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创意图（制作/施泽科）

前不久我去北京参加了一场婚礼，见了一个朋友，被震撼了两次。

婚礼是传统样式，也颇为用心，我们在现场交上份子钱，向幸福的新人表示祝贺，一切本来都很正常。直到婚礼结束，夜色升起，同行者告诉我，这是她第二次结婚。上一次，只领证没有举办婚礼，不久就离了。

第二天，我与另一朋友见面，他在前年刚结了婚，这次我问起两人近况，他说自己已经分手了。

等等，“分手？”不是离婚，是分手？

“是的，是分手。办了婚礼，没有领证，后来分手了，现在又谈了别人。”

“那你和现在的还会办婚礼吗？”“不会了。”

“对方能接受吗？”“接受。”

这意外的人生故事，和几年前另一位朋友的婚姻如出一辙。当年，她在老家办了亲朋如云的喜庆婚礼，后来再去北京她家里，结婚照上却是另一个人。

自然困惑。后来得知，他俩在筹备婚礼期间分手，可这时请帖已经送出去，家里要求婚礼如期举行，已经分手的两人于是被迫上演了一出假戏；结束后，立马分道扬镳，各寻新欢。

这些事情带给我的震惊在于，当事人可以做到，把感情和仪式，把里子和面子彻底分开，仪式做给外人看，自己的生活，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在情感上并不委屈自己。他们对传统的策略性妥协，看似是退让，却也是在最小阻力地活着，不愿去太用力地对抗。

仪式和生活实质的分离，折射出社会纽带的深层演变：爱情不必然通向婚姻，婚姻也不见得要通过社会仪式来开启，那些曾将人们紧密联结的传统契约，瓦解了，新的东西正在生长。

婚姻、爱情、婚礼

时至今日，在传统保留较多的地方，一纸结婚证在人心中的重要性，仍远不及一场婚礼。往往是当婚礼礼成的那一刻，两个人的婚姻才确认，家庭才成立。

仪式的作用自然重要，婚礼是对婚姻的社会承认，也是合法性确认，所谓“明媒正娶”，没有婚礼，没有仪式，是不能宣告自己道德而体面地组建了家庭的。此外，它更是人们参与社会交往与互动的焦点，这次我家办事，你随了礼，下次反过来，如此，联系得以维护。

当代人远离家乡，生活孤独，与亲朋联系少，又多嫌麻烦，婚礼已大大简化。这几年我所参加的婚礼，大多归于简单，流程上只保留不能再删的几样，这样的变化，缓慢发生，并不剧烈，似乎不足以引起认真思考。

但最近几位朋友的人生故事提醒了我，这并不只是程度之别。婚礼与婚姻分离，意味这样几件事：一、婚礼的功能越来越弱，只是对婚姻的礼仪性祝福和社会宣告，早已没有能力为之加持合法性。二、人真的从亲缘社会秩序里脱离出来，只为自己而活了，婚礼和婚姻都服务于自己，而不是反过来。三、由婚姻而结成的家，如果成为个人的路障和负担，那么完全可以避开或放弃，不用再背负过去那般沉重的包袱。

我曾听闻一位老人说：结婚怎么可以不办婚礼？办了婚礼，离婚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会多少有点心理压力，那么多双眼睛都曾经看到过。

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周围有那么多眼睛盯着你。它们对人的行动和选择不仅是规约规范，也是支撑。人或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总还沿着那些眼睛所期待的方向不出大错地向前走着。在结婚这件事上，什么时候该订婚，什么时候该提亲，什么时候办婚礼，怎么办，全都按照既定的习俗习惯在行进。你就是要这么做，没有那么多选择的空间，再传统一些，连说不的可能都没有。

什么是现代？现代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不再有别人的眼睛盯着。如果那双眼睛没有边界感地伸了进来，你可以马上关起门，将之挡出去，而门内的事，一切都要靠自我决断。

在这个意义上，婚姻是一场私事。没有千百只眼睛的分量，轻盈了起来，但也因为失去了支撑，当整个社会的重负压下来，就会成为个人难以承受之重。

首先，从谈恋爱开始，什么时候确认关系？双方相处的分寸怎么拿捏？谈多久该考虑结婚？要不要买房？婚后如何与对方父母相处？要不要生小孩？生了小孩要不要叫老人来带？叫来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没有个人空间怎么办？家庭生活和工作怎么平衡？小孩应该如何教育才对他好？

进入家庭是一连串问题清单。个人不生产这些问题，却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如果希望考虑得清楚、处理得明白，进入婚姻和家庭的动作就会缓慢。许多重大的人生事项，人们做决定时都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糊涂，像是无力思考下的赌博。哪怕一时回避了问题，问题迟早也都会找上门，变成家庭生活的愁绪。

东亚的强互动文化、无孔不入的干预、上养老下养小的负担、不断增加的教育投入……对到了适婚年龄的一代人而言，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尽管很真实、很坚固，但不一定会被要求他们进入家庭生活的上一代人理解甚至感知到。

上一代依靠传统的生存经验催促子女成家立业、要求按月给家用时，家庭的优先度排在个人之前。他们的小家庭、小家族、小亲缘共同体尚能给他们以支撑，但到了他们的子女，早已是孤零零地被社会拉扯得筋疲力尽。对他们来说，组建的小家不一定是温暖的避风港，也可能是永远还不完的账单，难以独处自乐的将就凑活。

那些推迟了婚姻进程的人，也许在无数个夜里，都反复问过自己：我真的能行吗？他真的能行吗？如果稳定的工作很难再“可预期”，如果收入没有保证，拿什么去支撑一个家庭？拿什么去保证孩子的教育和生活？也许，就是那临门一脚的犹豫后，最终还是放弃。

家庭—本最稳定的亲密关系形式，在独自面对超不稳定的社会变动时，既有可能是人最后的庇护所，也有可能是最先解体的地方。如果它能够给予个体足够的支撑和支持，就是正面的、积极的、可亲近的；当它成为个体的负担来源，家庭也会是让人远离的地方。时下的人更愿意相信：自己活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新关系的兴起

当所有的问题都个体化了，所有的希望也都个体化了。现代人为爱成婚，理想图景是，两个独立且自由的人，相互尊重，彼此了解，充分信任，好上加好，从身体到心灵，从情感到理智，亲密关系是全方位的。

自由地结成关系，意味着可以自由地退出关系。这种理想图景惠及和吸引那些进退自如的人，或希望进退自如的人。比如城市女孩。只需再稍早一点，她们还绝不拥有对身体和性的自主权，在结婚前，那属于父亲的家庭，在结婚后，属于丈夫的家庭，唯独不属于她自己。但现在，仅仅出于对情感的渴望，她们如己愿走进婚姻，婚后，也可以出于对情感的失望，选择出走，还会成为被追捧的社会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如今这个在流行文化上赞美爱情、追捧爱情、教人渴望爱情的社会，怎么可能还一定能保持数据良好的婚姻状况呢？既然人们喜欢说，婚姻要么是爱情的坟墓，要么是爱情的升华，总之，不能再是爱情本身，那么走低的结婚率和走高的离婚率，的确是婚姻的失败，但那个只为自己活的个体却胜利了。这是受到欢迎的现代文化逻辑下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

无选择，不自由。哲学前辈萨特对人生的经典形容是：人投入生活，给自己画像，除了这张画像，什么都没有。现代人虽然“自由”，但也必须去做些什么以成为他自己，否则就如一张白纸那样面目模糊，所以追寻自我会是困扰我们的永恒问题。是在一次次选择中，人才确认自我的样貌—去吃中餐还是西餐、留下加班还是赴一场约会、告白还是保持暧昧、分手还是坚持、结婚还是继续同居、在外工作还是回老家，现代人的生活不再是规则明确的规范化日常，只有恒常变化的不同情境。

从这里，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看到了当今人际关系的重要特征：消极关系的大面积兴起。过去，人们之间的纽带是明确的，界限分明的，每种情感也拥有确定的名称：爱情、友情、亲情。

而什么是消极关系？伊娃·易洛思认为，消极意味着一个人因为他自身的欲望结构而不想建立关系，或不能建立关系，自我逃避了承诺的机制。人们在不做出承诺的情况下，结成各种短期的人际联系，在自由市场上被商品化的过程中，亲密关系成为了一个可以随时选择、随时退货的东西。

如果说，积极关系是围绕着明确的规范、愿景被组织起来的，那么消极关系之所以消极，则是因为情境未定，或者是因为关系中的双方并没有按照某种应然方式去互动。

这是给我的信号吗？对方的回应是什么意思？我该怎么行动表示？这些问题每天都在困扰和考验着处在人际关系中的人们。双方都是自由、自在、自主的人，双方都不再遵循某种强制性的规矩，人际关系目标和定义开始多样化，新的人际规范模糊，对于结合与分离，没有明确的规则。所以，萍水相逢的任何两个人，要建立亲密关系，都要经历不断地试探，以碰撞出对方的界限和规则。

而与此同时，退出和不选择，也成为人们处理关系的重要方式。它的心理机制是：以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名义，拒绝、回避或退出自己本面对的承诺、羁绊和关系，通过否定别人、无视别人来肯定自己。这是伊娃·易洛思所说的，要通过“选择不选”来确认自己的主体性。

处在这样的人际纽带中，其他人只是用来表达、确认个人自主性的方式，是对自我意图未定状态的感知，或者更直白地说，也是用来填补他的空虚的填充物。既然本来就不是冲着承诺去建立关系，那么退出，也就成了比解决问题更常被选择的轻省方式。

在这位冷静的思想家的眼睛里，如今的社会，恐怕也谈不上什么爱情的胜利，更可能是家庭和爱情的双双滑铁卢吧。

但她的洞察提示我们，关系伴随着一套规则，即一种可预期的行为方式，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则和框架，关系会让人无所适从，面临消散。亲密关系正经历着的规则重塑，不仅在影响人们如何结成关系，也在影响着人们如何维持关系。

家庭内的个人空间

在大同订婚强奸案的舆论旋涡中，（支持）男方和（支持）女方显然处在两种规则里。一方是根植于传统婚俗的“订婚即默示同意”观念，另一方是现代刑法确立的“性自主权绝对原则”。法律保护了女方的规则：每个人对自己身体拥有绝对控制权，任何情况下，以任何身份、任何方式发生性关系，都不能违背女方的意志，而不论她是否订婚，是否结婚。

类似的法律和文化改变，在全面改写男女相处的规则，重构两性互动的方式。当“拒绝权”被交还女性，当自由的、自主的女性进入亲密关系，她开始学会主动，尝试掌握自己的规则，而这会让停留在传统脚本里的男性捉摸不透。“女方含蓄婉拒—男方持续进攻”的求偶策略已过时且失效了，以及那些在模糊地带半推半就的情趣游戏，如果没有得到当事人的明确同意，则充满风险。

同样的变革也在家庭内发生。在传统家庭结构中，性别区分是确定的，性别分工是确定的，地位差距很多时候也是确定的，所以相处规则和相处模式是确定的。一般是男方发起，女方回应，男方是挑选者和追求者，而女方允诺或拒绝。

当她允诺之后，她便进入了家庭，成为一个照护者、打扫者、养育者，多数时候，也就被禁锢在了家庭里。家是男性稳定的后方，却是女性毕生经营之所，就像波伏娃所写的，“男人不大关注自己的内心，因为他接触整个宇宙，而且因为他可以在计划中自我确认。相反，女人禁闭在夫妇共同体中，对她来说，是要把这所监狱变成一个王国”。

一个想要逃离家的人却事实上是没有家的。传统中的女性，在出嫁之前，她的家从来就不是她的家，她是给别人家预备着的待嫁之物，不必穿好的、吃好的，用好的，从家庭的立场来看，给别人家养孩子的行为也实在是浪费，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事务和劳动不仅是繁重的，也是应当的。

但现在，她们已不能满足于此。这些和男性一样自由、自在、自主的人，对个人空间和自我成长提出了更多要求。有人办婚礼但不想领证，有人在婚后依然保持精神独居，最近的微博热搜内容已经在热烈讨论夫妻俩在空间上各自独居有多爽，“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婚礼上的祝福语，而那些不愿结婚的女孩，则宣称要“嫁给自己”。即便是愿意步入婚姻的，举办婚礼也不只是为了完成必要的仪式，更是为了在这一天成为最耀眼的自己，在爱人、在世界面前绽放独特光芒。已婚的女性，也不能满足于围绕孩子和家庭打转的窒息生活，要保持工作、不放弃职业发展，以作为自己的安全保障和精神上的喘息地。

这些选择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诉求—保有对生活的掌控权。人们越来越在意给自己多留些后路，保有可转圜的余地、可更改的路径、可跳跃的领域、可把控的自主时间、始终清醒的自我意识。当亲密关系和家庭要吞噬这些腾挪空间，宁可保持疏离或直接退出。

基于契约的婚姻无法满足自主性的需求，因为它提供的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制度框架。契约能规范的只是关系的表层，起到兜底作用，它为双方权益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时，也增加了关系的退出成本，反而可能让人不愿意进入。它既不能满足对情感深度的渴求，甚至不能提供足够安全感。

越来越多的人在婚前订立协议。我采访过一对离婚律师夫妇，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大量一地鸡毛的离婚案让他们看清，现实中的婚姻涉及一系列权益、风险、经济问题，只有感情而没有智慧，是无法应付许多处境的，而好的亲密关系，须以那些“不谈感情”的时刻来站得更稳。

以他们所见，如今的女性恐惧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想要平等、自由、自主的现代婚姻。所以他们很倡导婚前协议，“走进幸福之前，要想过最糟糕的结果”。

在他们看来，传统和习俗都在崩塌，人们对婚姻的共同规范已经没有了，要想再进入婚姻，就需要双方在支离破碎的废墟里，重新形成共识。也即是说，在一个小情感—责任共同体中，重新形成两个人的规则。婚前协议正是在人际废墟中的一种新生之物。

能独处，才能爱

在形成自己的契约这件事上，法律从业者比社会学家更乐观。如果是伊娃·易洛思，她会对此说：的确，更细致的契约在形成，但它不指向希望。契约能规范的是一个很薄弱的范畴，关系中最关键的层面是无法被契约化的，更无法规范情感的流动。

人的情感状态被其存在状态塑造，人们的存在状态已然是这么的破碎—过度的欲望，分散而游离的注意力，模糊的面目，困惑的目的，幻想式的欲求—和自己失去了联系，却在网上“永久在线”。繁盛的恋爱综艺和情感产品，只是在制造亲密关系的虚假饱和感，其实大家早已虚无疲惫。

而对此，爱的大师弗洛姆不能同意更多。他的诊断是：人们往往把那种如痴如醉的强烈程度当作是强烈爱情的证据，而实际上这只不过表明了这些男女先前是多么孤单、寂寞、无聊而已。

事实是，人们逐渐丧失了与自己相处的能力。缺爱不是因为缺少爱的对象，而是源自矛盾和混乱的意志，一方面渴望亲密连接，另一方面恐惧失去自我。爱本应是两个完整个体的相互滋养，却常常沦为两个匮乏者的相互索取。

这是无论男女两性，都要面对的难题。在情感中，依赖性不来自经济地位的不独立，而来自没有爱的能力。

仍然是弗洛姆。他说，你们都误解了爱，爱不是一种状态，爱是一种能力，当我们不断寻求外部连接来逃避内在空虚时，爱的能力便难以真正发展。而独处能力是爱的先决条件，能安静地与自己相处，不依赖外部刺激，才能好好地爱。

在《爱的艺术》里，他有一段精彩的话：“最重要的是学会一个人单独地待着，而且不看书、不听广播、不抽烟、不喝酒。有没有集中的能力，表现在能不能单独地待着，而这种能力又是学会爱的一个条件。正因为我们不能自力更生，所以只能把自己同另一个人连在一起，这个人也许就是我生命的拯救者，但是这种关系同爱无关。”

他的意思和伊娃·易洛思何其相似，如果个体不能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亲密关系便会退化为确认自我价值的工具，这正是“幻想式欲求”的心理机制—我们爱的不是对方真实的存在，而是对方能满足我们某种需求的幻象。

但也许爱的困难就在于此，包装成爱他的自爱，普遍又真实。亲密关系的发生依赖于这种自我投射，如果还想健康一点儿，则需要对此有一点儿清醒的意识，从一个“我爱，因为我被人爱”“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的嗷嗷待哺的幼儿，成长到“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的成人模样。不过，不以为意的当代人也许对此不屑一顾：如何呢，又能怎？

行文至此，这场关于家的讨论似乎已经无关家了。家应当是让人怀抱着爱而生活的地方，如果最后能回归对爱的讨论，那就完全不算离题。