。右侧则躺着一红一蓝两支笔。蓝色写初稿,红色作修改。近年来,梁晓声对自己的写作变得挑剔,以前常常等全稿写完后再润色,现在可能“一行字写下来,马上就会感到多了几个字,然后随时用笔勾一下”。

上世纪末,pc初现的时候,他也买来过大屁股电脑,可捯饬半天也没学会打字,索性放弃。后来没再学过。梁晓声觉得,自己学电脑的唯一目的就是打字,但年龄摆在这里,写作量只会越来越少,“可能以后不写了,就不用学电脑了”。

最近,为了防止脑供血不足,医生让梁晓声每天吸几次氧。晚上那一次要花一个小时左右,举着书看太沉,只好刷短视频。换一种方式关心近处和远方的人世间。他看养花养草、小猫小狗,从自媒体博主采访工人的三言两语里,窥见时代关切的根本不同。

站在晚年回望自己的写作生涯,梁晓声认为,只有写作这一件事,是他“只能做”而且“唯一能做好的”,因而投注心血,因而感到得之我幸,当作毕生事业。

各自的时代里,“人应当如何为人”,是梁晓声永恒的书写主题之一。近几年的集大成者,当属两年前那部被改编成电视剧的鸿篇巨制《人世间》。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工人下岗、棚户区改造……这部囊括大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与百姓生活图式的史诗,描述了一个距今日年轻人相对遥远的世界,但梁晓声用笔墨让周家子弟在历史洪流里重新活了过来,在平实的语句里,重新连接当代人的精神。

写作40余年,梁晓声笔下未曾有过英雄式的主人公。从最早的“知青写作”,到东北城市工人阶层的悲欢离合,他擅长用文字修补从今天回到过去的道路,从尘土里打捞起那些闪闪发光的价值,那个被苦难和动荡冲刷过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有信念的时代。

很容易推测梁晓声是性善论的拥趸,至少,他相信心灵与精神能冲破肉体和环境的桎梏,抵达更遥远、更广阔的地方。

可梁晓声绝不希望读者只将他的故事视作现实主义。多年来,他描述和竭力传达的,一代人的激情与勇气,守望与理想,更多不是现实的镜子,而是现实的愿景。

在梁晓声看来,人类文化有众多重要的使命,其中之一就是书写平凡和善良。这是一种作家本能的悲悯。他始终觉得,人的精神韧性,不会脆弱到被外部世界那些苦难与荒凉扼杀。

“文学要表现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尤其要表现人应该是怎样的。”归根结底,世间的人,应当何为?


人如何成为人

生于1949年9月的梁晓声自称“共和国的同龄人”,仅在前半生,他就亲历了新中国变革与激荡的50年,从上山下乡到三线建设,从改革开放到工人下岗、反腐倡廉……世界剧变的秩序,也不可避免地在他笔端留下痕迹。

可他倾注笔力之处,最多的不是苦难岁月的皱纹,也不是波澜壮阔的时代形态,而是于人世间微处生根发芽的拳拳真情。

梁晓声在哈尔滨一个工人家庭长大,他儿时住的社区,就是《人世间》里故事主要发生的“光字片”,分别按照“仁义礼智信”取名。那是那个年代推崇的主流价值观,也构成了梁晓声观察人世间的重要窗口。

不过,他的童年,几乎是必然地经历过一些贫穷与窘困。散文集《人间清醒》里,梁晓声忆述自己儿时住在地窖一样的阴暗小屋里,“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梁晓声认为,自己与兄妹五人,是“扯着母亲的破衣襟成长起来的”。

但正是在这样“穷愁”的童年里,梁晓声从父母身上学会了一些为人处世的基本价值和伦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天,梁晓声到母亲工作的厂里,爬上那儿的榆树,撸了一口袋榆钱儿;回家路上,却被一群饥饿的孩子抢了去。

梁晓声向母亲哭诉,母亲却对他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口袋呀!都是孩子,都挨饿……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事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先就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

劳动人民有他们自己由时代土壤里长出来的生活智慧,人本能的良知、温厚、德行,承托了梁晓声对这个变动世界的感受,润物无声。

高中毕业后,梁晓声赶上上山下乡运动,并在黑龙江北部的“北大荒”度过了整整七年。这期间,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向导》,并借此被一位前来招收工农兵学生的复旦老师招入复旦中文系就读。

梁晓声就此成为一个写字的人。

八九十年代,梁晓声创作了许多以北大荒为背景的故事。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故事里,他描述在冷冽年代里热血沸腾的青年,描述被外部动荡分离的爱情和亲情,以及最重要的,支撑生命与人性光泽的坚韧、良善与正义。

他真正关心的是,具体的个人,在具体的处境里,如何激发出人性深处的精神潜力与心灵魄力?越是生活困窘的年代,越是世界巨变轰鸣的年代,人越应该抓住和坚信那些真正不该放弃的东西。

1977年,大学毕业后,梁晓声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做编辑。“最初的想法非常质朴,就是希望以后能做一个喜欢读书,业余时间可以写一点作品的从业者”,后来“一不小心”获奖,再到加入作家协会后,“实际上你就已经是一个作家了,别人也把你看成一个作家了”。

写作可以是一件庄重的事,但它并不神圣。对梁晓声而言,写作更像是手艺活儿,把基础的小事慢慢做好。就像他坚持用平凡叙事刻画的那些宏大时代,作家真正应该去描摹的,是时代肌理里具体而微的情与义。

同时代作家叶稚珊曾撰文描述她见过的梁晓声,北京作家们出发开会前聚集首都机场,“无论是在贵宾休息厅还是在普通候机大厅,只有晓声从不用拉杆箱,从不西装笔挺,他拿一个最普通的超市赠送的布袋,没有杂物,里面放一个一看便知用了不短时间的枕头,另一个护颈的圆枕提在手里或干脆架在脖子上”。

勤勤恳恳写了50多年,名与利写出来了,国民度也写出来了,梁晓声却未曾在文坛替自己谋个一官半职。他得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我”作为一个人的原貌,谨记和抓牢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抵抗生活不断向自己抛来的纷繁的拉扯与诱惑。


此心未歇

这样一个梁晓声,对“这一代人”之类的说法持抵触态度,就在情理之中了。

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老有人在他面前硬要他谈谈“这一代年轻人”,他甚至曾直接将人轰走。他不明白,为什么媒体和外界总是要求一个老人来谈论年轻人,“你们自己看不到吗?”

在梁晓声看来,不同时代的人兼具共性和特性,而身处其中的人,更不能用群体草率概括。都在说“这一代年轻人”不结婚不生育不买房,梁晓声却一连掷出几个反问:“买哪里的房?多大的房?真的是这样吗?”

他曾经历过群体意识强烈的时代,却始终看得见个例和特例。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敏锐,贴身细嗅感知到的真实,与被数据和流行文化筛出来的真实是不一样的。

作为北京语言大学的老师,梁晓声带过的学生不胜其数。除了学校里的学生,外面的后辈,大都也发自内心拿他当老师。

在2023年完成的中篇小说《遭遇“王六郎”》里,梁晓声描述了身为作家的“我”,偶然认识了一个爱写诗的少年“王六郎”,在后者的屡次拜访中,渐渐了解这个文学青年如何处理自己的同辈、家庭与爱情难题。

“是不是真的?”我问,书里的很多故事,生活化十足,看起来都像今天流行的“非虚构”,也许添兑了点儿梁晓声自己的真实历见。

他却摆摆手,“都不是”。他不断强调,力图将小说的真实与纪实层面的真实区分开来。他写现实,但也写现实的寓言,《孤独的清醒者》里,还能读到一个类似卡夫卡的现代故事。

不过,梁晓声自己其实曾在其他地方提到过,多年前,他的确认识一个“写诗的青年”。梁晓声给后者的诗写过评论,在青年陷入困境时提供帮助。有一年,青年告诉梁晓声,自己家里的麦子要收了,只有老父亲一人收麦子,梁晓声让对方赶快回去,还愿意给那孩子出车费。可过了一段时间,青年又出现了,“他说,我在考虑我的诗”。

这让梁晓声很光火,他回忆道:“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在远方跟我们有亲情关系的人,尤其是老父亲在家里收麦子。”

他真切地将自己带入青年的情感与文化语境里,体会他们的处境。编辑刘钊认识梁晓声六年,自己也在这六年间跨过了“而立之年”。近几年,梁晓声常替刘钊担心他的“个人问题”,比如婚姻、买房。他们并不经常见面,一年也许见一两次。我们的采访结束后,梁晓声还不忘给这个年轻老友近日的忧虑出主意,还有心里一直记挂着的出版社的危机。

如何对抗纸书行业的式微、如何理解AI,这些都是太大的话题,但眼前具体的人,具体的细琐的烦愁,是可以通过言语和会面描摹的,一字一字,能让人感到踏实。

恍惚有一种感觉,这次来拜访,虽然让梁晓声疲惫,但他其实也暗中准备好了一些出于责任或情感的关切。事实上,认真产生过交流的每个字句,都流经他心,被他咀嚼和思索过。

他想,人到晚年,自己大抵没有感受过那种惶然的孤独。“我就是一个老者,(再过几年)我也不写作了。我在有些地方看到一些老人,他们非常安详地坐在家门口,或者坐在什么地方的椅子上,那么望着街景,你要问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可能也没在想什么,他们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放空,也不必去旅游,我觉得那样也挺好。”那是梁晓声向往的一种宁静的状态。

告别前,他还转头问我们这几个年轻人:你们“只能做好的那唯一一件事”是什么?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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